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河网血脉

在西马拉雅之东，太平洋以西，中华广袤大陆，之所以形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大帝国，数千年一系贯串，合而分，分而复合，在世界历史上也成为一个罕有的集国家与文化为稳定的统一共同体，除了其大陆山系的基本地理条件之外，在其内部，则由于有一网状河流水系，犹如血脉，而将广大陆地连结为一体。这就是：在中华腹地，北有黄河水系，南有长江水系；江河之间，是淮河和汉水，而将江、河两系连为一系。中华文化及国家最初就是在这一河、江体系中组织建立起来的。以后，逐渐扩展，极南展于岭南珠江水系，极北展于辽河黑龙江水系；旁及于西北、西南诸水。

国家是一个无形的组织体系，如何组织？首要的便是要借助有形的交通连结。在古代社会，分为陆交与水交两系。陆交稳固、可靠，而局限在于：一者难以克服山势河川之天然阻隔，二者难以大规模组织运输。

与此相比，水路交通运输就要优越得多。平时，可以便捷地将全国各地的粮物转输京都，而有效地支撑国家的力量集结于京师，成为足以控制全国的组织力量；战时，可以大规模地转输粮草物资，做军队的后勤保障。灾荒年间，又可调拨粮食救灾。

就此而言，现代人已十分陌生了的一个词，“漕运”，在传统社会，却的确为国家的命脉所系，那日夜不息流淌着的江河，正犹如植物的导管、动物的血管，是维系生命机体的网络，须臾不可缺失。

46、山以隔，水以通

山以隔，水以通。山以立，水以行。隔而后通，立而后行。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向依为基准的治道。

山为依傍，为屏障，无山不立。水为血脉，无水不活。山不转水转。山一定不能转，山转则根基动摇，失去国家借以立基的依凭和意识借以立身的常道，世道必乱。魏晋南北朝，三百年间为乱世，从意识层面看，乱就乱在失去了统一人心的常理常道。人心乱，社会失去统一的价值理想，世道必乱。五代乱世，及宋的软弱无力，从地形的角度看，根源只在后晋石敬塘将北中国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使得中原失去一向依为屏障的北部东西一线山势防线，无险可守，无山可恃，而让对方抓住中原卧虎的顶花皮，从根本上陷于被动。

既有依山建都立国成功的例子：都在长安，而依陕西盆地周遭四面全包围山系为依凭；都在洛阳，依北西南三面半包围山系为依凭；都在北京，依北西两面山系、东面瀚海半包围桶状地形为依凭。这样的地形，站得住地步，立脚稳固。是山给人提供的条件。

但是，若得长治久安，尚须身在基地，而伸长臂撒巨网于天下，将天下网入掌握之中。否则，居高而不能临下，依山而不能临水，则此高、此山，便适成自绝之地，坐待枯竭，亡运必不可免。以战阵为比，马谡当年失街亭就是这样败亡的。再以四川为例：因为巨山所包围，四川具有上好的独立的品格，而却不能伸巨掌于山外，掌握天下，结果便反被陕西、河南、北京轮番所掌握。天下一乱，四川便率先独立，不与外事；天下一平，四川又乖乖回到统一的怀抱，每次不超过三五十年。而且常常是屈身自缚以降，少有顽强不屈象个样子的抵抗（也有例外，如抗击蒙元）。

四川从来不曾有过天下之志，只成为中原败亡以后的逃地。与此相反，陕西、河南、北京、南京，甚至包括一隅之地的山西，则从来都蓄有天下之志，窥伺、觊觎着天下的动静，以图得逞于一时，执天下之牛耳，而天下也就果然依次由他们轮番来掌握。有什么样条件，方立什么样志向。这除了这些地方的山形地貌可资倚恃之外，当隔则隔，当屏则屏；此外必不可少的还有，是要具备陆路、水路的交通条件，出入吐纳，全然不滞。陆路出兵，水路漕运，粮草兵马并行，势不可挡。尤其在太平时期，国家机器日常运转，水路更具有大动脉的意义，成为维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两项工程便成为事关国家命脉的工程，历来被放在头等大事的位置，历代续修不辍：一项是修筑长城，一项是修挖水道。

修长城，旨在完形山势，以备国防。修水道，旨在完形水系，以备通转，组织地方，统一全国。都是在延伸自然，完备自然，使自然与人事完全协调、契合为一。

这样，在人与自然的协调运转中，二者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其根本的分界，人事也就是自然，自然也就是人事，自然获具浓重的人文的意义，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看上去都像是人；而人文反过来也获具自然的意义，或战或守或温或酷，对外对内，就都不是人自己一己之主观心思，而却是替天行道，代天立德，是根本不容反驳的。

结果，巍巍高山，山接长城，那高高耸立、永不颓圯的，根本就是顶天立地的道义，是善；滔滔江河，河连渠沟，那长流不息、永不倦怠的，就成为人世社会的组织法，而将诸广袤自然地域中众多人群组织为一体，共集于善的理想旗帜之下，共拒危险，协调生存。

47、守土者必将受到通海者的侵入

中国实在太大了，其面积差一点与全欧洲的面积相同。就此而言，传统社会所信奉的格言并没有错：天朝物阜，不假外求。只要将中国内部流畅贯通，协调组织起来，也就足可建为乐园。再贪求扩张海外，反而成为负累，可能引动本土成祸。所以中国从来以守土为重，而不认为瀛海之外，还能有什么样好地方值得去拓展；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一些一臂国、无肠国等（《山海经》）奇怪的地方，完全不值得人向往。不是没有这个技术，而是没有这个需求，因没有需求，当然不会去发展这个技术。劲儿有得是，使劲儿就使在华土，全力营造这一方土地，成为中华文华的根本宗旨。

这样的文化信念，使得中国人在潜意识中确立了亲水更重土、重河不重海的意识。一方面，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广大的国土上营造出一个成熟均一的社会，造出富丽绵密的人文文化，而遥遥领先于世界；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中国成功地领先迈进第一步，创造出以农业生产为本体的辉煌农业文明。

对观欧亚大陆的那一端，古希腊的辉煌文明，则以贸易和殖民地为特征，而这两项却又以海上霸权为前提。有关情况，英人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第一卷第一章中曾这样予以描述：“在迈锡尼时代的后期及结束之后，有些入侵者定居下来变成了农耕者；而另有些入侵者则继续推进，首先是进入希腊群岛和小亚细亚，然后进入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他们在这些地方建产了城市，靠海上贸易为生。希腊人最初便是在这些海上城市里作出了对于文明的崭新的贡献；雅典的霸权是后来才发现的，而当它出现的时候，也同样地是和海权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大海对希腊如此重要呢？罗素接着说：“希腊大陆是多山地区，而且大部分是荒瘠不毛的。但是它有许多肥沃的山谷，通海便利，而彼此间方便的陆地交通则为群山所阻隔。在这些山谷里，小小的各自分立的区域社会就成长起来，它们都以农业为生，通常环绕着一个靠近海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的，任何区域社会的人口只要是增长太大而国内资源不敷时，在陆地上无法谋生的人就会去从事航海。大陆的城邦就建立了殖民地，而且往往是比本国更容易谋生得多的地方。因此在最早的历史时期，小亚细亚、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人都要比大陆上的希腊人富有得多。”

这样，以静守土地为根本的中国文化，在迟早总有一天遭遇以追求海上霸权为根本的西方文化时，受到入侵并付出代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近代西方，一秉其文化祖根，古希腊通商、贸易、殖民的古老伟统，而处心积虑地发展他们的航海技术，一俟具备了坚船利炮，可远洋航行的条件时，便毫不犹豫地去寻找新大陆，而将他们世代以来以大海为牧场的天然爱好及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将船队和舰队开到遥远的他邦，去找贵金属，去拓展殖民地，去强占货物的市场，以他邦文化的被踏在脚下为代价，强有力地支持了欧洲本土的资本原始积累，继而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资本社会的转型。在此一过程中，中国这一向来为西方所仰慕的文明道德之邦，也无情地成为他们的远征的目标，被视为蛮邦。当此之时，西方人大炮的轰鸣成为最美的乐章，而中国传统的丝竹之音反倒像是病人的呻吟。申诉是没有用的，并不存在一个世界法庭。只有改弦更张，去奋斗，去竞争，一如当年春秋战国诸雄拼最大的努力竞争于中华本土那样，只不过竞技场是由陆上转到了海上。

48、蜀中为秦川的后院

竞争，那么争什么呢？简单说，在传统中国，争的只是陆上霸权。霸权就是生存权，或曰优势生存权。若欲争而胜之，必得具有优势的实力。而实力的概念，在当时来说，其实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粮食，一是组织调运的能力。哪家的粮草丰足，组织调运高效，哪家的实力就强大。都是做大陆上的文章。

显然，这两项，哪一项都直接牵涉到“水”的问题。根本说来，实在无非是“水”的调运问题。水既是农业命脉，粮食生产之基；同时又是粮物调运的最有效的通道。

以水灌田，以获取丰收，是为水利。其起源甚早，可说从传说中的夏禹治水就开始了。至春秋战国，列国争雄，耕战并兴，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而修水利，引水灌田，也就成为一项国政。其中最著名的工程，有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在蜀中所建都江堰为代表的一系列水利工程。都江堰工程，其设计之合理，施用之有效，及经得起历史之考验，至今仍在起作用，可谓世界水利史上一个奇迹，没有哪个古代水利工程可与它相比。这证明了，在陆上营安的中国文化，能达到怎样神工鬼斧的神奇境地。都江堰成，使岷江分流为二，既减轻了外江（岷江）下游的洪水压力，不致发生涝灾；又通过内江将江水引向成都平原东北的干旱区，进行有效农田灌溉；同时，复有利于航运通漕。一堰成，而四川“天府之国”的地位从此奠定。

