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字典上有这样的解释：是指个人对自己的需要、愿望或要求毫不克制，听凭秉性行事，放纵不约束自己；抗拒、不服从外来的管教；不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或者表面上答应、内心不服！ 有才，百度上解释为：有才能，有本领。 这两个表面看来不搭边的词，却相互纠结在一起。 当下的中国，任性成了时代的表针，时代的标志。有钱任性、年轻任性、有权任性、有爱任性、有名任性、漂亮任性、有才任性，不一而足。但好多任性都是低层次的，很傻很天真的，甚至是很黄很暴力的。真正像我国古代那些有才华、桀骜不驯的文人那样任性的还真不多。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才任性的不少。结局差强人意的数陶渊明，结局悲惨的可能数嵇康、骆宾王。当然，从某一层面来说，李白也在任性之列；只是李白在任性中带着淘气，虽然任性，但却会哄人，夸杨贵妃“月想衣裳花想容”便是一例。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 陶先生，写得一手好诗，骨子里又受魏晋风骨的影响，又喜欢纵情山水、嗜爱杯中物；所以，在一次接待上级领导时，就耍起了二杆，不愿意低眉顺眼地欢迎上级领导，愤而辞职，去看他的山，喝他的酒，种他的菊，写他的诗去了。 《晋书、陶潜传》上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兮辞》。 大意是说：郡里派遣属吏督邮到陶渊明所管辖的的县，他的下属禀告说应该束上带子（穿正装）见督邮，陶潜叹息说：“我不能为五斗米（这些俸禄）弯腰（丧失尊严），小心谨慎地为乡下小人做事啊！”义熙二年，将印绶交还离开了彭泽县，于是作了《归去来兮辞》。作者的为官生涯结束了，开始了自己的隐居生活。 为什么要任性辞官呢？因为“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不过陶氏还是幸运的，在生活上，因为有他曾祖陶侃、祖父陶茂打下的物质基础，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的隐居生活。也还有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带着酒来与他吟诗唱和，生活也没有到捉襟见肘的地步。 上帝给人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这样的生活成就了这位山水诗人，没有能立功，但却立德、立言，最后在宋代苏轼力推下，终于完成了成为中国山水诗人鼻祖的蜕变。 不过有才便任性，也不都是这种结果。三国时的嵇康的下场就令人欷歔。旷达狂放，自由懒散，精通音乐、绘画、书法而又任性的嵇康，最后落得处死的下场。 嵇康在行刑前的表现，依然是很任性。公元263年的一个夏日，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押赴刑场，那些醉心他学问的太学生，恳请司马昭赦免嵇康，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事未遂。嵇康顾视日影，看行刑时间将到，索一把琴，弹一曲绝唱《广陵散》，在别人如痴如醉中，慨然赴死，并怅然说：“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39岁。恃才傲物、任性的一代才子，就这样再也无法任性了。这虽然体现出魏晋风骨，但对个人来说，却是一场悲剧。 虽然，有什么都可以任性，但有时也不是谁都可以任性，任性总要付出代价。任性有时是悲剧性格，后果是很严重的。中国不是有“听人劝，吃饱饭”之说吗？ 唐代，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朝代，却出了个任性的骆宾王。 骆宾王（约619—?），字观光，汉族，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高宗永徽中，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历武功、长安主簿。仪凤三年，入为侍御史，因事下狱，次年遇赦。调露二年，除临海丞，不得志，辞官。有集。骆宾王于武则天光宅元年，为起兵扬州反武则天的徐敬业作《代李敬业讨武曌檄》，敬业败，亡命不知所之。《资治通鉴》说他与李敬业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他投江而死，《新唐书》说他“亡命不知所之”。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吟咏“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了；再也没有机会去借蝉去写自己的高洁了。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会写诗，不一定懂政治。文人搅政治的浑水，最终总是淹没自己。也没有必要为显示自己的文采，而写《讨武曌檄》，更没有必要去图痛快而骂人。他写武曌：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祸心，窥窃神器；虺蜴为心，豺狼成性。如此辱骂上级，这是哪一位领导也都无法容忍的。 这样看来，即使有才也还是少任性为好。做人还是需要内敛、低调的，或许这样才能有品位一些，也才可能高端、大气、上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