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不关注历史的，生活在变动的历史中，即使精神逍遥如庄子也无法回避对历史的认知。在他汪洋恣意的《庄子》一书中，我们仍可以从他洒脱无端崖的文辞里寻找到其历史观的踪迹。本文就是从其《缮性》篇来简单探讨庄子对历史的看法与态度。

　　一、“今不如昔”的退化史观

　　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人们普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进化史观，肯定社会的发展，认为社会是在进步之中；一种是退化史观，认为社会是在倒退与消亡，正日益走向覆灭。两种观点的人，前者态度是积极的，而后者则是消极的。在先秦诸子中，他们的历史观有些是从肯定的方面出发，譬如孔孟，在尊古、复古的同时抱着积极入世改造的理念，促使社会进步；而有些则是从否定的方面出发的，譬如庄子。

　　在《缮性》篇里，我们可以看到庄子他将历史的盛世放在过去，放在五帝之前更久远的混沌鸿蒙、淳风未散的远古时代，认为那时才是“至一”的理想社会，他认为历史后不如前，今不如古，可以说，他是秉持着一种“今不如昔”的退化史观。

　　庄子认为三代以来道德日衰、性情分离，从燧人、伏羲时的“顺而不一”，到神农、黄帝时的“安而不顺”，再到唐、虞始为天下后的“去性而从于心”，“文灭质，博溺心”，天不胜人，天人倒置，以天道否定了人道，“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大势已去，社会历史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对私欲与物质的追求混乱之中，从此再也不能回归到安定的、“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的世界里。

　　他肯定泰初，痛心现今；肯定朴一，置疑区别；肯定自然，否定去性；他尚质尚无，追求“莫之为而常自然”。在这样的价值立场上，他认为社会的演变历程，是一个道德不断衰败的过程，世道交相沦丧的过程。

　　庄子是具有强烈历史感的，他按他的想法虚构了一套与时俱退的历史观，但是事实上，庄子并不是在真实历史的意义上考察人类生活的演变，而是，从反省人类文明建构的角度提出了这样一种具有悲观色彩的消极历史观。他的历史观蕴涵着强烈的生存困惑和悲怆感，饱含着浓浓的怀古伤今之情，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二、“知恬互养”的自然主义

　　在一个道失德衰的时代，人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历史，并在这样一个倒退的历史环境中获得真正的解脱与自由呢？庄子给出的答案是效仿古之治道者、古之人、古之隐士、古之存身者、古之得志者，修心养性，“莫之为而常自然”，知恬互养，穷乐无忧。他认为人要智慧与恬淡互相涵养，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主张顺应自然，追求虚静无为。

　　庄子是遁世避世的，隐士思想非常重，但，“隐故不自隐”，相比于隐身，他更重视隐心。心隐而身不隐，“身在闹市，心在山林”，这就是庄子式的隐。他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己又何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故曰：正己而已矣。乐全之谓得志。”

　　隐士之所以要隐，正是因为时遇和命运乖妄、背谬。在如此的历史环境下，要保存自身，不需要用辩说来巧饰智慧，不需要用智巧使天下人困窘，也不需要用心智使德行受到困扰，只需要巍然自持地生活在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返归本性与真情。历史的车轮载着日益纷乱繁杂的私欲俗学向前滚动，世道不济之际，庄子认为唯有守真自适方能不伤道、不伤德；在精神自由无待的状况下，才能保有最初的性情。所谓“正己而已矣。乐全之谓得志”，我们只要端正自己、保持自身内心纯朴的心性，自得自适也就可以了。“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

　　可世人逐物趋俗，“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而不自知，倒置之民越来越多。面对现世的黑暗，历史的倒退，让庄子将心灵的自由与适意无欲提高到了无与伦比的位置。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使得他的历史观不仅是消极的，而且也是超历史的、非历史的。在《缮性》篇以外，《庄子》一书中，我们随处可见他的虚构，在他那里，社会是可以不存在的。他不仅解构是非，而且也解构了社会，更注重于个人。他心中最高的理想，不是老子式的“小国寡民”政治理想图，而是“知恬互养”的自然主义，是“齐物我”，“忘生死”，以达到物我两忘，万物齐一的超然境界。

　　三、庄子史观生成的根因

　　如前所说，在庄子看来，自燧人、伏羲以降，社会发展到了“离德以善，险德以行”，“文灭质，博溺心”，世道沦丧的田地，而且并没有任何好转的趋势。人们都为私欲所蒙蔽，天性污损，执迷于俗学俗思。他深刻洞察了欲望对灵魂的纷扰，世俗观念对心灵的污染。当天道失其自然，万物失其本性时，人的贪婪便会无限攀高，人的智慧则成了为虎作伥的工具。“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高官厚禄，世人都趋之若骛。他对当时的社会非常失望，对社会充满了怀疑与不满，同时，对世事的无常，对于百姓的疾苦，都有切身的体验，也因此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所崇尚的思想文化有着清醒深邃的认识。

　　从《庄子》一书中我们隐约可以见到庄子身世的信息，他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他有时靠打草鞋过活，还曾向监河候借过米，见魏王的时候穿的是补了又补的粗布衣，草鞋上的带子也是断了又接起来的。庄子只做过管漆园的小官（漆园吏），但时间不长就归隐了。他的亲身经历，让他更深刻体会到了在社会变革面前的无能为力，但他也不愿受当时统治者的拉拢，表明了自己的品格和高傲精神。他一方面对传统和现实深深不满，时时发出尖锐的批判和愤怒的抗议；另一方面，由于无力改变现实，所以只能“颠覆传统”、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安慰。

　　庄子的人生观是出世的，他最向往的人生状态就是逍遥游的状态，自由无待、与物齐一，应该说庄子对于命运是消极的，不抗争的，从而使他的历史观也是消极的。放眼望去，有记载的历史都是在倒退沦落中，所以，他将理想社会放到了混沌之初，认为那时是纯朴的、和顺的美好所在，而不认为理想社会会在某个将来实现。他对现实的失望是如此深刻，以致他不再关注社会，而是更加重视个体的精神自由。他看淡了一切，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的，他追求的极致自由，其实是把个体消解了，是顺从自然而得到的，而并不是改变命运而得到的。

　　总而言之，庄子的退化史观，他的自然主义，都是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后的一种消极思想反映，也是无奈却又别具一格的精神创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2000年6月第2版

　　蒋重跃《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文史哲》2004年第4期

　　朱鸿、陈鸿儒《庄子的人生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