当时蜀郡属秦国的版图，可称为是秦国的后院。蜀郡的富庶，成为秦国繁荣崛起的最有力的后方基地。虽然山东六国也争相效尤，纷纷兴修水利，著名的如魏国西门豹引漳河水溉邺，而与秦国有如此一个天府后院相比，其优劣差距，一下子大拉开。这是导致秦国在竞争中最终获胜的一个至为要紧的基础，历来为后世研究者所忽略，我于此特予点明。

试想，四川盆地，既为巨山所包围，陆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进不去；水路，有三峡之险为阻隔，欲溯江入蜀，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山东六国根本沾不了它的边，予它以哪怕些微的打扰。而蜀地也就静悄悄安安稳稳，成为秦国后方生产供应基地。要命的是，山东六国与蜀地不沾边，蜀中与秦中却天然相连，虽有高山分隔，却有褒斜道一道贯通，粮食物资，可源源不绝从蜀中运往关中，任是天兵，也难扰动此山中粮道。则，秦国之最后得胜，难道还有什么疑问？难道不是天造地设、早在开战之前即已注定的历史结局？

更何况，关中本土，八百里秦川本亦富庶之地，把住东方关门，努力生产，其安稳不受打扰，亦如蜀中。秦中水网丰富，渭河、泾河等等，号称有所谓“八水绕长安”。加以适当的水利工程，引水溉田，通航转运，更如虎添翼，无与匹敌！

49、郑国渠

天助其成！正当其时，一项宏大的工程，不可思议却由秦国的敌国提出、且予以助建，这就是郑国渠。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秦国日益崛起，山东六国无不为之忧虑，其中紧邻秦国的韩国，就更是惶惶恐惧，日思夜想得一妙策，以求退敌安邦。这就想出一个计策，真是“妙策”啊！千古之下，想起来都让人忍不住要发笑：在韩桓惠王的主持下，集韩国君臣集体之智慧，想到一策，他们认为，秦国既存虎狼之心，又与韩国毗邻，不保哪一天杀出关来，韩国首当其冲受到祸害。秦国既安静不下来，最爱“兴事”，那么何不就找点子事让它做去，一以吸引其兴趣和注意力，同时疲劳其过剩的精力（“疲敌”），这样它就无暇东顾，而韩国亦以此得安，岂非天赐妙策？

但是，究竟想什么事去让秦国做呢？想来想去，最后这就想到水利上来，既有利可图，足以引起秦国的兴趣，又工程浩大，足可有效牵制秦国的力量。

于是，桓惠王派了水利专家郑国先生即刻往秦，诱以利惠，说服秦王。

秦王还真的被郑国说动，即令郑国也就不要走了，留下来主持其事，兴建一条水渠，西引泾水，东入洛河，渠长三百里，预计费时十年建成，可溉田四百万亩。

中途，秦王发觉了这原是韩国施的一计，一则以怒，差点要杀郑国；一则以喜，听了郑国的辩解：“始臣为间，渠成亦秦国之利也。”而原谅了郑国，让他继续主持这件事，卒致完工。“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韩国投肉退狼之计，换得一时苟安，最终把秦国推向更加强盛的地位。可谓掘土成路，路以畀人，坑以自陷，为古今一切既愚蠢又懦弱的当政者一幅绝妙画像，真是好看煞人！

而秦人得水之利，水溉关中，沃田富秦，卒并天下。后秦朝以水德自命，称黄河为“德水”。虽曰推源自五行之说，从内心讲，又何尝不内含着一段对水的真诚感谢呢！

50、邗沟接通江淮

但立国之道，光有丰足的粮食还不够，还需要能有效、及时地予以调运。而最有效的手段就莫过于水道调运，这就是——漕。《史记•河渠书》注：水运为漕，陆运为转。

漕运在中国有着很古老的历史。起初仅仅是利用自然水道，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水道不够用，于是而有人工水道的开凿，称为沟、渠，宋元以后通称为运河或漕河。

中国第一条人工漕河，是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邗沟。《左传•哀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故道自今扬州南，引江水北过高邮县西，折东北入射阳湖，又西北至淮安北入淮河。邗沟又有邗江、邗溟沟、渠水、中渎水诸称，唐时改称漕河、官河或合渎渠。

为什么称合渎渠呢？因为长江、淮河为中国“四渎”之二，邗沟将江淮二渎沟通为一，是为合渎。

这一合意义重大。它一下子将长江下游所在吴楚诸地，与淮河流域的安徽、河南（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联为一体，将触角伸向中原地区，成为吴楚与中原联系的纽带。

当时，夫差开此运河，其意本就在欲扩张北方，争霸中原。事实表明，他的决策是有效的。吴国北上，先在艾陵（今山东泰安）打败齐国。继而转入河南，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硬是从晋国手中夺得霸主地位，可谓气势如虹——该说是气势如洪，就同连结江淮的邗江水一样。造成这一局面，当然是基于当时吴国的综合国力所致，这其中，邗江的开通使偏居东南一隅的吴国，一下子可得畅达中原，有这样一条黄金水道做为硬件支持，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只可惜，夫差顾头不顾尾，孤胆北上，却被身后的越国抄了老家，攻破吴都（今苏州），夫差回救不及，吴国灭亡，夫差被杀。吴国的霸主梦昙花一谢，让伍子胥在冥冥中看了现世报。而通向霸座的邗沟适成为一个陷阱，诚老子所谓“福兮祸之所伏”。

人死国灭，但邗江水却滚滚未息，成为后来者南来北往的通衢。越国灭吴之后，继承当年吴国一意北上的余绪，猛志不减，循当年吴王故道，再次北进，争霸中原，大会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县），成为秦秋后期中国最后一位霸主。邗江水道，又一次发挥了其决战致胜的关键作用。

以后，历朝都十分重视这条水道，续修改建，历代不绝。东汉建安初，广陵太守陈登鉴于邗江交通南北的巨大作用，而主持改凿新道，自今高邮北直达淮安，成为一条更近捷的运道。隋朝大业间，炀帝更发十万丁夫，予以深掘。此后江淮之间，由扬州直达淮安，也便成为一条固定不改的运道。现在，一般称扬州至长江边瓜州这一段为邗江，而由扬州北达淮安的一段则称为里运河。

51、鸿沟接通黄淮

邗沟之后，继开大的运河，当数战国间魏国所开鸿沟。故道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向东流经今中牟县北，再东经开封北，南折至淮阳东南入颍水。联结宋郑陈蔡曹卫诸国，沟通济、濮、汴、睢、颍、涡、汝、泗、菏诸水，并与淮河相通，而形成黄淮平原上一密集的水道交通网，对当时及后来全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发挥巨大的作用。（顺便说一下，对当年项羽、刘邦之间的楚汉战争也有相当影响，楚汉双方曾一度隔鸿沟而望，以此划界。）

52、秦始皇持渭为纲，一网打尽天下

邗沟之开，沟通江淮。鸿沟之开，接通黄淮。至此，中国腹地三大水系黄河、淮河、长江，而达全面贯通。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楚越地区，往昔崇山峻岭的阻隔，已然被打破，而连作一气。接下来秦帝国的大统一，实在已成必然之势，无可阻挡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战场相搏的背后，少有人想到其实那汩汩不息的流水，与中起了垫底的基础作用，于是而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有了虎狼秦军之如狼似虎，耀武扬威，席卷天下，而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诞生。回溯历史，当年夫差的开邗沟，魏惠王的开鸿沟，实正为居于秦山之中、渭水之滨的秦王嬴政的大作为，预作铺垫。他们打通江淮黄，联成一网，而秦始皇依渭为纲，纲举目张，只待持纲向东用力那么一抛，便一网将天下网住，兜入自己囊中。随后，天下财富遂由江入淮，由淮入黄，由黄入渭，最后沿渭水达咸阳，而全归始皇帝一人之掌握中矣。

53、江、淮、黄势难越过秦山、倒灌关中

反观山东六国江南吴越，江淮黄连作一气，密网恢恢，何以未得吃掉不过黄河一支流之渭河，反而是小小渭河倒执了黄、淮、海之牛耳了呢？要讲明这个道理，那就不能只讲到水，回过头来要讲山，要归因于陕西盆地特有的山形地貌了。在那里，莽莽秦岭，一山挡道，六国莫开。非六国不努用事也，实人力有限，难与天争胜耳。六国有孟尝、平原、春申、信陵四君子之人望，有苏秦一流人物之谋，有孙膑、吴起、廉颇之武，齐心合力，“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函谷关）而攻秦”，然而，却仍然无法与凭险而守、以逸待劳一以当十的秦人相对抗。“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西不敢进”。结果是“秦无亡矢遣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贾谊《过秦论上》），只有坐待灭亡了。

在这一惊天动地的历史进程中，秦人可谓将山水之妙，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山以隔，水以通。隔则必彻底阻断之，无飞鸟片羽越过；通则必完全透贯之，畅达无碍，水陆并进，水以粮草，陆以战车，浩荡东进，天下弹指而定。“行到水穷处”（王维诗）。人随水进，秦始皇的漕船甚至北进至塞外的北河——今内蒙乌加河。由此观之，出渭河进黄河，入淮入江，东进南下，那就更是如履平地了。

