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旧事(二)
城 东 旧 事(二)
------月下李说
蔡 妈
是在六四年的初春,天正落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随父母来到这座宅院,院里脏乱不堪,到处堆着建筑垃圾,泥水飞溅,人得踏着砖头跳着过去。我们看过三个户型,有三室也有四室,当时是可以任意挑选的,而父亲就看上了北楼一层的两居室,说那里出入方便,门前可围个花园,父亲是喜欢花草的,便说:“家里人少,够住就行了。”我们的新居就这么确定下来,而且几天时间就搬进了这座宅院,一住便是三十多年。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院子里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垃圾被清除的干干净净,就有人拉来了许多绿色植物,用青砖铺好了所有的道路,道旁便用冬青围了,栽上木槿,石榴和高大的白桦,还有柿树,几天功夫院子就成了一个很美的花园。引动了巷里的小孩天天去骑冬青树当马玩,很快几个小花园就被破坏的不成样子。父亲是早早就料想到这些的,便用了带刺的铁丝将花园保护起来,栽了许多的月季,剪枝整芽后又有嫩芽儿长了出来,五月刚过,便爆出许多的花蕾,很快那些月季就迎风招展,一朵比一朵开得鲜艳,有粉、有红、有黄、还有粉中带黄,黄中有红,十分的爱人。院里就常有人站在花园边赏花,和父母聊天,几天就认识了不少邻居,这中间最先认识也最先到家里串门的就是院里看门的蔡妈。
记得一次放学,一进家门就见桌旁坐着一位邻居,高高的额头,突出的颧骨,嘴巴很大,牙齿长得很乱,很黄,下巴往前突着,侧身瞧去,真有些猩猩的面相,这倒让我想起生物课里讲到的猿人,心想这人肯定是人类进化中最慢的那个分支了,不然怎么会长出那么丑陋的脸相呢。她和母亲叨叨着家常,口音是陕北人,却又不那么浓重,所以她们的谈话我基本能听懂。她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女子是夹在中间的,文革后期下乡到农村,尔后进了一家兵工厂。蔡妈就常常拿她女儿说事,说女儿怎么怎么地孝顺,每月二十多元的工资,总要给她交一半,每次回家都要给她带东西,不是吃的,就是穿的,记着还扯起身上的毛绒外衣,说这是女儿给她买的,她老舍不得穿,因女儿今晚要回来,穿上让她高兴。
她说话时唾沫星子常常溅到旁人的衣服上,看见了,她还用手去抹一下,弄的对方心里很不舒服,她却根本不感觉,总是凑到别人的耳边,生怕她的话让第三者听到,真有些嚼耳根的感觉。其实她就是这么个人,院里谁家都串,谁家的事都知道,而且她知道了,全院就都知道了。她家有什么事,跟儿子生了气,家里要来人,来什么人,来人给她带的什么东西,从不藏事,喜怒哀乐都写在了脸上,是喜是愁她都要说出来,心里才会感到舒服。可这种性格,常常就让别人很讨烦,也很提防,跟她说事,心里就很打鼓,生怕惹出个事非来。也常常因她的闲话,弄的邻里相互间猜疑,结果碰在一起把话讲白了,大家才知道这老蔡的碎嘴确实该打。有人就想找她证实,结果让人劝住,说蔡妈的话,从东头过来,你得在西边听,水份大的很,不去和她计较算了。慢慢地,这院里就都瞧不起她,不把她放在眼里。而她却不以为然,依旧那么去串门,那么去唠叨,那么去说三道四,过的还挺快活。
