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在修水中学升入高中时，班上有一年龄最小的男同学，小小的个子，黑黑的脸蛋。同学们都亲切地叫他“黑伢”，很少喊他的姓名。

　　他是渣津镇中学跃进班升上来的，初中只读了两年。他很顽皮，上课也不怎么听讲，下课喜欢打打闹闹。总是穿一件红色的毛线衣，他说是他妈妈为了他进城读书，把自已的红毛衣拆了，特地为他赶织起来的。

　　这件妈妈亲手织的“温暖”牌毛衣，还散发着妈妈的体温。他一穿就是十年，不到换季他舍不得脱下。脚上穿一双解放鞋，一年四季很少更换。到高三时都已经破了，还在穿。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小小年纪每天只能吃上两顿饭。他家兄弟姐妹九个，能让他进城读书已经很不容易了。

　　到高二时，他突然发奋读书，成绩一下子冒尖了。特别是数学、物理、化学，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榜。

　　他当上了数学课代表，课任老师姓李，很年轻。非常喜欢他，像对弟弟一样，总是把他带在身边。

　　高考那年，考数学时，因提前交卷，被李老师狠狠地训了一顿，没想到他的数学竟然考了满分。

　　其它几门功课也考得不错，就是物理差一点。那年物理题目很难，在两个毕业班考起的15人中，都没有一个及格的。

　　他满以为凭他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是没问题的。于是，等呀、盼呀，外省大学的通知书来了，没有他，本省的大学也没有他。等来的却是一封“安慰信”。像天塌下来了一样，他连死的心都有。但他不甘心，一定要弄清楚落榜的原因。

　　后来才知道，因他的家庭成份是“工商业”，不属于工农子弟。班主任在他的鉴定表上写明“此生不予录取”，给他宣判了“死刑”。

　　他下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966年，九江一工厂去县里招工，那时，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他想先去当工人，再以工人的名义报考大学，一定要园自已的大学梦。

　　他把所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都带到了厂里，下了班，就如饥似渴地学起来。这与当时工厂的氛围格格不入，被认为“清高”，瞧不起工人。他读俄语（64届学的是俄语），被涉嫌“里通外国”，派人到处调查他，弄得抬不起头来。

　　1968年，在一次精减人员下放农村的号令下，他被下放了。那时大学早已停止招生了，到农村后，他还在孜孜不倦地读书，他不信这辈子圆不了大学梦。

　　他的“执着”，感动了“上帝”。七十年代初，终于有机会推荐他作为工农兵学员，到九江教育学院读大学。专业是化学系，而且是他喜欢的学科，总算园了他的“大学”美梦。

　　毕业后分回母校修水中学当化学老师，后来一直担任重点班的班主任。他像久旱逢甘雨，终于有了发挥聪明才智的地方。他干得非常卖力，深受大家好评。

　　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恢复律师制度，县里急需要律师。根据他的特长，领导力荐他去做兼职律师。随后，县司法局下文聘他为正式兼职律师。他办理的第一桩辩护案，是为一名被指控“重婚”的村妇辩护。

　　这名村妇由于受不了丈夫的长期暴力殴打，被迫逃出去。后与一名比自已小十岁的青年农民同居，因而被告上法庭。

　　他以村妇是出于自我保护而离家出走，以及“同居”并不等于“重婚”等理由为其开脱。他说得振振有词，法律条文背的滚瓜烂熟，使这名村妇获得了自由。

　　当年，黑伢参加了全省律师资格考试，成绩名列前榜，获得了我省第二批授予的律师资格。

　　“严打”期间，被正式调入县司法局从事专职律师，十年后提升为司法局局长。办理了很多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有的案例还被编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材，在一些法律专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十多年的律师生涯，影响了他一生。后因工作需要，调入县政府当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做了十年的政府官员，使他在县里的名气越来越大。

　　退二线后，应聘到修水最大的一家民营企业—修水赣宁集团公司任副总经理。分管企业行政许可等方面的工作近十年，见证了该企业从几百万到六亿元资产的发展过程。正式退休后，经县委领导圈定，再由企业家选举，推选他为修水企业家联合会当会长，成为企联的法定代表人。

　　这是个社团组织。在他任职期间，由于业绩突出，该企联每年都被评为全省先进社团。他已经干了五年，今年还要他再连任五年。本来年龄大了，可以回家安享晚年。但既然领导信得过他，他还是像过去一样，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

　　每个人都希望自已获得成功的人生，但在人生的征途中，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往往会遭受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磨难。

　　黑伢也是一样，他的童年过得这样艰难，青少年时又读书无门，工作无望。命运对他如此不公平。他只有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地创造条件，改变命运，才能在逆境中慢慢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成就一番事业。

　　他的可取之处是，只要能清醒地认知自已，并不断地挑战自已，人的潜能是可以创造奇迹获得成功的。这就是他的成功之路，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