然而若是欲将这个进程倒过来：由江入淮，由淮入黄，由黄入渭，这样子去攻秦，就完全不可逆，劳而无功。有秦山之阻，江、淮、黄水势再猛，无由倒灌关中啊！

54、灵渠将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联作一体

六国统一，只有南越尚在化外。于是秦始皇更开灵渠，而将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贯通，连作一体。从此，南岭的阻隔亦被打破，岭南地区，南极于海，全然纳入帝国的版图。

如此，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如三条巨龙，横卧于中华南北，自西而东铺开，由南到北相接，共同结成一巨网，从而勾勒出中华内陆疆域的基本轮廓，决定了后来中国之为中国的基本面貌——“自然天命”，深长而思之，岂不是自然而必然、有迹可循的吗？

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其实只有33公理，是很短了，为一个名叫史禄的人，遵秦始皇之令所主持修建。这33公理长的一段小小水道，其作用却是关键性的：沟通湘江、漓江二水，湘江北通于长江，漓江南接桂江，再入珠江之主干西江而入广东，成为后世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因为重要，不可替代，后来历代沿用不辍，屡有疏浚改建：唐代筑斗门十八座，宋增为三十六座，清改为三十二座。斗门实为现代船闸的初型，在世界航运史上，它也是最早的。其工作原理是：顺次启闭，增高水位，使船只升越高地，平稳过渡，与航行通流无异。在古代社会，这是一了不起的发明。而证明了，中华文化轻海重河，总是集中力量用功于陆上，只是要在陆上营造自己的理想王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至于海及海之外，存而不论可也，除非是为了去寻找神仙。国家的性格决定了其国民的性格：内凝而非外扩，全然为一蜂巢状。

55、以海为河：今日的天下

这样的内敛性而非向外扩张的性格，有其优劣两面。从好的一面说，倚山临水，负阴抱阳，国则团圆相守，融融于山水之间，四海水内皆兄弟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谦谦有礼，和睦相处，自给自足，天伦成乐，诚地上乐园，天国不与易也。从不好的一面讲，一则强大的内敛性，必造成人与人之间极强的接触密度，谁也躲不开谁（无论人还是自然地域），为求睦谊，常成仇雠，窝里团斗，越拧越紧，狠酷残忍，实无可免。诸王相争，必致一王取胜，其余除灭尽净，方始建立新的最高权威，在最高权威下确立新秩序，恶斗暂时平息。再则，内敛愈紧，外备必松，而近代中国遭海外列强之无情侵凌，付出惨重代价，也便顺水行舟、入洋而覆，成为不免之劫。随着现代科技的诞生，全球渐融通为一体，瀚海绝地，已变通衢，向来的以海为界，反成海为门户，以海为津梁。在此等情形之下，划海为墙，自守家门，于家中独自营安营乐，早成陶潜一梦。当然，悲观是毋须的，中国文化博大丰沃，最具韧力，稍作调整，将传统“天下”的概念扩而大之，推广至全球，以海为河，航通五洲，必会有一番新作为。那时，以天宇为山，以四洋为水，信奉的仍然是倚山临水，负阴抱阳；仍然是居高临下，抽倚天之长剑，发天宇之浩歌，独占鳌头，傲视全球。百年之间，殆有望也。

56、渭黄一线系中华

翻开中国地图，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先秦两千多年上古不论，从秦以下迄于宋金，构成中国传统社会之主体的近一千五百年中古历史，是在渭河——黄河由西向东一线主轴上展开的。长安、洛阳、开封，逐次东移，正画出这历史展开过程的规迹。在这个意义上说，渭、黄一线，犹如一条腰带，拦腰系住中国的腰部（犹之一捆柴禾），中国社会由此而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

什么叫组织？以抽象的意义讲，那就是：由一个社会的核心权威，将一系列统一的生活的规矩贯彻到全社会去并予以连续一贯的监督，而使蕴含在群体中那巨大的盲目的力量从无序进到有序，依照既定规则释放运转。于是，人群变为社会，而避免了可能有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发生，使群体的存在及延续成为可能。

但是，这是理论上的。在实践中，具体的组织形式却不是唯一的，东西方合起来说，约有三种：一种是分级的组织形式，一种是均一的组织形式。前者即中国先秦曾经通用的分封制、西方古代社会的贵族制。后者即中国秦汉以后通行的所谓郡县制，一种一元化的行政均一制，中央集权制。此外就是古希腊、罗马曾行过的民主共和制。共和制与贵族等级制，其内在力学结构，其实是一致的，可划归同一个大范畴。

社会的成立，有待于人群的群体力量与社会的中心控制力量，达成总的平衡，哪一边也不能过弱或过强，否则一边萎靡必致倾覆。而欲达成此种平衡，在上的控制力量可通过两种途径对在下的人群力量施以控制，打一个比方说就是：一只手欲把许多马铃薯提起来，一种方式是，用一个大袋子尽装入袋，然后拎袋于手中；还有另一种方式是，用多个小袋将马铃薯予以分装，然后将这多个小袋一并捏在手中拎起。

第一种方式便是中央集权制，第二种方式是贵族等级制。从发展的眼光看，后一种方式是有利的，因为其内在结构是一种分权制，权力多元化，俟贵族消解之后，分权制保留下来，就顺手演变为民主共和制。没有分权就没有民主。而第一种方式却是最能产生效率，中央控制核心既担负着控制全社会的任务，则力量必至为强大，可短时间内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做成一件或几件大事。尤其像发生战争，应对强大外敌时，更显其优势。反过来说，其所承担的风险也就相应地大：一旦失手，袋落地上，满袋皆散，国家也便从上到下全面解体。就如一艘大船，若内部分隔为诸小舱，某一小舱发生漏水，不至全船倾覆；反之，若全船就一大舱，则必致整船沉没，片板不存。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引致社会的全面瓦解、混乱，就是例子。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水密舱”的造船技术，却未将之推广至政治技术中，实在太可惜。说中央集权制最能产生效率，这效率也是两种，正效率和负效率，全看皇上这个人他是一正数还是负数来决定了。如此，把许多朝代加起来总算账的话，正负抵消，结果就不乐观了。

究竟选择哪种组织形式，中国到春秋战国时，正走到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事前诸子百家的争鸣辩论，及事后秦始皇帝的统一六国，表明，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央集权制。之所以出现这种历史后果，原因肯定极为复杂，几本书也说不完；而水道的通畅，作为至关重要一个硬件因素，无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由于水道通畅，各地方区域最终失去其独立的品格（完全不同于希腊的山间）；所有地方区域互相滚动，而正犹如水一样，最后达成一种均一状态，哪一边也不高出一点或低下一点。于是，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造出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核心，将此均一的社会一网罩住，组织为一个统一体了事。这便是秦帝国的诞生。

后世对残暴秦王朝指骂不绝，但历史肯定了秦王朝的选择，沿着它的路一口气走下去，再不回头。而历代王朝，无论其怎么优秀，总也就不可避免地天生带有几分残暴，坏的王朝就更不用说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试想，如此一个泱泱大帝国，将如此广大地域广大人群的力量集中起来，凝缩至一个小小的中央核心之中，那力量该是怎样一种可怕的力量！对于个人来说，稍微蹭上一下，不死亦伤，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为了保全整体的需要，历史当然从来都是目不旁顾，一路向前开去，不会左躲右闪，顾及到路边的蚂蚁和青草，滚滚辗踏下去，伤一些，死一些，全当什么也没有发生！

即使如此，那产生于人群之中、却高悬于人群之上的权威，即所谓“国家”，依然战战兢兢，犹如置身累卵之上，时刻有不能自保的恐惧；而不得不一再持续不断消解下面的力量，强化自身的力量，——用传统固有术语说叫：“强干弱枝”。

力量——在传统社会首屈一指第一力量便是粮食。所以农业很重要，被称为立国之本。紧接着便是粮食的转运。没有粮食的转运，等于没有粮食。

大量的粮食生产，以安民生。大量的粮食转运，以维持中央核心权威的强大力量，犹之四体向脑部供血那样。

结果，水利灌溉与水道漕运二事，也便一承既往，并且愈来愈成为传统社会的最根本的政务，而关乎国运的兴衰与王朝的存亡。

以此而论，渭、黄一线，横穿中国正当腰，无论水利还是水害言，都为中央王朝乃至全中国的命脉所在。那位在长安——渭水那一端的中国国家的脑袋，说就系在渭、黄一线这条裤腰带上，还有什么奇怪吗？

57、汉初波平水静

汉初，战乱刚过，社会残破，民生凋敝。于是，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四朝，一本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尽量少作为。君民之间，真有点“相忘于江湖”的味道。对于传统社会来讲，这可说是难得的黄金时代了。而“文景之治”，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治道。

然而，这种相安无事的社会格局注定不能长久维持，成为永局。从内部讲，社会力量在逐步恢复成长，集聚于社会的某些局部，渐成势力，构成对一元中央核心权威的挑战。为此，文景期间，以削藩之策予以回应，希图弱化诸侯王的独立势力。冲突遂起。文帝时有淮南王谋反事，景帝时更酿出吴、楚、胶西、胶东、济南、淄川、赵等七封国的大规模联合军事叛乱，中央朝廷不得不正规地发动一场战争，方始予以平定。

在外部，来自西部及北部漫长边防线上的国防压力日益吃紧，时刻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游牧为生的匈奴人，趁秦汉之际中原战乱的间隙，发展强大起来，占地既广漠浩瀚，行动复迅捷无常，压在华北、西北数千里长的国境线上，构成对汉王朝的致命威胁。高祖时，乘国内战争的余威，曾望一征而定，不料反被包围于平城，几乎全军覆没。（如果那样的话，恐怕在中国文化最终定型之前，西晋间的“五胡十六国”的大祸乱将提前五百年发生于华土，中国社会及文化将成为什么样子，还很难说。）此后，汉廷对于匈奴，不得不奉行苟安的“和亲”政策，千方百计，温软笼络，暂缓时光，以为后图。吕后时，匈奴主下国书，竟秽语提出要陪睡这位丧夫独宿的寡妇太后，无礼之极！但吕太后还是忍下，以免妄开边衅，生不测之险。

