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春娇与志明》只是把《志明与春娇》的名字掉了个个，志明靠近春娇变成了春娇追回志明，ImissU变成了IloveU，手机铃声仍然是“全家搵你”，志明痴迷于马桶里的烟云缭绕，春娇还存着那个DIY的烟灰缸，这都属恋旧的往事。电影里“床吧”显然和《青春梦工场》里的“理想酒店”是一次默契的对照，彭浩翔善于采撷日常生活幽默并熟稔地加以改造和再利用的天赋，再次把电影营造地如漫画一般，成为夸张而交错的好戏，显得亦幻亦真。

虽然电影有很重的篇幅牵扯了“北上”的语境，但仍属原汁原味的港片，围绕两个人的分离后电影有很琐碎的阐述，最后亦收得很紧，彭浩翔借助“你比我大，我比你高”的相互补差以及香港人及时行乐的心理箍住这段关系，“面条”成为“香烟”之后另一个扯不断、理还乱的道具，也呈现出爱情从烟雾的飘渺转到吃喝的现实而露出的些许无奈。规律性的生活容易丧失激情，这也是香港人钟情于夜店和玩乐的根本，甚至是“出轨”，这也在彭浩翔的《大丈夫》里有明确的诠释，他们太容易喜新厌旧，却也太恋旧，所以聚聚散散收收放放，舍不得一刀两断。

说起来《春娇与志明》比《志明与春娇》更接地气，也有更开阔的视野，《志明与春娇》不过是借“禁烟令”的环境下展示情感被如何消费的问题，而《春娇与志明》既言说情感被长期消费的话题，更延伸出香港电影今日面临的多重语境。事实上在许鞍华的《桃姐》里已经有很明晰的暗示，刘德华扮演的监制和徐克等导演合伙忽悠内地老板，影评正是今天港片面对的大环境，杜琪峰在他北上的《单身男女》和《高海拔之恋》中已经露出悲观主义的论调，高圆圆甚至会被王宝强抢婚成功，暗指香港电影投入大陆人的怀抱。电影里司徒慧焯、余文乐和谷德昭扮演的一行人代表了香港电影制作团队，浩浩荡荡携着臂膀加入北上大军，自然经不起内地新鲜而富于活力的市场诱惑。而春娇在某种程度上意指着香港电影，则有些不甘于轻易投到内地人（徐铮）的怀抱。

电影里用某些细节表达了这种错位性，北京天气干，春娇流鼻血，其实是对大环境的一种微妙讽刺。整个故事虽然发生在北京，但没有猎奇化的窥视，甚至淡化了环境，从始至终都用粤语交谈表达一种自身的归属感，甚至春娇用国语说“我要点……”的话语同样引来志明的白眼。杨幂的角色非常巧妙，她空乘的身份不但给了志明聚少离多而百无聊赖的现实处境，也暗合了合拍片“假大空”的本质，作为没有情感基础、欠缺共同语境而结合的感情显然不牢靠且不被看好。徐铮的角色则是老实、木讷、不通幽默、不解风情的内地制作模式的某种写照，它与港片的结合，亦只能促成港片的灵气尽失。电影里阴差阳错的安排了一段成功的陆港姻缘，来自内地的二逼青年和香港女猪扒，用近乎猥亵的方式，讽刺了这个时代审美观的扭曲及一种合作的盲目。

自始至终，《春娇与志明》都带着一种香港人的优越感，即使这种优越感也暗藏着焦虑，也构成了对内地社会的一种嘲讽。电影里对内地人的描摹仪态万千，不懂恭维而出口伤人的男女同事、不通风雅而误解情绪的中年男子、虚假而任性的空姐、不辨美丑的二逼青年以及不识自我的“蚂蚁上树”、相亲时与所述完全不一的男屌丝，构成一组荒诞群像，却又不至于引起内地人的反感。这种针对内地的“原始想象”已经在今日的合拍片中越来越消于无痕，或者变成了他们揣摩内地人的想象。但彭浩翔偏偏以进思退，用念旧来表述本土香港电影的价值，这又体现在春娇对初恋（郑伊健）和老歌曲的念怀上，而志明对香港面条的无端嗜好亦带一种暗示。志明与春娇的怪癖，成为他们有别于内地人的一个鲜明的标志，这也让他们在与内地人的交往中找不到共鸣，在电影文本里，怪癖亦可以指代港片癫狂而恶搞的传统和特色。

这也是所谓的“食色性也”，志明与春娇分手约炮再分手再牵手，若只作为港人多情的注解，那也太难以置信。在电影里，志明与春娇同时北上，实际上意味着香港电影人和香港电影注定非别于内地大环境下被消费的结局，而它们之间却越错越远。彭浩翔一支善于制造一个华丽的谎言，然后在你沉醉的时刻戳破它，这也是他用华丽诗意的风格包装《春娇与志明》的原因，抑或说，这绝非是用低俗包装的喜剧，或者喜剧包装的爱情，而只是一种沉醉幻想后的无奈，《春娇与志明》是用喜剧呈现的悲剧，在现实中间，他们终究无法走到一起。就像香港电影的历史，你会发现它只有很少时节是为自己而拍，30年代为南洋，60年代为台湾，21世纪则是为了内地，八九十年代的种种已经一去不复回。

然而彭浩翔终究算不上一个对社会精思、明辨的观察者和总结者，仍然还是本能化的调侃，目光也止于对自我的解析和大环境的感官认识。但这无法遮挡他对香港电影的赤子之心，最打动我的一个镜头里，张志明对尚优优说：“我不能一边牵着你的手，心里却想着她”，也许，这就是所有香港电影人纠结于香港电影的复杂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