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史》是一本由顾诚著作，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388图书，本书定价：46.00元，页数：201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末农民战争史》读后感(一)：阶级分析、辩证法、现在庸俗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招牌

　　用阶级的观点分析历史，同时能够加上辩证法，就很有深度，能抓住关键。跟现在的所谓顶着“去意识形态、取政治化”的招牌，其实在用另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取代原来政治意识形态的庸俗作品好太多；还是老一辈有深度、有立场

　　《明末农民战争史》读后感(二)：明末边军一小兵

　　很现实反映了当时农民战争年代的生活，社会就是这样，只有人民拥护才能长久，压迫的后果必定是反抗，物极必反啊！明末边军一小兵http://www.zuiduoshu.com/catalog/mmbjyxb.html

　　《明末农民战争史》读后感(三)：谈点对本书不足之处的看法

　　作为老一辈治史的老先生，顾老对史料细致考究的功夫让人敬佩。本书内容详实，史料丰富，确实是研究明末这段历史的必读读物。不过看完本书后，感觉顾老的倾向性太明显，未能完全秉承客观治史的原则，当然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书中完全否定崇祯政府，将一切忠明之臣都贴上了黑暗反动的标签，窃以为这是不合理的。当时明政府才是全国合法政权，对明臣子来说，捍卫明朝才是忠君爱国，这无可厚非。若是李自成败亡，他们就是英雄，只不过是明朝败亡，他们则沦为了狗熊。其实客观来看，根本没有孰对孰错，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给别人以定位。

　　《明末农民战争史》读后感(四)：阶级观太强的史书

　　本书阶级观太强，凡是涉及明朝廷的，上至皇帝，下到臣子，他们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都被冠以虚伪之名。作者站在农民军的立场上太过于明显，以至于在史料的佐证上都选择对农民军有利的，对明朝不利的，不过34岁便自尽的崇祯更被戴上反动头子的高帽子。只有史料有重大分歧的时候才会在注解上说明一下，其有利于明朝的，也都被作者一句自己推测而轻易否定。虽然说作者旁征博引，但以这种所谓的新历史观写历史，还不如像旧历史观一样纯粹的摆事实，讲证据，把思考辨别的事情交给读者。以前读《南明史》时候，极为推崇顾诚，而反观本书，成于80年代，与南明史不过十年之差，一个人的历史观真的会转变那么快？时代的局限性真的会影响一个人这么深？不免让人怀疑作者的学术气节是否是有问题的。

　　《明末农民战争史》读后感(五)：说几句明末战争

　　对明末诸势力投入关注，始于一本叫做《三千美娇娘》的起点小说。借着背靠时代巨流，周旋于顺、明、清、杂各路人马之间的顺朝河南登封县七品知县之眼，我对明末的各色人物和大事件也算混了个眼熟。有了这些形象打底，再阅读严肃的史书，往往会有别致的兴趣，但缺点也是相应存在的，你对于某些人物的看法容易被小说作者在文字中塑造的形象牵着走，意气主导失去了客观的评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东林党人恶语相向，一棍子打死，想来也是受《窃明》的影响。所谓世间事弊利共存，学习者只有不断反思才能取得进步。

　　明末战争的复杂局面在于，这不仅仅是义军与官军之间简单的阶级战争，同时也是汉族军与满洲军之间的民族战争（满洲军中也有为数众多汉人部队，这里以他们服务对象区别，应该归为后者）。明朝地方势力崛起在国内引发结构性矛盾的内耗使得这个庞大的生产体在内部革命对生产关系做出合理调整之前就因大量损伤的元气被一直在边境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政权打垮。前工业时代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征服后习惯性的屠杀，以及生产恢复期由于统治危机而导致的巅峰性保守意味着这个远东大国必须再等两百年才能蹒跚跨过近代化的门槛。

　　满洲军队长期被阻挡在山海关外，终于能在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后的一线生机中趁机进军关内；在他们席卷半个中国后，许多起义军部队选择与晚明政权合作共同抗清，然后被“为王前驱”洪承畴、吴三桂等人联合绞杀，其中颇见残酷的世情人心。

　　这几十年间的杀伐征战不仅涉及到传统的中国疆域，同时也在朝鲜、缅甸等外部邦交国的记载中留下了痕迹。几百年后读来，仍不能对伤痛的情绪释怀。

　　《明末农民战争史》读后感(六)：乱亡起于小民

　　《明末农民战争史》，顾诚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顾诚先生一生致力明清史，但只有两部专著，这与当下洋洋万言倚马可待、倚仗copy&paste出书者天壤之别。著书耗时，只因治学严谨，一书所参阅方志多达千种，想想亦令人咂舌。