于内于外，问题都在积累，而有待于国家力量的积累成势，然后一总解决。这时，渭、黄一线黄金水道，承负着不太大的漕运任务。《史记•留侯世家》曰：“天下初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平准书》又说：“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可以说，在这期间中央朝廷的费用，的确是十分简素的了。

如此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真的富强起来，那情景，《史记》《汉书》并载，《汉书•食货志》记：“至武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58、武帝激流勇进

适逢其会，正当此时，冒出个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接任，惊天动地的大作为，遂铺天盖地一起卷来。大整肃（于地方），大开边（于边防），大兴建（宫室），大修仙（个人），总之，一切都是大的。

这样，河渭水道，国家漕运的大动脉，也就越发显得至关重要。以往，由东向西，每年只调运二十多万石粮食入京师长安，现在，一下猛增至百余万石，是原来的五倍。

漕运系国运。漕运的效率，正直接决定着武帝事业的成败。显然，就现有河道水平看，是难以适应了。于是大司农郑当时及时建议增修漕渠，奏称：“异时（过去）关东漕粟，从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傍）南山（秦岭）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汉书•沟洫志》）武帝欣然准奏，即由郑主持，发数万人，三年而通，极便漕运，名为漕渠（隋时改称广通渠）。

天下富庶，漕河畅达，源源不绝将中国东部平原上的粮物，西运入京。于是而武帝粮多胆益壮，财大气更粗，数次发大军北征匈奴，声势浩大，冠绝古今，将匈奴赶得七零八落，远遁极地，再不敢南下窥汉，而一举解决了周秦以来北境边防总是受压的问题；同时，在南方和东北方进一步开边，南面伸展进入今越南境内，东北方伸展进入今朝鲜境内。而张骞孤胆特立，拉一面大汉的旗帜，携一支不多人马，就远使西域，天威远播，直将触角伸入至漠西，打通中西交流的通道，而将中亚诸国置于大汉国的影响笼罩之下。

这样，武帝好动恶静，屁股总坐不下来，羊群随头羊而轰然一起扰动起来，人人雄心，个个壮志，纷纷既为国家也为个人设计宏伟蓝图，激动难安。张骞西行，苏武滞北，其他人则“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河渠书》）。

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奏请修白渠：首起谷口（今陕西礼泉县东北），分泾水东南流，至高陵、栎阳，东至下邽，南注入渭水。长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约合今二十八万亩）。渠成，关中大得利，民造歌谣颂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汉书•沟洫志》）

继而有人上疏请开“褒斜道”，以打通关中通往汉中巴蜀的漕路。褒斜道为陕西通汉中的山中古道，位在秦岭终南山中，因取道褒水、斜水两河谷而得名。两水同出太白山，褒水南注，入汉水；斜水北注，入渭水。若将二水接通，岂不是一条南通汉中巴蜀的绝佳漕河？御史大夫张汤极表赞同，说，从汉中入蜀，迂远多险，若通褒斜，比之西绕凤州的故道，可近四百里。武帝以为然，即拜张汤之子张卬为汉中太守，发卒数万人，凿渠五百里，接通二水。只可惜水急湍石，不适合通漕，只好作罢。

更有齐人名延年者，上书建议说，黄河源出昆仑，从西北高地南下中原，向东注入渤海，其实这是用不着的——用不着拐弯南下，就沿着黄河上游东西一线，在塞外直开一渠，让黄河直西直东，一气灌注入海，岂不甚好？那样的话，既免了黄河进入中原为患，又可以黄河作为中国与匈奴之间一条界河，分隔匈奴。“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此功一成，万世大利。”（《汉书•沟洫志》）

此公真是好想象，他光顾了忧匈奴侵边、黄河决口之患了，却忘了黄河为中国一条生命线，水利灌溉，东粮西漕，都离不开黄河；没有黄河，陕西王都之地，便成孤立绝地，神气尽失，甚而整个中原地区也将面目全非！

但汉武帝还是很高兴，嘉奖了延年的豪情壮志，婉言谢绝说：“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更改。”（同上书）

延年奇思异想，虽然荒诞不经，但正代表了汉家风格，大开合，大作为，大气魄，没有束缚，敢想敢干，无所顾忌，一如那奔腾不羁浩荡难驯的黄河水。

这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刚刚从滔滔纵肆的战国和雄浑峻伟的秦帝国走出来的一个时代，既承继了前者的汹涌奔放、绝少拘束的神致，复承继了后者的浩瀚雄奇、绝少鄙陋的气度，而将人作为一种自然生灵先天所具有的勃勃野性，与为得协调群体后天所培养的彬彬文教，恰好适中地予以综合，既不失野性的生机，又不失文化的韵致，文质并茂，的确展示了人的最佳风貌——就此而言，即使后来受到高度赞誉的盛唐，也难与比肩，也显得毕竟有些人为，正如杜诗之与屈赋、马文，后者那份天然浑成的高古凌空，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天才诗人再也难以企及了。时代秉赋不同啊。

但是，这壮观的浩荡洪波，却并非天河之水，不是没有基础支持、因而不受限制的。其支持与限制，就是地力与水道的极限容量。其兴旺昌盛基于斯，其兴旺过度、盛极而衰的限制也基于斯。这是一个瓶颈，一个王朝必通不过此瓶颈。

而要掌握适度，却常常是非人力所能达到。汉王朝的发展，也便在一起一落的波动中展开。汉初的积累致富，导致武帝的豪情远意，征伐无度，终将使得天下困竭。冷静的哲学家董仲舒，冷静地看到了这一点，及时予以疏谏，指出将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危险局面，但未得重视。“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至此，武帝也开始有些省悟，晚年，武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食货志》）

59、王莽再掀洪波

武帝悔过。于是而开始调整，安静下来进行恢复，再学父祖文景之治的榜样。再经过接下来昭、宣两朝的谨慎养成，至哀平间，再达小康。“宫室苑囿、府库之藏已侈，百姓资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汉书•食货志》）

于是而有了自大的王莽，为人看上去谨慎谦恭，而内里底气足得很，于内，复古改制全面铺开（王莽改革原无可尽非）；于外，傲视匈奴，匈奴怨，“侵犯边境。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故纵于外。北边北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二千。……以至于亡。”（同上书）

西汉二百年基业，就此完结。只有那渭河、黄河水，依然呱呱地继续流，该不会是对气数已尽的王朝发出冷笑吧！

60、穷亦致乱，富亦致乱

中国文化兴于大陆，盛于大陆，在陆地上尽情驰逐博击，是其拿手好戏。秦始皇帝的开拓，汉武皇帝的再拓，张骞及后汉班超的凿空探险、奇绝再探，都是此博大奇崛大陆文化中最华彩的篇章。但如此绝妙好戏，无非是在中华山水间，一种灌溉农业文化、水道漕运文化的奇花异放，其有效产出与调运，是一个以小速率增长的常数，在这个常数的两边，却均暗藏危险的陷阱，小于或大于这个常数，则，穷亦致乱，富亦致乱：穷而急，急而争，争而斗，斗而乱；富而侈，侈而狂，狂而斗，斗而乱。富乱转穷，穷乱益穷。极尽人之巧思，仍不能走出那河面波浪所划定曲线的规迹。“气数”也者，其流水之数欤？——那个水道漕米有一极限量，为一常数——实际流转若与此数太过出入，枯也致命，盈也致命——适可成为测定一个王朝兴衰走势的有效参考。寄望有精于历史统计学知识的人，好好去算一下。

由此引出另一常数：农业社会，其“社会容量”——即对技术和财富的最大容纳量——也是一个常数，低于此数必困，困而致社会动荡；高于此数必侈，侈而致社会动荡。这是我提出的传统社会其运行的内在规律，也寄望于有此精深研究的达人，好好去计算一下。英国人当年砸机器，是传统社会容纳不了新技术的历史证明，最后的结果是，保留新技术，改造旧社会。中国人向来大力抑制所谓“奇技淫巧”，我认为是，这还不单纯是个文化意识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本能地对于可能造成过剩产能的一种预先抵制，那是，排拒新技术，保有既有社会。就追求目的而言，英国人与中国人双方一样做得很成功，英国人成功地追求到他们想要的新，中国人成功地保有了他们想要保有的旧。

61、帝都东移

金铜仙人辞汉去，渭城已远波声小。西汉王朝的风格是放，大气度，放得开。其盛也由此，其衰也由此。面对这样一份历史遗产，至东汉王朝，其国主，曾在西汉太学读书受过正规教育的刘秀，小心采取了提防的态度，而大异于他那平民出身的高祖刘邦，从一开始就将王朝拉入一个文胜于质的文化定位上来。国家的中心，也终于走出陕西盆地，由东而西，走到通向东部大开阔地的洛阳，删去渭河那一段冗道，直接面对那波涛汹涌的黄河。

河自汹涌，人却反是，决不能汹涌，否则平林、新四、赤眉、铜马的恶浪将再度翻将上来，那是光武帝刘秀曾亲身经历的；一定要文些，再文些，务使人心渊静，水波不兴，务要养成一种翩若神仙的名士风度，决不沾染半点尘俗之气，一俗便浊，一浊便躁，躁而成动，动以致乱。水性本自不稳，如何还能再去激它呢？

