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空军军官每天都在训练我们，让我们绕着戏剧学校的篮球场一圈又一圈的跑步。挨着篮球场的是餐厅。我们一排队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偷偷地瞟向食堂，即使是在我刚刚吃完早餐之后。我非常馋食物，尽管我不能确定这是因为缺少肉食，还是因为天气冷，还是因为训练忒枯燥。我梦想着四川的各种美食：香脆鸭，甜酸鱼，“醉汉鸡，”还有很多多汁的美食。

　　我们六个女孩都不爱花钱。我们还这样想，不管怎么着，花钱买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行为。所以，尽管我很馋食物，我仅仅给自己买过一兜水李子，这还是在军官送的水李子逗起我馋水李子的欲望之后。在经历很多馋食的痛苦之后，在和其他女孩商量之后，我才决心给自己这样一次待遇。当旅行结束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立马儿吞噬了一些放了很久的饼干，同时把钱交给我姥姥，这些钱是她给我的，我几乎没有动过。她把我拉进怀里，不停地说，“多傻的孩子呀。”

　　此外，我还是在染上风湿病之后回到家里的。北京这么冷，自来水龙头都冻住了。然而，我们还在训练，在没有大衣穿的情况下，在露天里训练。没有热水让我们的脚暖和起来。我们刚到的时候，发给我们每人一条毛毯。几天之后，更多的女孩来到了，但是，却没有更多的毛毯。我们决定把三条毯子给她们，我们六个人共同享用另外三条毯子。我们的教养让我们在同志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我们被通知说，我们的毯子来自战备仓库，战备仓库是为战时准备的。毛主席命令把毯子取出来给红卫兵用。我们表达了对毛主席的衷心感谢。现在，当我们最终没有那么多毯子可用时，我们被告知，我们甚至更要感谢毛主席，因为他把中国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

　　毯子很小，不能盖住两个人，除非两个人紧挨着睡。我总做噩梦，我做噩梦是从那次看到企图自杀的事件时开始的，在我父亲被带走、我母亲去北京之后，我的噩梦做得就更可怕了；并且，因为睡不好，我总是动，身体经常从毯子里面漏出来。房间供暖很差，一旦我睡着了，寒风就会进犯我。到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我膝盖的接缝处肿得那么厉害，以至于我几乎不能弯曲膝盖。

　　我的痛苦还不止于此。一些来自农村的孩子身上有跳骚和虱子。一天，我走进房间，看见我的一个朋友在哭。她刚刚在她内衣腋窝的接缝处发现一堆微小的白卵---虱卵。这让我很恐慌，因为虱子让人痒得难以忍受，并且，虱子是和肮脏相关联的。从那时起，我一直都觉着痒，一天要检查内衣好几次。我多么盼望毛主席快一点儿接见我们呀，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十一月二十四号下午，我们像往常一样，正在一间男生的房间里开一个学习毛主席语录的会议（出于谦逊，官员和男生都不到女生房间里去）。我们那位友好的军团司令迈着非常轻盈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建议指挥我们唱一首文革最著名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以前从没这么干过，我们都很惊奇，也都很高兴。他挥舞胳膊打起拍子，他眼睛发光，脸颊绯红。歌唱完了的时候，他抑制住兴奋，宣布他有一些好消息，我们立马儿就知道了是什么好消息。

　　“明天我们要去见毛主席。”他大声宣布，他的接下来的话语被我们的欢呼声湮没了。在一阵发自内心的欢呼之后，我们又以呼喊口号的形式来表达我们激动的心情：“毛主席万岁。”“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军团司令告诉我们，从那一刻起，我们谁也不能离开校园，他说，我们得互相监督，以确保这一点。被要求互相监督是非常普通的事情。除此之外，这些还是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措施，我们当然高兴采取这些措施。晚饭之后，那位军官走到我的五个同伴和我跟前，他压低嗓音庄重地说：“你们愿意做点事情以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吗？”“当然了。”他示意我们保持安静，继续小声说：“明天早晨，在我们出发之前，你们能提一条建议吗？我们大家都彼此搜身，以确保没有人携带他们不该带的东西。你们知道，年轻人可能会忘记规定-----”之前，他曾经宣布过规定----我们决不能带任何金属的东西，甚至不能带钥匙，到集会上去。

　　我们大多数都不能入眠，长夜在兴奋的谈话中过去。早晨四点钟，我们起床，集合，排成队列，准备步行一个半小时去天安门广场。在我们的“军团”出发前，在那个军官的一个眼神的指使下，圆圆站起来，建议搜身。我能够看到，其他一些人认为她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军团司令高兴地重复了一遍她的建议。他建议我们第一个搜他。一个男孩被叫来干这事，他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大串钥匙。我们的军团司令表演得似乎是他真的疏忽了，她送给圆圆一个胜利的微笑。我们剩下来的人都互相搜了身。这种兜圈子的做事方法反映了毛泽东的一个实践：事情看上去仿佛得是人民的愿望，而不是从上面来的命令。虚伪和演戏被人们所接受。

