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那曾养育你的一片热土，也是你漂泊在外的心灵寄托。在家，你脚踏实地，丈量着它的尺度；在外，你仰望星空，寻觅着它的踪影。虽然我们的记忆只是淡淡的平静，但是谈起故乡，总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

　　那里，也许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也许隐藏着一大卷的史诗，抑或只是乡间飘飞的蒲公英，飞舞的萤火虫。不管怎样，自打出生，故乡就与我们同在。

　　万里长城，筑就着民族的脊梁；黄河长江，流淌着民族的希望；文化典籍，保留着民族的记忆；故乡，则塑造着民族的性格。或是东北人的豪爽，或是江南人的温柔，或是巴蜀人的热情，或是岭南人的开放……各种地域类型的文化通过本地人稳稳当当地扎根在一块块土地上，反之，人们因文化熏陶形成了带有本地特色的性格特征。可谓文化因地域而生，人因文化而存。千百年来，无论政权如何更迭，人们总能从故乡中得到慰藉。衣锦还乡是荣耀，客死他乡是悲哀，故乡，带给人的，不仅是地理上的认同，也是心灵上的归宿。旧时的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故乡情结中，演绎着一次次“他乡遇故知”的故事，在他们看来，这种情结，亘古不变。

　　然而，旧有的农耕中国因鸦片战争而一炮惊碎，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古老帝国，面对从未有过的世界大局，不得不向西方亦步亦趋。割地的割地，赔款的赔款，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晚清立宪”到“五族共和”，短短不到百年，中国社会遭遇了千百年来从未遇见之大变革，世所罕见。可是，就是这样的大动荡时期，中国人的故乡仍旧存在，而且随着地方政府对本地区控制力的衰弱，诸多士绅逐渐掌握了地方的话语权，使得区域文化与权力相挂钩，成为政治人物互相利用的筹码。从早期的“湘军”、“淮军”，到后来的江浙派、广西派，无一不是地主、士绅阶层的势力。从乡村的社会结构看，城市的新风固然有所渗透，但是从整体而言，旧有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格局并未明显被打破，甚至有固化、加强的趋势。辛亥革命初期，城市里的革命军打得火热，乡间的老农依旧浑然不知，类似于鲁迅笔下华老栓、阿Q式的人物，并不在少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依旧是小桥流水人家，纵使村外战火纷飞，村人仍可酣然入睡，若不是日本人的搅局，怕是长久地固守，一辈子不离故乡也是难说的，毕竟照乡俗，离了乡的人，总是离了魂的，不过只要他踏上乡间的土地，再多的愁怨，也便在稳稳踏下的瞬间消散了。

　　可是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不留一点余地给故乡内外的人思考。动荡的年华，送走了青天白日，迎来了镰刀斧头。红色的光芒照耀中华，千百年来受到地主压迫的农民，头一次尝到了翻身做主人的甜头，他们痛快地烧毁了地契，让火焰将它们化成焦黑的灰烬，照射出地主们惶恐的神情。数以百万的地主的田产顷刻化为乌有，旧有的豪宅肥田无条件地转让给农民，这还不行，他们落个“残害贫下中农”的罪名，或游街，或追打，累累若丧家之犬，一个阶层，居然在短短三年彻底消灭，不可谓是个奇迹。激进的土改，让地主散尽家财，让农民喜获土地，一切来得那么猝然，甚至让一些干部都为之惊奇。

　　故乡的土地，第一次属于了它真正的主人。然而就在农民们满怀喜悦之情，准备在自家田地大干的时候，新的政策又来了。1953年，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迎来了农村合作社的浪潮，几年之间又将尚未捂热沤肥的土地悉数交公［1］，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农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交出了土地，有人疑惑，但很快又被全国上下齐心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所点燃，投身到对国家的奉献中。农民真是天地下最无私、最淳朴的人，他们守着一亩三分地，受着最苦的累，却总是无怨无悔，就这样，农民拥有地权的年代悄悄结束了，他们万不曾料到，若干年后的政府，还会从那已收归国有的土地上做文章。

　　故乡，仍然有着优美的风景。春时桃李芬芳，夏时蛙鸣蝉叫，秋时金穗遍野，冬时瑞雪兆年，故乡还是那个游子心中的天堂，只是不再属于游子父亲脚下真实的土地了。

　　之后的日子，故乡见证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有“大跃进”时成堆叠起的“高产”水稻，有“人民公社化运动”时的公共食堂，有三年自然灾害时的瘦孩子背影，有“文革”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每一件事不写则已，一写便是沉重的历史，民族的离歌，以致多年之后，故乡的人们再也不愿提起那昨日的光阴故事。

　　经历风雨后的故乡，已是千疮百孔，却仍顽强地屹立在古老的东方，因为它知道，土地没有变，那里仍然种着金灿灿的麦田和绿油油的水田。千千万万勤劳的故乡劳动者固守着脚下的土地，即使它只是国家对自己的馈赠，他们也愿意勤勤恳恳，守好这份地，将它们传至一世、二世乃至万世，他们知道，人可死，地难移。再大的灾，也毁不掉结结实实的土地，毕竟谁也没那么大能耐，将土地弄个底朝天。