殊不知，这以淡泊宁静为高致的名士文化，却全然不敌那本不以文为立身之基的外戚、宦官群体的宫掖文化，内廷与外朝，正相反对，外以静，内以动，外以清，内以混，外面的堤栏全然挡不住中心的火焰，朝政在外戚与宦官的轮番把持下，即使省去渭河一段周折，直接由黄河调运，也仍然不敷国用，到桓灵末世，弄到只好卖官求钱，来维持宫庭的侈费。

此外，那神仙一般的名士们的名士风度，原也不是在苦寒山洞里修炼而成的苦行，而是由足够规模的大地主庄园经济的支撑，由于厚积，从而薄发，方才悠哉游哉，犹如白云一般的飘逸。庄园经济由皇权大量赐封及土地兼并而致，造成大量的小自耕农破产，一旦水旱灾起，生存无门，只有揭竿造反。这样子，又是一个二百年，东汉王朝便在黄巾军的大洪水中灭亡。黄巾兴起于黄河水灾严重的河北、山东一带，那不是偶然的。此后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混乱，一如黄河决口，乱流遍野，失去头绪，直迄隋朝的再度统一。

62、隋炀帝不仁而有功

秦修长城，隋开运河。隋朝与秦朝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已为许多历史学家所觉察。隋朝两帝，文帝创业，知江山得来不易，守成尤艰，而小心谨慎，仍然退处陕西盆地，再启渭河水道，据长安以制天下，虽然略感不是十分便捷，却立定地步，安稳不成问题。炀帝继承祖业，对创守之艰辛，自没有切肤之深感；加之本人天资太过聪明——这且也还不是太要命，要命的是，炀帝他非常明白自己的聪明——即毫不含糊以聪明自居，大言即使去掉自己的皇帝身份，论天生资质，他也该是天下第一。

这样，炀帝他聪明的屁股便坐不住了，像得了多动症，一刻不停地跌荡腾挪：将都城移出关中——长安城安是安，但四面山围，太憋气了；移出东都洛阳，以便与开阔的大东部、从而大东南、大东北建立更迅捷不隔的直接对接。他提出的理由原也不错：“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隋书•炀帝纪》，下同）长安离东部太远了，一旦有个山高水低，来不急救应处置。洛阳位置适中，最好不过。

洛阳好！这才与炀帝的过人才智与精力相匹配。接下来该是他痛快淋漓好好挥洒一把的时候了。

当然！一俟移都洛阳，炀帝立即瞄准两个地方，大手笔开写其大文章。头一个地方便是东南，以扬州为中心，那是一个如梦一样的地方，那梦境一般的水乡！水一样洁的琼花，水一样清的月亮，以及水一样柔的女人。如此一个神仙妙境，方才与诗人炀帝的才情相合，情景交融嘛，是他真正该去做梦的地方。天地钟灵秀，不凡的才情，自得有不凡的地方予以安置，方才不负造化，合于天道自然，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炀帝想去的另一个地方是东北，那里凝寒凛冽，是真正男人该去顶天立地一番的好地方。怎么意思？那里天造地设是考验男人、让男人出气概的地方——战场！炀帝他不仅是诗人，首先是男人，而且都是天下第一的，天下第一诗人，天下第一男人。为此，光是风流倜傥、缱绻温柔是远不够的；更要无比的英武：一声号令，千军万马卷地铺开，山摇地动，排山倒海，压向敌阵，将成批的敌军秋风扫落叶般辗压入地，然后生擒敌酋，率领得胜之军，浩浩荡荡开进敌城，来一个天地间绝对肃穆、绝对壮观的入城式——那，是什么景象！是什么样感觉！那不是活演的立体的诗吗？

这样，就需要更为迅捷的交通，那就是：水道。以洛阳为中心，一边朝向东南，一边朝向东北，开河！

大业元年，隋集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通济渠，西段：自西苑（炀帝宫苑，在洛阳西）引谷水、洛水达于黄河；东段：由板渚引黄河水通于淮河（板诸即板城渚口，在今河南荥阳县氾水镇东北）。

炀帝太高兴了，立即命黄门侍郎官王弘等人，前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及其它各式船只，总共达万艘之多。舟成，炀帝出宫苑门，即上龙舟——这哪里是舟，简直就是浮在水面上可以移动、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行宫”！八月，炀帝“御龙舟幸江都。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文武官五品以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蔑，舳舻相接二百余里。”

南国风情痛享一顿以后，炀帝掉船北向，再领其北国扬威奋进之风骚。

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通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河北涿州）。

七年，炀帝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北幸涿郡，向高丽发出战争宣言，诏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兴之以教义。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

八年正月，大军集于涿郡，“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餽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七月……败亡……班师……九月庚辰，上至东都。”

九年正月，再征天下兵，集于涿郡，讨高丽。“车驾度辽”。“遣宇文述、杨义臣趣平壤”。

十年三月，炀帝三临涿郡，亲穿戎服，征高丽。“高丽请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悦。八月己巳班师。”

节奏实在太密集，不容喘息。作为事件的主持者，炀帝一定乐疯了。他可谓是古今第一个懂得什么叫乐的美乐家了吧。

但历史的脚步也跟得紧。大业十一年，国内乱起。十三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十四年三月，炀帝被手下杀死于扬州行宫。隋亡。

历史犹如瀚海，那是不能够轻率去搅动的，否则，必掀起万丈波涛，将戏水人葬身水底，再翻不得身。炀帝聪明反被所误，多才却为才累，为古今一切对历史不恭、心怀傲慢的狂妄自大者立下一面永久的镜子，千年之后，让人痛惜。

而这位傲慢的开河者其所开的河，却成为他永久的纪念，成为后世千秋万代通漕治国、事关国运的致命的通道：东北的国防，东南的漕粮，全然系于此南北一河，不可须臾离得。而冷静的史评家，也把炀帝杨广评为这样一个人：不仁而有功。

历史真是开玩笑，会捉弄人。汉朝灭亡以后，六朝三百年间，王朝南渡，中国的东南得到开发，迅速崛起，至隋唐时，其经济能力已然超过北方地区，而成为国家的主要支柱。这意味着，中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中国东部一线，两个大平原上。故此，历史要求，帝国再也不可忽视东部南部，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东部及南部联系的纽带，如此方可有效掌握整个国家，而不至头重脚轻，失去平衡。

而这种重心的暗中转移，却采取了这样一种悲喜剧的历史形式：抬出一个近乎颠狂的冒进者隋炀帝，冒进再冒进，开出一条足可与长城相提并论的大运河，将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融为一个整体；这样的历史使命一俟完成之后，轻轻一滑手指头，却将当时历史的主事者抛弃，踢入河底，予以彻底的埋葬。真不知该让人发笑，还是忍不住地为某些人的悲剧结局喟然痛悼！

63、幸运的唐人

隋炀帝适应历史的需要，赶命也似去开河，赶掉了自己的命，留下了河，为他人绣衣作嫁，为接下来李唐王朝的荣耀成功提供了关键的物质条件。

唐王朝立脚隋朝的废墟之上，毫不可惜，一切任其废去，单将一条运河当作宝贝，完整予以接收，并予以精心护持。从而，虽然唐朝的中心再度退回到关中，退回西部，却因拥有了运河，就如手持一条魔索一般，抛将出去，将在炀帝眼里遥远的东部一索子兜住，而牢牢地掌握在陕西盆地的手中。

山以居守：秦地关塞成为王都安全可靠的保障；水以吐纳：由渭黄东西一线与大运河南北一线所连成的大十字型漕运主干线，犹如一条网纲，而将中国最主要的水系河网，统摄为一体，又如人体的主动脉，将人体血管网络连作一体，而随着不绝的船队的穿梭往来，天下钱粮统统归长安调拨掌握了，天下的命运被系于长安一隅之地了。运筹得宜，不愁将帝国各个部分充分组织起来，协调一致，使国家迅速达致兴旺。

战乱刚过，初唐简素，通过河、渭一线每年运抵关中的漕粮，只有二十万石左右。随着民生的逐渐恢复，国家的逐渐繁荣，及国务的逐渐繁密，漕运的任务也逐渐加大。至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极盛，岁漕猛增至百万石以上，仍不敷用。于是怎么更合理地安排漕运程序，也便提到当局者的议事日程。

开元十八年，时为宣州刺史的裴耀卿上书提出改革建议，他说：国库所资，在租庸调。而江南水陆遥远，转运艰辛。以宣州一地为例：每年漕运，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以上。至四五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留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又逢漕路干浅，船只拥挤，搬载停滞，备极艰辛。为此建议，宜沿河置仓，河通即随机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如此，不滞远船，不忧久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

这一建议，于当时没有得到采纳。再过三年，至二十一年，裴耀卿为京兆尹，再奏，得到玄宗批准。于是而从关中至江南，沿河逐级设仓：于河阴县置河阴仓，江淮漕米，溯鸿沟达于河阴，悉纳入河阴仓；再从河阴仓运达含嘉仓（洛阳），含嘉仓送纳太原仓；然后进入渭河，运抵关中。如此一来，有水启运，水浅（或涨）纳仓，方便灵活，大大提高了运率。三年之间，“运七百万石”（《旧唐书•食货志》）。

以前，黄河“三门”（在今三门峡市）一段奇险，船不得过。至三门，只好将漕粮搬下，陆运过险，再装船由河入渭，很费周折。开元二十九年，由陕郡太守李齐物主持，凿岩辟险，达到可以通航的程度。至此，渭、黄航线更加畅达，由关中至关东平原，乃至江南燕北，一线直航无阻，位在关中的中央王朝，对全国的管控效率就更加大大提高。