其实她是地道的陕北人,老伴的地方土音比她浓重,说起话来,听着很费力,他也就不太与人交往。他们是何时从陕北出走的,没人知道,只听说她们是在附近扫马路的,也收些破烂便卖,两口人还老实,做事勤快,大楼院建成时,就被房管员打找着来了,负责看守大门和清扫院内的卫生。她们来时就拉着一个架子车,院门的南边有着一间平房,里外套屋,她们住里屋,外屋就放一张桌子和一个单人床,夜里她老伴就睡在那里看门,她和儿女们便挤在里屋的一张大床上。屋后有着一块空地,也是楼边的一块夹角地,起先是放着那个架子车,慢慢的那空地里就搭起一个棚子,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放,收来的费报纸、书籍、酒瓶、破衣物,后来那棚子就有了墙,有了门,终于成了蔡家的后院。又搭起了锅灶,放了桌椅板凳,一家人吃饭就有了小院,老蔡喜欢养鸟,那里也就挂上了鸟笼。这个一直靠沿街收破烂讨生计的老蔡,自打住进这座大院,有了自己的小屋到有了一个象样的院子,就很少再去收破烂,那辆架子车除了清扫卫生拉个垃圾,就是借给院人拉煤运菜用了。
那个年代人们生活做饭是用蜂窝煤的,每户每月凭票供应,煤得自己去拉,逢到煤源丰盛时,你买的煤就干的透彻,形好质量轻盈,烧起来火苗发着蓝焰,逢年过节,煤源短缺,跑几次煤店都买不上。一听说有了煤,你拉车跑去,那压煤机正在一块一块地往出压,你鸡屁股等蛋一般,下一个你捡一个,那煤块能捏出水来,放在车里,不敢摞的太高,否则一路摇着回去,压在下面的就成了煤渣,成块的煤就乘下三分之二,还得凉在窗台下,让风往干吹。那碎了的煤渣干脆加水和成煤饼,晾干了切成煤块烧。
这个过程还真得一个好劳力,否则你抢不到煤,也拉不回来。院里的干部多,领导多,闲人就少,常常请着假去买煤,偏偏煤场无煤,这信息蔡妈总是第一个知道,拉煤非得借她的架子车不可。蔡妈就有了心眼,只要她能用上的,有权有势的,蔡妈就顺势将那家的煤本留下,第二日一个大早让老蔡去煤场排队,她去煤场找个熟人把煤买了回来,又两口忙前忙后的将煤给人家摆到门前,等人下班回来,看见了煤喜出望外,于是忙到蔡家道谢,有的端一碗好吃的,有的拿一些稀罕物,蔡妈是从不拒绝,又表现的非常热心,这人也就算欠上蔡家的一份人情。 那时的人情,也办不了什么事,因为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与人差别不大,富人比穷人好不到哪里去,工作差别不大,都吃的大锅饭,你有我也有,工资也相差不多,你能买得起一双鞋,我也能买,差异就在物质条件上,有权有势,门路就广,结交就多,别人订不到牛奶,他就可以订到,别人买不到肉,他就可以通过关系买到一个猪后腿。蔡妈的这份人情债常常是在这些方面还给了她。
冬天到了,就得准备过冬的菜,到菜场买白菜、萝卜和大葱,这菜也得有熟人,才能买上好菜,买了好菜才能挨到来年的春天,这买菜的事,蔡妈就托了公社书记写个条子,去找菜场的头头办了,那菜确实就好,白菜磁磁的,红白萝卜又大又水灵,买了回来,又拉了一车黄土,萝卜埋在后院里,白菜就放在屋檐下的阳光里,见了人就夸她的菜如何如何的好,是黄书记帮她找的人,又说黄书记是如何如何的好人。眼看春节到了,该买过节的肉,她又找了区长老婆,不掏肉票就拉回半扇猪来,立刻院子就知道高区长给老蔡家弄了半扇子猪,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也不大去关心这类的事,再说住在这个大楼院里的人,多少都是有些办法的,谁比谁也差不到哪去。而且院里几十户人家,一家给老蔡还点人情,老蔡就什么都有了,什么也不缺。问题是她的那张贫嘴,常常到巷子里乱说,这就引来了事非,也招来祸患。