　　可谁能料想，中国的政策，竟又在短短数年，来了个分水轮流转。“三起三落”的邓小平重新上台，力推“改革开放”，从而开创了中国又一个大变局。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犹如平地起春雷，炸响了整个华夏。翌年中美建交，之后外资引入，特区兴起，满地是纷纷扬扬的尘土。于是，故乡见证了一幢幢高楼的林立，一辆辆汽车的奔驰，一条条公路的蜿蜒，这一次，它或许真是高兴极了，一个独立富强的共和国，终于由边缘走向了世界中央。它大胆地呼唤故乡的人们：“来，出去干一场！”、“来，二十年后再相会！”

　　一时间，国家给了故乡人最美的期许，走出去成为了时髦的口号，再不出去闯闯，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人们哼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地走向深圳，走向美国，他们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故乡会变得更美。那些最早走出故乡，走出国门的年轻人，怀着切·格瓦拉式的理想，不断地汲取他乡的营养，期许自己能成为衣锦还乡的荣贵之人。整个国家，也正是想通过这些有为的青年，去迈开脚步，敞开胸怀，拥抱世界。于是，双方许下诺言，求二十年的发展，打出一个不一样的红色中国。

　　时光如流水，一日如三秋。二十年的期限一到，故乡的游子回到故乡。该到国家兑现诺言的时候了，他们走下飞机的踏板，满怀期待，心潮澎湃。

　　是的，他们来了，心中怀的是游子归乡的喜悦，是亲近故土的温暖。

　　可是，眼前的一切，却是那么地陌生，甚至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已不见那袅袅炊烟的乡村，不见那波光粼粼的清河，不见那饱经沧桑的老屋……

　　有的是废弃的垃圾，坍圮的石屋，强拆的小楼……

　　再也不会有昔日的桃花源，不会有戏班子，不会有四合院……

　　这是夹在欧风美雨的中国，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海外的游子归来，看到的是仍然是纽约、巴黎，一个个模仿得蹩脚的“纽约”、“巴黎”。属于我们的呢？

　　城市是如此，乡村呢？于是游子踏上回乡的归途，想从最本真的土地上寻找答案。在他们心里，那是永远的处女地，不容他人践踏。

　　现实是什么？

　　千百年来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农民们，告诉孩子：“出去吧，去城市。”

　　这样的潜台词，往往预示着这个孩子将来的命运。一是读书上大学，二是进城去打工，至于留在农地上耕作，已不再是个选择。

　　越来越多的农民奔向城市。仅以四川为例。四川的一份资料表明，2004年全省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比上年增长740万人；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比上年增长25。2%。［2］2007年2～3月，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3］。调查发现，虽然农民工的收入比在原籍地从事农业活动有大幅增加，但是工资水平仍然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和工作的途径以非正式途径为主，就业服务有待改善。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有待改善。另外，在融入的城市过程中，他们普遍存在很大的障碍和困难，各种歧视从城市而来，一时间难以解决。

　　于是，他们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回去，意味着贫穷，留下，则充满了未知。他们在焦虑中思考，却很难有个解决的办法。这个群体的尴尬背后，是离乡人的忧思和无助。他们身在他乡，却难回故乡，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在一辈辈的打工者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也许老一辈的打工者会记得故乡的模样，可新一代呢，谁来呼唤他们的乡土情结？谁来引导他们的城市生活？

　　他们不知道，即使他们想回去，那远已不是他们知道的故乡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乡村或自愿或被迫加入到了改造的过程中。于是出现了耕地的急剧萎缩和房地产的迅猛发展，虽然耕地红线不可打破，但是那些善于钻营的房地产商仍然可以通过灰色交易与当地政府做合法的买卖，美其名曰“尊重市场规律，支持财政收入。”而政府出于GDP至上的考虑，也或明或暗地支持发展房地产，于是泡沫越吹越大，原有的实体经济遭受破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一夜暴富。浮躁的空气取代了乡间的宁静，那些暴富起来的故乡人，以支持经济发展的纳税大户姿态，麻木地看着故乡原有根基的倒掉，因为在他们眼里，什么保护乡村文化是民俗学家、文物学家的事，他们只要拿到人民币就好。甚至他们会开着奔驰在乡间的路上一骑绝尘，碾压下一抔抔存在万年的泥土，以此来显示自己对故乡的征服。

　　故乡没有了祠堂、戏台、关帝庙，没有了泥人张、民间戏，连故乡的口音也在被整齐划一中。旧有的根基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崩溃，新有的城市认同感却迟迟未能构建。人们在一种大跃进的狂澜中前行，无暇抬头看天，只顾低头赶路，他们离钱越来越近，离乡越来越远。他们对故乡的记忆，只存留在了短暂的几个法定节假日，其余的日子，为生活奔波，为个人奋斗。

　　于是故乡，就像失独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去，从心脱离。

　　这是种无形的力量，却是故乡深处无法言说的阵痛。

　　是的，它沦陷了，面容未变，心已如灰。谁人故乡不沦陷？我们太久未看见故乡的云、山、水，倘若再过几年，或许再也见不到了，谁来拯救故乡？这是个问题。

　　［1］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P27。

　　［2］刘维佳：《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载自《数据》2006年第2期，P1。

　　［3］资料来源《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简新华、黄锟：载《人口研究》2007年11月，第31卷第6期。本段调查内容及结论均以此文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