玄宗朝，国力达到极盛，是谓盛唐。物阜人康（体魄的及精神的），四方幅凑，长安城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这种盛况，即在数千年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也属唯一，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最高峰。而若查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则数千里河网的建成，是其中其础性关键一环。血脉周通，肌体方健。于今于古，为不易之理。而缘河置仓，本为隋人旧例，至唐达致完备，也成为后世经邦治国之经典常法，相沿不改了。

64、开封——东部平原的中心

河道通畅，为盛唐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唐都长安，虽然兼得山水之利，而千里走长河，毕竟太嫌周折。既然历史的脚步已然暗中东移，则唐末五代之乱后，入宋，毅然抛下长安、洛阳，割去中间环节，跨一大步，直接将国家的中心跃迁至更在东面的开封，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了。

以开封为都城，有诸多先天不利：其一是不得山势之利，周遭洞达，无屏蔽，无险可守，无遮无拦；其二是，立国之都，首以背山面水为通则，而开封一地恰恰是背水无山，黄河洪涛，成为悬在开封头顶上绝命威胁，时刻有陷开封城于灭顶之灾的危险。

虽然如此，却又大得利：开封居河网之中心，四通八达，尽得河道之利。向全国发布命令，开封一呼，四方同应，迅捷异常。在这一点上，中国所有古都，都无法与开封比优。

宋朝舍山就水，弃山之可靠，求水之通达，这已然就预示了或隐喻了，即如东汉的刘秀那样（隋如秦，北宋如东汉），宋主赵匡胤下定决心欲贯彻一种更加“守文”的精神。事实也正是这样。他的后代很好地领会了他的精神，笃守祖训，一贯到底。有宋江一代，养成一个庞大的优越阶层即士大夫文化阶层，通过对这一阶层的极尽可能的优遇，最终造出有宋一代超越唐朝的新特点来，那就是，作为至上的皇权，在中国全部历史中，宋朝是最为温驯最少暴虐的一朝，诚难能而稀有，稀有而珍贵啊！大宋气象，雄伟亮眼不及唐朝，而文雅秀爽则过之——在我的心目中，感觉，这其实更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神理——所谓不质不野文质彬彬，值得后世予以充分的估价。

至于传说法，说宋朝“积贫积弱”云云，实在原本专有所指（指对外），不宜移为是对宋朝的总体评价，以局部笼盖全体，误传误导。而即以专指所言，其一，宋朝边防呈弱势，一直未能根本扭转，直至灭亡。这多半不是由宋朝本身造成的，是历史的结果，那就是，五代石敬塘将北中国燕云十六州割予契丹，致使外长城一线落入对方之手，使中原地区失去屏蔽，无险可守，而致泰阿倒持，疲于应付，不弱何待？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如此不利条件下北宋竟然得稳守二百年，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完全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相反。有人会评说，宋朝既然优秀，那何不如大汉大唐那样，来几个卫青、霍去病、李世勣，大出兵，以泰山压顶之势，将燕云收将回来，岂不一了百了？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这就要说到，其二，说宋朝贫弱，是一个比较性质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切不可作教条式理解。须知，此时兴起于北方的辽金西夏蒙元诸朝，已然远非当年汉的匈奴、唐的突厥所可比。此时的诸胡已然达到很高的汉化程度，而尽得汉胡文化杂合杂交之优势：既承传统马背民族马上之威，复得汉家农业经济基础支持之稳，依山凭险守疆之固，而具有了与宋朝相持相垒的实力，非匈奴、突厥那样一打而散而奔的游牧部落民可比。就近观之你会发现，宋辽金三角，实近同于当年魏蜀吴三足鼎立那样的关系，谁也不占绝对优势，只可长期拉锯，未可一战而定。由此而跟汉唐与诸胡的强弱关系比，宋朝确乎是有些子贫弱了，尽管就宋朝本身而言，其经济产出的绝对量其实远超过于唐朝，更不用说汉朝，可谓达到空前的繁荣。

宋朝经济繁荣，城市经济尤胜于唐，大大得力于漕运四河——四条物贸大动脉，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渠。

以开封为中心：汴河（即隋运河通济渠西段），通向洛阳方向；黄河，西向接渭河通入陕甘，东向入山东、江苏，并于徐州接北运河，北向通山东、河北；惠民河，通向开封西南方向（自新郑导洧、溱诸水东北流入开封，出城折东南入颍水）；广济渠（即隋运河通济渠东段），通向东南接淮河。可谓东南西北，四方之水，幅凑京城。开封城真正成为了贯通天下四方的中心。宋代经济，尤其是发达的商业经济，诚为此发达的内陆水道网之结果，其形象表达，则在张择端历史性画卷《清明上河图》中，应为实录。

可惜的是，在宋辽金三足关系中，宋廷却未能审时度势，认识到辽金已非传统游徙不定之胡狄可比，而是据守一方疆域的国家，失于判断，未能掌握好其中内在的平衡关系，任由情绪牵引自己的战略决策，激于愤怒，助金灭辽，轻率打破既有三角平衡，而致金朝愈为强大，咄咄逼人，终于铸成靖康之祸，两帝被掳，宋朝被压至淮河南，蜷缩于南中国半壁之地。

接下来，元人崛起，宋金元又复形成一个三角关系。而宋廷再一次出于更强烈的义愤，对自己的情绪不加梳理控制，再一次打破平衡，助元灭金，而后由宋单独面对蒙元强大无比的铁骑。这时候，南宋再无任何转圜的余地，只有坐待灭亡。

65、高居北京，雄视天下

元朝蒙古民族是强悍的草原民族，初入中原，欣喜万状，曾欲将中原尽变为牧场：没有流沙，土肥水沛，蓄草必茂盛无比，纵马驰骋于万里广域之中，乐何如哉！遂有人建言元太祖曰：“汉人无补于国，不若尽去之，空为草地，以广畜牧。”（《元史•耶律楚材传》，下同）幸有一人，乃真正宰相之材，名耶律楚材者，及时予以阻止，奏太祖曰：“陛下将南伐（南宋），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元祖动容，令楚材试行之，立十路征收课税使，果然钱粮并集，大得利。太祖大喜，废农田尽为牧场之议遂沉。

顺延历史的脚步，至元朝，终于完成了国家重心东移的历史任务，定都于北京（大都），而开以下元明清直迄于今日中国国家之新布局。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有效的征收系统，维持国用；建立一套新的漕运系统，将天下财富源源不绝运达京城。其中最重要的，当数南北大运河：在隋运河的基础上，更大规模扩展，新凿通惠河、会通河，而完成了京杭之间水道的全面贯通，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联为一体，全长三千多里，由南而北，漕船可直开入北京城里。其气魄之恢宏，正与元祖横决亚欧的伟业相一致。而透示出这一马背民族那无与伦比的开阔与博大来：无论做什么，要做就来大的，最大的！

66、大海终于苏醒了！

京杭大运河全面贯通，虽已足够宏伟，却也仍不足以表达元人的开阔与辽远。最能代表元人风格的，其实是——海运。

中国人，历来以陆居为天然，而视海洋为绝域。在文化中，所谓海，是地理展开的逻辑极限。那只是一个界标，如几何学的线一样，是一个没有厚度的无，在那里会有什么呢？四海之内为天朝，生命存焉，仁义集焉，四海之外是什么！有什么！虽然历来有“神仙”的传说，而“山在虚无缥缈间”，一方面招人向往，同时更让人恐惧！因为，所谓神仙，那是从来都与另一个可怕字眼相连在一起的，那字眼是：死亡！人不死不可以登仙，所谓仙化，上登仙籍。只有秦始皇那样的非常之人才有胆量正式入海去寻仙，而结果一样的有凶无吉：当船入海以后，即为海浪所阻，始皇帝发怒，命武士扯弓射之，结果射到一条大鱼。紧接着，秦始皇上岸之后就发病，发病就死。随后不出三年，原想的万世皇朝土崩瓦解于一旦。海啊海啊，不是随便说说的，确乎有大不祥存焉，连秦始皇都承受不起，可怕！

但这样的计较，在元人那里却不存在。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见过大世面，知道所谓“四海”的概念不过是一个神话，“四海”之外其实更其广阔无边。而欲纵横于世界，无阻不克，必得双管齐下，青骢马驰骋于陆上，大帆船横决于海上；并且，海上之路较之于陆上，更其宽广，更其畅达。他们也曾率领中国第一支远洋舰队，在中华历史上第一次海外远征（日本），虽然最后的结果是遭遇飓风，将舰队打翻，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而他们的豪情远意固未尝或有所减，依然的无所畏惧，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出没于浩瀚的海域之中，将中国东南的粮食，海运抵达北京，每年运量达三百万石之巨。尽管陆上有畅达的运河体系，但终元之世，却只具有辅助的地位，非元人漕运之主体，元人漕运之主体是——海运。

辽阔的海域，至元方第一次苏醒过来，第一次纳入国家整体的内在结构中来，成为组织一个国家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转运通道，其意义无论给予怎么高评价都不过分。具体说，这意义就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向来一直被摒之为“域外”之海洋，此刻正式成为了国家整体之一部分。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不止是一个运道的选择问题，甚至也不止是一个国家的版图问题，而根本就是一个能否紧跟“历史走向”的问题。元人踏入大海，未卜先知地与接下来世界历史的脚步相契合，与海上大流通的新的历史时代相契合，如果循此以下，逐步展开，而以一个大中华的资格加入到紧接着就要到来的世界大航海的合唱队中，则弹丸之地的小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乃至英吉利，何得能称雄海上，称霸世界，而以海域为基地，将东方传统农业诸国踏之于脚下哉！