　　以此精神治学，自非人云亦云，读此书至少澄清许多问题，如李岩之伪、如车厢峡之困、如荥阳大会、如潼关南原大战、如闯王与闯将之辨，等等等等。这还是70末80初作品，若放在今日，也许有更多发现，但若放在今日，也许信息泛滥就更令人真伪莫辨也未可知。

　　读史知兴替，但历朝历代皆重修史，又哪个免得了覆亡之命运？可见道理易懂，现实难为。如明亡之际，上至崇祯，下至藩王官绅，哪个愿意出银助剿？但守得之财无非皆被大顺军拷问追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说着容易，明白起来着实不易。不唯明如此，清末岂非如此？民末岂非如此？都以为社稷倾覆，自有他人支撑。人之惰之私之欲，亘古不变。

　　书中引《法祖停税赋》道：自古乱亡之祸，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信哉！我等从事夷务，成败亦操于民。

　　《明末农民战争史》读后感(七)：还原一个真实的李自成

　　还原一个真实的李自成

　　杨津涛

　　刊于2012年3月9日《深圳特区报》

　　在称赞一位学者时，我们往往会用“著作等身”这个词来形容其成就很大。然而当今这个时代，“著作”早已不能代表成就，一个人如果粗制滥造地不停出书，要想“等身”实在不是一件难事，只是那些“书”不会给读者留下些许印象。相反，一些老先生作品不多，但却誉满天下。顾诚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学者，治学一生也仅有论文四十余篇，以及专著两部。《明末农民战争史》与《南明史》是姊妹篇，梳理了从明朝万历末年至南明弘光初期的农民战争。在顾先生原先的设想中，这两本书本就是一部书的两卷，上卷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兴衰，下卷记载以农民军为主力的抗清运动，后来为方便读者使用，才将这本书一分为二。在这两本专著中，顾先生秉承“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都能在质疑前人观点的同时，提出自己的新见。

　　１９４４年，李自成败亡后三百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说李自成的大顺军在进入北京后，“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终于导致了失败。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的时候，还意味深长地告诫中共干部，“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李自成成了因腐化而失败的反面典型。但是顾先生的结论不同于此，在他看来，大顺军占领北京前后四十二天，采取了包括稳定社会秩序、接管朝廷各衙门及地方政权在内的九项举措，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军队的操练，所以他“无法同意那种认为大顺军入京之后，领导人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的论点。”

　　李自成另外的失败原因，通常还被归结为“流寇主义”，也就是率军转战各地，而不重视地方政权建设。事实上，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都在占领区域设置节度使、防御使等管理地方军政。本书后附录有大顺和大西政权的地方官员表，使“流寇主义”的说法不攻自破。其实恰恰因为李自成在各地留下了太多的驻军，才导致他出征山海关时兵力不足，结果被多尔衮、吴三桂的联军击败。在推翻各种陈说之余，顾先生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还解决了几件历史悬案。如曾被《明史》记载的所谓“荥阳大会”，以及郭沫若言之凿凿的李岩其人都被证明为子虚乌有。

　　因为时代的局限，《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还留有阶级史观的痕迹，如“反革命的屠刀并不能解决尖锐的社会阶级对抗”之类的语句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不合时宜。顾先生站在农民军一方说话不假，但是从没有失掉史家应有的客观精神，对任何问题都是依据史料，有一说一，不掩恶，也不溢美。明末之际与李自成齐名的张献忠，向以“屠蜀”闻名，以至于鲁迅说他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顾先生在书中驳斥了一些史书的污蔑之词，但也承认张献忠镇压官僚、地主时，“常常迁怒于当地居民，派出军队不分良莠滥加屠杀”，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原因，其他包括明军、清军在内的各支武装也都曾在蜀中大开杀戒，那么将所有的账都一股脑地算在张献忠身上，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至于李自成、张献忠的对手崇祯，历来都有史家表示同情，因为看重他励精图治的努力和壮烈殉国的气节。崇祯或许算不上昏聩，可也确实不是什么明君。在部署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他的政策和用人都是反复无常，缺少远见，甚至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崇祯都还不肯打开自己的小金库，犒赏将士——那些积蓄相当于李自成手下大顺军两年的军费。孟森先生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固然不错，但从顾先生笔下看崇祯，就会知道他的亡国不全是时势使然，一定程度上属于咎由自取。《明末农民战争史》“平视王侯”，全书对明神宗（万历帝）、明思宗（崇祯帝），以及各藩王都直呼其名，而不使用庙号、年号或封号代称，与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不谋而合。

　　顾诚先生在２００３年的时候已然病故，随着他们老一代学人的相继离去，严谨、扎实的学风在学界日益缺失。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有机会看到如《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这样文字既流畅，又足以传世的学术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