乔安山，雷锋的战友，与雷锋一起入伍，他们同在一个班，同驾一辆车。1962年8月15日，两人执行任务回来，乔安山在倒车时，无意中撞倒一根木杆，正巧打在指挥倒车的雷锋的太阳穴上，经抢救无效，雷锋牺牲了。自此以后，乔安山以雷锋精神为楷模，在上世纪80与90年代，依旧在市场经济变化的浪潮中坚定地以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为自我激励，传承着雷锋的精神衣钵。
《离开雷锋的日子》即是记录乔安山这些学雷锋故事的电影，不同的是，这部电影反映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经济浪潮扑面而来之时雷锋精神与改革初期金钱至上及盛行的利己主义之间的冲突。
雷锋生于1940年，殁于1962年。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并为此题词。同时期大多数领导人都对雷锋有题词，其中以当时身为副主席的林彪的题词最为突出“全军同志都应当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日后更是成为影响一代人的楷模。雷锋日记和关于雷锋的电影在当时罕有中国人没有读过或看过的。
但也有海外的史学家怀疑，《雷锋日记》是造假或是被大量编辑和篡改过的。包括雷锋的事迹近年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这些怀疑有其合理性,雷锋的日记的确超过他的文化水平，他的一些事迹描述也的确存在不合理或前后矛盾之处。另外，雷锋之所以会在牺牲半年多后被举荐为全军甚至全国的模范，也可能与当时把持军队权力的林彪向毛表达“无限的忠诚”有关。这个时间正处在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筹备阶段，3年多以后，文革爆发。
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雷锋所处的年代，也应该会造就他的思想。雷锋是贫苦农民出身，他对党的感情与忠诚应该是真实和不容质疑的。建国初期的巨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也完全可能使得在青少年时期的雷锋培养起崇高的革命理想。这种在蓬勃发展年代孕育的伟大革命理想，完全有可能促成雷锋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雷锋应该怀着深深地对“新社会”感恩的心态，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这种感恩的心态正是他乐于助人的一种原动力。尽管也有人怀疑雷锋可能存在要荣誉这样的虚荣心，但这对一个20岁的年轻人而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缺点，何况，雷锋所获得荣誉可能也更加促使了他继续去做“好人好事”。但雷锋日记并没有描述在大饥荒年代（雷锋死前几年，正是大饥荒发生的时间）的情况，这很可能是在编辑中被删除或是与当时军队的供给有保证有关。
乔安山所处的年代已经完全不同，旧有的价值体制已经被完全摧毁，几乎已经没有人再相信“雷锋精神”。乔安山救助车祸受伤的老头，差点被人栽赃；在荒郊遇到卡车轮胎被陷住，村民更是提出了1000块才能获得帮助的价码。但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80年代与90年代，也应该是一个价值观摧毁之后再重塑的年代。雷锋精神中的一部分已经过时，至少它的营养已经不需要再从毛选中去获得，或是和平年代的所谓革命精神。但雷锋的人道主义精神事实上却在21世纪继续获得了重生。这种精神正是以人为本、相互体谅以及对生命本身的关怀。
雷锋曾经被神话成一个神，并且在政治舞台上任意地被曲解。但回过头来想，雷锋是既得到左派，又得到右派认可的一个人，之所以如此其实并不难理解，这仅仅是因为雷锋就是一个人，一个好人。雷锋的这种“好”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
假使《离开雷锋的日子》能晚拍摄几年，或许会注入更新的理解。去掉政治化的雷锋，他的精神也应该会更为长远。在中国改革30年之后，人道的精神已然在不断地复苏，它的本质乃是我们这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复苏。对于“好人”的理解，古代或现代，东方或西方，其本质本来也没有多少区别，正如人类对道德品质的相通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