只有大流通，方才可能打破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铁枷，而将经济的运转从简单再生产的封闭循环运行中拖将出来，置于不断需求、不断增殖、节节升级、无限展开的商品生产轨道。在此以加速度不断加速的商业运转中，催生技术的需求，催生科学的需求，科技与生产与贸易，递相激进，终而至于催生工业革命，走到今日大商贸、高科技的时代。

67、一个回头梦而已

然而，这却是一个梦，一个回头梦——而已。中国地大物博，在二千年的发展中，早已建构了一套与此地理环境相匹配的文化机制，那就是自足于自我营造，无须外求，任什么样力量也难打破这种超平衡超稳态结构，早已经成为一种天命，不走到尽头，走到再无路可走的绝境，是绝难根本改道的。这不是个人主观好恶的问题，而根本就是历史的逻辑。当中国人自耕自食，逍遥自足时，凭什么要向往那翻江倒海险恶无比的通向地狱的海上之路？当王朝固守华土，统辖诸农，而以一套简单的“粮——赋——国；水——漕——治”的逻辑就可以在无争竞中立国安世时，凭什么要横插入一“商”字，将“竞争”引入既有稳态文化系统，将这一整套的祖传系统打破，而造致治道的自我打破，引动国家的不稳，自制蚁穴、溃决国堤呢？疯了吗？

如是，原以为潜意无穷的元人蹈海之宏举，现在却又一棒喝住，而收缩再收缩，最后只剩下一个意义，一个仅止于“粮道”的意义——而已矣！即使浩瀚无比的大海，被既有文化系统吸纳以后，也便立即安静下来，成为稳态农业文化系统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从而并不具有任何异质的、新的文化因子的意义。陆地最终降服大海，农业最终整合海洋，使之仅仅不过成为一“海上之河道”——漕河——而已！

即使如此，依然还嫌处理得不干净，入明以后，自然而然顺手将此一段盲肠赘物一刀切去，尽罢海运，再上漕河，尽复到宋唐汉秦之旧。面上的理由是：海道险恶，漕粮损折太多。至于内里的原因就不必说了，那是：海洋对于农业中国来说，明明是一个多余；将原来只作为一个逻辑界标的四海，有谁欲将其实体化为海洋，明明画蛇添足；天朝从来自足，奠基山水间，明明不需要到海上去讨生活、立足——哪怕是暂时的；那波动不定的海涛，明明海市蜃楼不足依恃，连始皇帝都遭到恶咒，恶死了，今之人又乌足向往！找死去吗？

相比之下，陆上河网密布，既方便，又可靠，虽然浮在水上，漂于波中，而毕竟那坚实的岸就在望眼之中，让人感到踏实；比不得茫茫大海，水天一体，全失依傍，叫人心慌。

大海，对于近古的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一个传说。

68、水道蓄治道：直南直北的中轴线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应天（南京），比起有宋的汴京开封来，水道更为优越便利，“江西、湖广之粟，浮江直下；凤、泗之粟，浮淮河；河南、山东之粟，下黄河。”（《明史•河渠志•运河上》）天下四方，幅凑于南京，吞吐极为畅达，吐出去传之四方的是中央的统一意志；吞纳回来的是据此统一意志从四方运达中央的有形资源。于是，国家得以奠基，治道有效运转，而于元末乱后，群雄并起，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分裂，而是重新统一在新的大帝国之中，其间水道的作用，与有力焉。

而朱元璋之后，成祖永乐帝发靖难之役夺嫡登位，却一百八十度大掉头，真正南辕北辙，一下子将国家中心北移三千里，再一次定都北京，其内中原因盖有两层：一则成祖初封燕地，北京本其老巢故地，自然是最为可靠；次则，据北京治天下，依山临水，正真正的“南面而王”，不仅合于地理，而且合于文化传统；三则，当中原地区，国家的重心渐次东移，由长安而洛阳，由洛阳而开封，由开封而北京、而南京，终于移至东部南北一线时，巧的是，北地草原民族，其部族踞守的重心也几乎同步，由西而东，由原来的西北移至中北，由中北移至东北，而后金（后改号为清）人以东北为基地，直北直南，与山海关以南的以华北平原、江淮平原为中心基地的明人，正形成直线式对峙，连一小弯都不打。如此，明成祖移都北京，将国家的力量主要集结于燕山一线，诚历史之必然要求。否则，都于南京，消魂蚀志于秦淮暖风清波间，蓄边防危险于四千里之外，北国燕山长城之下，兵不赴急，一旦有警，取败之道也。

但是，即使有千条理由都北京，要予实际落实，却实实在在有待于一个硬件条件的现实支持，那就是：南北大运河的畅通无阻。一如当年黄河——渭河一线，为长安、洛阳由西向东抛向中国东部的一条千里长缨一样，那是以西治东；而今是在中国的东部，以北治南，则千里长缨就是大运河，舍此无法组织国家，控管全国。

这样的条件不难，现成就有。明初太祖都南京时，一以漕运饷京师，一以海运北饷辽卒（辽东边防）。漕运便利，海运很周折。至成祖朝，迁都北京，大规模的以南饷北，成为国家中心任务。永乐初年，这项任务兼由河、陆、海三路合并进行。永乐九年，将元末淤塞的运河全面疏通，苏湖漕粮，由运河可直运至通州。而海、陆两路俱罢。

由元人开辟的海路，复遭废去。从此，广阔海域，又悄悄退出国家的视界，退出国人的视界，退出文化的视界，而重新归入到无人问津的自在之域。人自人，海自海，两不相干。虽然后来，于运河出现淤塞等故障时，曾两度有人复议重开海运，但都没有结果：

成化二十二年，一侍郎官提议“请寻海运故道，与漕河并行”。大略言：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省费什三，海运视陆省什七，虽有漂溺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宜访素知海道者，讲求勘视。其说未行。弘治五年，河决金龙口，有请复海运者，朝议弗是。（《明史•河渠志•海运》）

虽然海运比漕运、更比陆运省费高效，然而却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不是平白无故的。传统农业社会，它并不追求效率啊，因为效率并不构成该社会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其决定性因素是“稳定”。由此，只要能稳，则费时费力，不伤根本也；或竟还相反：将几万几十万丁卒用去牵船，嗨呀嗨呀慢慢走，正是一种极有效的人众组织法呢！看着是人牵船，实则为船牵人，将众多青壮有生力量牵制于此种劳役中，适为消化社会剩余劳力、消弭个人过剩精力之最佳良法！社会剩余劳力既不存在，自然消去社会结构性冗余力量的储存、蓄积从而致患的可能；个人过剩精力有了用场，也就免去想入非非可能无事生非的麻烦。传统社会的本性就是如此。而终明之世，海运也就再没有被启运。那是当然的。明朝，比之于宋朝更守旧。从文化来讲，老调子已然全数唱完，创新又创不出来，复古遂成为其唯一的出路。明朝、清朝都是在文化上以复古为新生的王朝。

69、大太监下西洋干什么去了？

我们无法责怪王朝，责怪什么呢？大陆社会，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原无需求于海上，又何可人为造出一种蹈海之需求来者！谁能造出来？这一点，于郑和下西洋一事上，看得尤为明显——

老实说，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历史可说是一件绝大的事体，亘古所未有。绝大的气魄，绝大的规模，突然间爆发出来似的。从永乐三年（1406）到宣德八年（1433），历经成祖、仁宗、宣宗三朝，历时二十八年，先后七次大规模越洋西渡，抵亚非三十余国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及红海海口，差一点就要扣响地中海欧洲的大门。其航程之远，船队之宏伟，即使与素以航海称长的欧洲相比，也远远超过，岂不是一个奇迹吗？证明两个问题：一是彼时中国国力雄厚强大，远迈于欧人；其二，中国人搞大航海完全不成问题，至于前之未搞，及后之不搞，是别有原因——前面已经讲了，农业经济，无此需求。

那么为什么在永乐朝却突然之间有此非常之人非常之事了呢？不得不逼问一下：郑和大太监，永乐帝派他究竟下西洋干什么去了？

正史上是这么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纵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宦官传•郑和》）

这就很有些令人丧气了。原来，发动这么大事体，其原始的动因却不过出于永乐帝一己之个人原因：第一个，找到那个被他赶下台、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彻底消灭之，彻底消除永乐皇帝的一块心病。因为，毕竟建文帝属于正统，而永乐夺嫡属于非法，虽然时人不敢公开这么讲，但永乐他自己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这样的事就不能放到桌面上公开讲了，能放到桌面上大义凛然公开讲给世人的只是——第二个：耀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这可是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高高竖立的一面大旗，那就是，宣德宣威于异邦，宣教宣化于夷人。是传统道德四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最后也是最高之境界，那是大约只有圣朝之圣王才能做到的，为历代帝王所不懈追求。这样的事当然是非功利的，而是神圣道义的。到那时，天下归一，天人归一，同入于化境，三代之德治重降人间，道之所在，岂小矣哉！这样的目标实在太高，历史上没有一个帝王能做到。做不到怎么办呢？于是就“封禅”告天，向世人宣示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圣朝之盛世，圣德普化。这样搞来搞去，世人知道那不过是皇上玩的把戏，也就不怎么信了。所以自宋真宗以后，再没有一个皇帝搞封禅。永乐于是就来一个新鲜的，远航下西洋，宣德宣威，实宣名耳。一寻建文帝，二宣永乐圣名，这样一举两得之外，还可顺手从极远之异域带回来世人听说也没听说过的奇珍异宝——那可是历代帝王及整个宫廷都极喜欢的，多美！