　　天还没亮，大街突然就活跃起来了。红卫兵正从首都的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挺进。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一如汹涌的波涛。喊口号的同时，我们举着手，手中的小红宝书构成一条汹涌的红线，红色对抗着黎明前的黑暗。黎明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天安门广场。我被安排在第七排，第一排在东长安大街到天安门广场东边之间。在我后面还有更多成排的队伍。在把我们的队伍排整齐后，我们的军官命令我们交叉双腿坐在硬地上。因为我的膝盖肿着，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不久，我就感觉如同坐在了针毡之上。我忒冷，忒困，----忒疲劳了，因为我一直不能睡好觉。军官指挥我们不停顿的唱歌，让不同组队之间互相挑战，用k歌的方法来保持我们的精神。

　　不久的功夫，“毛主席万岁。”歇斯底里的口号声如波浪一样从东面汹涌而起。我很疲劳、很迟钝，很久才意识到，毛主席要坐敞篷汽车从前面经过。突然，雷鸣般的欢呼声从我身边响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坐在我前面的人突然起立，亢奋的蹦起脚来，他们高举的手在疯狂地摇动着小红宝书。“坐下。”“坐下。”我徒劳的喊着。我们的军团司令曾经说过，我们在集会的全过程中都得坐在地上。但是，似乎没有人遵守这个规定，他们被想看毛主席的急切心情掌控着。

　　坐了这么长时间，我的腿都已经麻木了。有那么一会儿，我所能看到的就是人们后脑勺构成的沸腾的海洋。当我最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时候，我仅仅看到了车队的最尾部。刘少奇，国家主席，正将他的脸转到我们的方向来。

　　大字报已经开始攻击刘少奇，说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说他是毛泽东的头号反对者，尽管他还没有公开遭到批斗，但是，很清楚，他的垮台是接下来就要发生的事情。在对红卫兵集会的新闻报道中，总是给他留一个非常平凡的位置。在这次的队列中，他没在紧挨着毛主席的位置上，做为第二号人物，他应该在这个位置上，他在车队的最尾部，在最后一辆车里。

　　刘少奇看上去很消沉、很疲劳。但是，我对他没有一点感觉。尽管他是国家主席，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他什么也不是。我们是在被灌输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中长大起来的。如果刘少奇反对毛泽东，他就应该完蛋，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很自然。

　　在那一刻，在年轻人的海洋高喊效忠毛主席的时刻，刘少奇一定感觉到了他的境况是多么地无望。讽刺的是，是他自己，在抬升毛泽东的神化地位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神化毛泽东导致了一个国家年轻人狂热的这场总爆发，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是不信宗教的，刘少奇和他的同事帮助神化毛泽东，其目的是要安抚他。他们认为，毛泽东会满足于虚幻的荣誉，从而让他们做具体的工作，但是，毛泽东要的是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既在地上，也在天上。并且，或许，他们什么也干不了，迷信毛泽东是不可阻挡的。

　　在1966年十一月二十五号的清晨，我可没有这些想法。当时，我所关心的一切就是看一眼毛主席。我迅速地把眼睛从刘少奇身上移开，移到车队的前面。我看见了毛主席结实的背影，他的右臂稳健地挥舞着。一瞬的功夫，他就从视线中消失了。我的心沉了。这样就算我见到毛主席了吗？仅仅是对他背影的短暂一瞥？太阳似乎突然间就变成了灰色。在我周围，红卫兵弄出了很大的噪声。挨着我站着的那个女孩刚刚扎破右手食指，正在挤血在折叠整齐的手帕上写着什么。我清楚地知道她要使用的字词。其他的红卫兵曾经多次这样干过，并且，这些字词曾经不厌其烦的发表过：“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看着她，我失望的情绪增长起来。生命似乎没有了意义。一个想法从我的心头闪过：或许，我应该自杀？

　　几乎在接下来的一瞬间，这种想法就消失了。我认为，这种想法确实是一种潜意识的企图，企图量化我梦想被击碎后所遭受的打击，特别是我在旅途中吃到所有这些苦之后。挤爆了的火车，肿痛的膝盖，挨饿挨冻，痒，堵塞的厕所，疲劳---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没有得到回报。

　　我们的朝圣结束了，几天之后，我们启程回家。我旅行得够多了，我在期盼着温暖、舒适，还有一个热水澡。但是，回家的想法又略带一点担忧。不管旅行多么不舒服，整个旅程却从来不令人恐惧。整整一个多月，和红卫兵密切地生活在一起，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暴力，或者感到恐惧。诺大的人群，尽管歇斯底里，却纪律良好，平安无事。我遇到的人们都非常友好。

　　恰好是在我要离开北京之前，我收到一封我母亲来的信。信上说，我父亲完全康复了，成都的所有人都好。但是，她在信尾加了一句，她和我父亲都在被批判，被批判为走资派。我的心沉了。到现在为止，对我来说，走资派---共产党官员---是文化革命的主要靶子。我不久就会看到，这对于我的家庭、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