六六年文革开始,起先还风平浪静,谁也不知道这场革命究竟要做什么,总以为那是单位上的事,与老百姓的生活毫不联系。可慢慢的,这革命的范围就越来越大,学生开始不上学了,机关单位整天开会搞运动,院子里当官的人,也不按时上下班,人们走路都变得急急匆匆,相互间不太串门聊天,见面寒喧两句,就匆匆回家关了门,人心都变得很谨慎,也很神密。
一天,还是蔡妈在各家串门,进门就说:“三楼的高区长被关了,说是有历史问题,是个反革命。”“你听谁瞎说!”听的人不信。“真的,都一个星期不让回家了。”蔡妈语气肯定。“绝对是弄错了,你别听人瞎扯。”“我也就说,那么好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她应承着就又到了另一家,还是讲着同样的话。渐渐的这事就传到巷子里,就有外面的人跑到院里打听高区长的为人,他们把蔡家当成了重点,和蔡妈说了整整一个上午,几天之后就有一支队伍进到了院子,先是抄了高区长的家,在院里的墙上贴满了揭露高区长罪行的大字板,文革的火焰开始烧进了大楼院。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群众性的造反活动就越来越普遍,越是普遍百姓就越有革命性,一切当权的人物,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居委会主任,也都能成为群众监督的对象。一次公社召开群众大会,有个居委会主行将一份报纸垫在屁股下坐着,中途尿急去了厕所,当她返回会场时,便被工宣队带走了,说群众揭发她把领袖头像坐在屁股底下,属于现行反革命。无论她怎样辩驳,放在工宣队办公桌上的报纸确实是她坐了。她有口说不清,经审查,家庭出身富农,这便上纲上线了,被群众架了飞机,批斗地不停点。这大楼院里住地多半是当权派,是革命的对象,也是群众监督的对象,这群众不是院里的邻居,也不是单位的同事,却是巷子里的人。
有人就看着这院子不顺眼,更见不得这院里出出进进的人物,有人牵了头,计划将院里大小头头的家抄上一遍,他们便把蔡妈叫了去,详细提供各家的具体情况,有了蔡家提供的资料,这帮人便准备动手,并让蔡妈领着他们去。这消息让老蔡知道了,大骂了蔡妈一顿,死活不准她去干这种事。蔡妈有胆量去说,却没有胆子面对里的人。那晚她躲在家里闭不出门,那帮人派人去叫,就是不开门。而这抄家的消息却让院里一个医生的家得知了,那医生姓史,大家称她史大夫,祖籍上海人,支援大西北时,一家人就迁到西安,史大夫的公公姓严,是个会计,性格豪爽,眼里掺不得沙子,他在公社下属一家社办厂工作,他的手下告诉了这个信息。那时他也就是六十多岁,个子大而魁伟,走起路来通通的声响,院里都叫他严老爷。这晚,他从外面回来,独自早早吃过饭,就在家里翻东西,找出青年时练过的一把月牙刀,尽管那刀有些锈迹,但可以威吓人,他将刀放在床下,坐在窗口静静地等着。
大约晚十时多,巷里有了嘈嘈声,他从楼上跑着下去,那帮人有十多个,走到门口就大喊大叫起来,说院里都是走资派,不批斗不足以平民愤,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他们边喊边敲打大院的门,那门是有门栓的,平时都是老蔡家出来开门,今天蔡家的门却关的严严实实,屋里没有灯光。那帮人死命在打在喊,院里都有人出来看了,这严老爷就通通通地走到门口,一把拉开门栓,手里攥着把大刀,喊了声:“想干什么!有本事从我身上过去!”严老爷穿着件衬衣,却敞着胸脯,他用手拍着胸口,一脸怒气。那帮人咋也没想到有人能档道,而且是个老汉,提着大刀,瞧那架式肯定是玩过的人,这阵式看来是要拼命的。来人先软了势头,退到巷子里,只是乱喊乱叫,可谁也不敢冲着过来,万一被这老家伙砍上一刀,就不合算了,他们就在哪里嚷嚷。院里人也都涌到了门口,知道了这帮人的目的,大家义愤添臂,喊着要去打这帮人,很快,他们就悄悄地撒伙了。严老爷给院子立了一功,大家敬佩他,称赞他。