郑和下西洋，从客观上讲，确乎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简直近乎一个奇迹：那么大的宝船，那么大的船队，那么远的航程，那么高的航海技术。一切的一切，令人叹为观止，不赞叹都不行！但若要讲到其意义，也就上面讲的那点子事情，再没有别的。

于是乎，如前此帝王之封禅一样，马三宝七下之后，“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同上）接着，王朝就对这样的事完全不感兴趣了。要知道，传统文化的道德一直讲的是，贱金玉而贵五谷，现在国家耗费那么大费用，收获来的却是供宫廷玩乐、消蚀人意志的奇珍异宝，这无论如何是为文化所不能接受的。再说，由一太监领头做这样的大事体，事成之后，扬阉人之威风，养宦竖之权势，也是为明朝那班爱争吵不怕死的大臣们所不乐见到的。

这样一来，于明朝中叶突兀而起的那场中国大航海，三十年后又突兀而止，一下子消失得那么彻底，就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就连有关档案资料都片纸不存！之后也再没有引起任何一点点的历史回响，完全被人遗忘了。

就是这样，中国社会，它不需要航海。搞得再热闹，再轰轰烈烈，也属白费，只能维持一阵子。

70、十五世纪欧亚大陆两端同时开始的大航海

可是，就在中国大陆固守内陆、固守圣道，而将郑和的航海资料悉数销毁后的不久，在大洋的那一边，基督教的欧洲却蠢蠢欲动，在准备他们的大航海，去寻找新大陆。

在郑和停止远航的五十年后，公元1492年，哥伦布奉西班牙王命，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信，率由三艘航船组成的船队，水手八十七名，远航出发，前往寻找印度和中国。（比较一下：郑和下西洋是欲去寻找建文帝，一下落不明的废王。）寻找的结果是，他们横渡大西洋，到了美洲，却误以为这就是印度。此后，哥氏又于1493、1498、1502年三次远航，均以西班牙王的名义，在美洲大陆建立领地，而直接拉开了紧接着的欧洲人大航海、开拓殖民地的新时代的序幕。

东西方地球的两端，不期而同，于15世纪开始全球性大航海，这当然是一件极有意味的事。而其开始的动机及后来的结局，却完全不同。中国旨在宣示王化，及在宣示王化大旗的背后处理一些王的私人事务。宣示王化意味着，这是一种这个国家已达极盛的表示，一种心满意足的表示。在西方恰恰相反，是不满足现有，要开拓新领地、寻找新财富的表示。中国崇名，西洋重实。由此，虽然哥伦布的船队远没法与郑和船队相比，那规模，那气派，那技术高度，而其结果却有天地之差：郑和的事业，只昙花一现，成为后世在民间是助兴的谈资，在官方文化是谴责的对象，一个反面的历只教训，间接助推了后来海禁政策的出笼：西洋景儿，见识过了，不过尔尔，没啥新奇，徒资糜费，败坏风俗人心，以后断然不可效法！哥伦布则成为一代伟人，开出一个殖民地的新时代：西方诸国，竞相往海外发展，找领地，找市场，找贵金属，从而有力助成其国内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及世界贸易市场的开辟，推动西欧由传统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西两相比较，天差地别，使人心惊。而知道了，同一粒种子播在不同的土壤，一者长出造船的橡树，一者长出观景的海裳花；同一勺水，置于不同的锅里蒸发出不同的气体，一者催生了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一者则冉冉升天，成为兆示我皇上英伟圣明的五彩祥云。事情就是这么地乖张不可究诘，你不相信也得信。

海禁！将海域一刀切去，还回到一心经营陆地的正道上来，继续地强干弱末，以农桑立国，继续地以三代之治为最高理想，全力去拼、去追求。

这样一种内敛性运转模式，其结果必然是：越转越涩，当社会摩擦力终于积累到一定的量级时，社会的机器也就越转越转不动，越转越慢，最后陷于停滞，而王朝的“气数”也就趋尽，只待一个爆发点，如天灾人祸，引致全社会的大动乱，来一次新一轮改朝换代，然后再从头来过。

果然，饥荒引致李自成的农民反叛，明朝灭亡，清人趁机入关，以其百万人之众，征服汉族两亿人众之大社会，建成清朝，咸与更始，一切重新开始。

71、终局就是开局

清王朝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最后一个大帝国。在这一时期内，数千年一直困扰中国历史的问题，“大陆问题”，终于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这所谓“大陆问题”就是：在雅东（西马拉雅以东）大陆上的所有民族，最终得到完全的融合，而使该大陆在国家的意义上完整贯通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再没有更北方的“胡人”的存在，传统的胡汉冲突也就从此得到彻底的解决。实现了，同一地域所有族众整体进步发展，这样一个历史原则。

这一原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历史学重要原则，它集中要说明的是，在同一自然地域，不可只是其中某一小片土地上的某一族众单独进步，而将其他地片的其他族众撇下不管，那是不可能的。这一原则正可形象地比喻为一种“水性原则”：在同一水域中，必须是整体水位共同提高，不可能其中哪一部分单独提高水位，而遗其余部分于不顾，即使为此专门设置看似极有效的水坝水闸（如长城）也一样不能违背这一铁的历史规定性，那水坝水闸注定不能永久防水，是要被冲决的！清王朝的建立，这一最不可思议的历史事实就铁一般证实了这一点。中原地区的汉人要进步，位于关外的的诸胡也要进步。最后的结果是，大家融合联体，一块儿进步；你若是不理我，不带我一起走，我就跟你历史拉锯，玩命扯你后腿，数千年持续不歇。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清朝人对大中华历史的一个最大的历史性贡献：实现了同一地域诸民族的最后联体；接下来的任务方是，大家一块儿联体进步，完成历史升级，进入下一历史层级。

雅东大陆诸亚地域最终联体，以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大帝国为表现形式。这一地理事实，要求新的帝国必须具有更远超过前朝的聚合力，从而将如此广阔地域持续不歇地保持为一个整体，而不至因大而遭致瓦解；但那聚合之力，也必定是超级强大的。

这样一来，世代以来中国两项人造超级大工程，长城与运河，前者最终退出实用历史舞台，任其废圯；而后者却极为显眼地被推到历史的更前台，推到国运攸关的当要历史地位。于是乎，全力以赴，绝对保证漕运水道的畅通，不断地予以疏浚、维护等等浩繁的工程事务，也就成为国家最为要紧的政务，须臾不得懈怠，多少高级、低级、中级官员因此而受到嘉奖或者是贬斥，层出不穷。

运河，成为了满清中央王朝联系全国广阔地域最强有力的纽带。

与此同时，有清一代，却一如既往继续奉行明末开始的海禁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更其峻急，到片板不得入海的地步。表面上，这是与清初的台海形势有关，当时郑成功父子占据台湾，军事反抗满清对大陆的异族占领。深层里，则仍反映的是传统中国农本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内在要求：大力崇本抑商，崇土抑海，以防海洋商业对以土地农业为构造的统一社会的破坏瓦解。是故，尽管当时漕运任务极其繁重，数倍于前朝，而王朝仍然坚决拒绝海运。

直到道光初年，强劲的海风一拨高过一拨猛袭过来，一批接一批的西洋商队乘巨舟来到中国，王朝才不得已再次启用海运，但也仅止于试运。再过十数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便爆发了：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商战集团，用洋布洋油等普通日用商品硬是轰不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而改用鸦片，引致鸦片战争的爆发，最终用强力迫使中国政府打开其海上门户。继而，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于1853年攻下南京。南方半壁，成为战场。1856年，咸丰六年，黄河大决口，改道北徙，直向渤海奔去；途中漫灌漫淹，将北运河淤了个一塌糊涂。

外战，内战，加上黄河大改道，运河大淤塞，使得清王朝再也无法应付此空前大危机。这才一咬牙，终于放弃主宰中国近二千年的内河漕运，代之以陆外海运。之后不太久，清王朝就亡了。

以上，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的内河水道，以河渭与长江为纬，以南北运河为经，十字交叉，秦汉以来，二千年中从来构成中华帝国由以立国的十字纵横大动脉，可称为是奠基中国的十字基架。灿烂的中国中华古典文化，也就正是在这长流不歇的十字坐标流水声中，被创造出来，被精心持存，四千年一以贯之。称中国古典文化为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运河文化，内陆文化，水道文化，名副其实。

回首历史，中国历代王朝与内河航运息息相关，漕运兴，帝国兴，漕运衰，帝国衰；当内陆河连同漕运一并终结之日，也便到了农业帝国连同农业社会一并终了之时。由秦迄清二千年的历史，完完整整表明了传统社会与传统水道这种一体不二的历史进程。

而当中国历史终于走完从秦到清二千年农田、水道的行程，雅东大陆终于胡汉融合最后完毕，达致大陆的一体化，卫青出塞或昭君和戎或胡风南掩的历史终于结束，中土农田再不用担心草原胡骑的践踏，长城退役，这时，来自南面陆外的海风却席卷而来，开始冲击中国的国门乃至国门以内的农田。最终，长城，漕运，以及建基于长城和漕运之上的封建王朝，中华古典文化，一道被海上季风吹散，退出历史的前台（但仍逡巡于历史的后台），渐行渐远，隐于历史的或深或浅处。

中国人，该是到了建造“海上长城”的时候了，该是到了以海为陆、以洋流为漕河的时代了。这是后传统社会中国文化的新主题，中国人能不能做得像其祖先一样好，将考验他们的智慧和耐力，考验他们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所构建的新文化是不是具有真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