老蔡家却不这么认为。院里人声吵嚷,蔡家的门始终紧闭着,当那伙人散去了,蔡妈却从后院走了出来,见人便说她今天不舒服,吃过饭就睡了,没想到院里能出这么大的事,她一边走一边听,装着很吃惊的样子,正好严老爷由门口进来,一眼看到蔡妈,心火就往上窜,他最见不得煽阴风点阴火的人物,而这件事的原由他很清楚,蔡妈却不明白,还假装打听刚才发生什么事,严老爷放大嗓门:“你还敢出来,不怕被那伙人吃了。”“我怕啥,我又不当官,又不是反革命,怕他个甚!”“那你刚才干什么去了,那伙人走了,你才出来看热闹。”“你严老爷说得这是啥话,这事跟我有啥关系,我出不出来又怎么样。”蔡妈有些急了,唾沫星子开始飞溅起来。“当然有关系,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院里养个狗,还不咬主人呢!”严老爷发怒起来。“哎呀!他严老爷,你怎么骂开人了,我跟你前世无冤后世无仇的,你糟蹋我干什么!” “你知道我为啥骂你,有胆量去叫那伙人再来呀!”院里人被他们吵得稀里糊涂,大家只是劝严老爷回去,蔡妈还在那里诉说不平,她感到很羞辱,觉得这院里老老少少都想欺负她,她活的没有人格,没有地位,刚好来了文化大革命,她也想借此出出平日里受的气。可她的老头子却让她硬不起腰杆,他在旧社会当过几天国民党的兵,这事要嚷出去,就会有人革她的命,还是少惹事为妙。她挑起了事,却又躲着走了,可她竟没躲过严老爷,看他那副样子,肯定知道了她一些事,但不能这么受他的气呀!她把这事告诉了她大儿子。
她大儿子长的黑粗威猛,一身黑皮,一头卷发,练过拳路,喜欢棍棒,以前很少在院里露面,见了院子人,呲牙一笑,便收了笑容,那牙很白,嘴唇又厚又黑,长得象蔡妈,有点非洲人的感觉,人都叫他蔡黑皮。文革开始后,他常常领着十来个伙计在院里练拳,一练就是半夜,哼哈嘿的,脚跺在地上,就像青石拍到地上一般咚咚直响,惊的院子人半晚睡不成觉,有人说到蔡妈那里,她却讲:“我管不了他,那个犟鬼,跟老蔡一样。”结果蔡黑皮竟连练了三个晚上,折腾得院子人一肚子牢骚,蔡妈装着没听见。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有拳有势就有理,而蔡黑皮也算一方地域里的一霸,没几个人敢撞他的。当他听蔡妈说了羞辱一事,一拍桌子便登上了严家,用脚踢开了严家的门,找严老爷算帐,严老爷不在,严叔便上前说事,蔡黑皮就不松口,非得严老爷给他妈道歉才行。严家也有三个儿子,但个个文弱书生,看着这阵势,敢怒不敢言,惹不起黑皮,严叔只好随史大夫去了蔡家,说了许些好话,蔡妈还装着受宠若惊似的,不停地埋怨他那不懂事的大儿,惹得史大夫来向她道歉。
这事第二天就传遍院子和巷子,都知道蔡家有个惹不起的黑皮,蔡妈也因此感觉到一种强势的荣耀。唯有严老爷知道这事最晚,气的要找蔡黑皮说理,被家人挡住。文革后期,这蔡黑皮在厂里搞了个护厂队,一天夜里值勤,被三个对手围住,打斗中,身上连中了三刀,在一刀正刺进心脏,当场致命,那年也就是四十多岁。黑皮不是个东西,迟早要惹出事的,这院里人都知道。可他毕竟是个人,是老蔡家的儿子,蔡家又在院里多年,多少有些情丝。大家便陆陆续续地去看望,蔡妈见到院人,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诉说他儿的不容易,拉扯了几十岁了,就这么去了,而且走的那么凄惨,这哭泣声整整持续了半个多月,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常还能听到蔡家的哭声。
蔡家老大死了,蔡妈便把心思寄托在老二身上,老二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学着老大在外而拉扯了一群狐朋狗友,三三两两地去那后院里喝酒划拳,喝醉了便在大院里耍酒疯,常常半夜里哭爹喊娘地嚎叫,闹的院子人去找蔡妈几次,这使蔡妈不得不向院人说好话,大儿子的死,蔡妈就没有了那种强势,她心里就有点害怕,怕这儿子再去惹事。她把儿子堵在家里,劝说不要再喝酒,那儿子急了,堵气不喝,把家里存放的三四瓶好酒,全摔到院里青石板上,酒气就飘了一天。蔡妈高兴地见人就讲他儿子学好了,不喝酒了。可从那天起,这儿子就常常夜不归宿,有时烂醉的被几个人背着回来,放在门外的地上睡到天明。那年征兵,蔡妈便给儿子报了名,她实在是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多亏这小子身体强壮,几个关口都顺利过去了,听说快要政审了,她便带着儿子去了居委会主任家,求主任给他说些好话。说话间,那儿子扑通一声给主任跪了下来,连连磕头,搞的主任不知如何是好,答应帮忙。很快,那儿子就当了兵,一去便是几年,又复原到地方,分配到一家银行工作,部队的锻练,使这个儿子有了很大变化,酒不喝了,也懂了许多的礼貌,见人变得和蔼可亲。正当蔡妈高兴地向院人诉说她儿子怎么变得孝顺和懂事了,这儿子却遭到了意外的伤害。一天晚上,她儿子和媳妇在路上散步,前面来了几个人,说是要找他清算几年前的旧帐,没说几句,后面就又上来了人,拿着短棍直打他的后脑,血浆出来了,后脑被打裂,他当时就昏倒在地,媳妇也吓昏了过去,是路人打了救护车,将他们送进了医院,这儿子从此就一蹶不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经常头痛欲裂,痛不欲生。蔡妈又常常为小儿子流泪不止。
蔡家在院里的后些年里,生活是要好的多了,也过的很清静,蔡妈还是天天清扫院子,倒垃圾,清理各种杂物,老蔡却学依旧在养鸟,买了两付鸟笼,养了一对八哥,天天早晚担着笼子去城外的护城林里遛鸟,总是“老黑老黑”的叫它,有人说那是老汉想念儿子,把鸟儿当儿子在叫,因为蔡黑皮活着的时候,老蔡确实叫他老黑老黑的。没几年功夫,蔡妈便患了病,常常躺在床上哼哼,叫去医院,她死活不去,怕花钱。一天小儿子回来,见她难受的利害,便硬拉她去医院看病,人坚持着走出房门,刚到放架子车的旁边,眼睛就看不见了,一头昏倒在车子边,儿子大声叫她,只睁了一下眼,就闭住,再也没有睁开过,眼角是流下两行泪水。
蔡妈过世了,蔡家就再也没有那股热闹劲了,院里的卫生依旧是老蔡去做,有时是他的小儿和媳妇帮忙做,老蔡还是天天担着鸟笼去溜,但却多了一付笼子,养了一只画眉,老蔡常给人讲,这画眉爱叫,叫的好听,象他过世的老伴。
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城市建设,这大楼被拆迁了,蔡家也得了一份房权。院里人也都走的七零八散,这老蔡最终是走到哪里去了,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