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举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证，爱因斯坦在谈自己的思维以及写作体会时说：“写下来的或者说出来的语言、词汇似乎在我的思维过程中丝毫不起作用，作为思维组成成分的心理存在是某种符号和那些可以自发地生成并组合的较为清晰的表象。……对我来说，这些组成成分是视觉方面的，还有些是肌肉感觉方面的。搜索枯肠来寻找传统语言或其他符号只是第二阶段的事，也就是在上述联想活动完全建立起来并能自如地产生之后才开始”。爱因斯坦的经验之谈到底有多少典型性我们姑且不去说，但这位西方伟大的科学家在思维时尚且是超语言的，所以，艺术家的思维中的超语言现象就更加普遍。

　　但是，当我们在了解了西方当代的语义学和符号学之后，我们不难看出，“隐”、“两重意以上”等都有赖于打破语言的所指的单一固定的关系，而只有表情性的语言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对严羽的“不落为筌，不涉理路”等也就有了更深的理解。严羽说的“以文字为诗”中的“文字”，指的是推理性、指称性的文字；“以才学为诗”中的“才学”指的是抽象思辩的才学；而“不涉理路”的“理路”则是推理性的逻辑线索，“言筌”也就成了推理性语言以及逻辑框架的局限性，也就是能指与所指的僵死固定的关系。人类的情感生活生生不息，流动不拘，瞬息万变，朦胧迷离，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文学语言当然也就“言有尽而意无穷”了。

　　作为“言不尽意”之说在实践方面的表现，我们中国古代的诗词可以说是典型地表现出了文学语言的不可穷尽性和朦胧性。现以卢纶的《塞下曲》之三为例：“月黑雁飞高，单于也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首诗的语言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时态不确定性，“飞”和“遁逃”；人称不确定性，第三句的主语没出现；……等等。汉语表达的这些不确定性的特点都突出地强化了诗意的朦胧性，与审美经验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吻合的。但是，如果一旦被翻译成英语的话，情形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比如，不确定的时态变得确定；不确定的人称变得确定；虚词大量运用；人称代词和名词有了数的限制……等等，这一切都大大地限定了词义的确定性，使读者不能做广泛的联想，诗意的朦胧性、不确定性、以及语言的言外之意都大大地削弱了。

　　我们再举一首大家所熟悉的李白的《静夜思》为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一首意境深幽的好诗，诗中的人称和时态都不加限定，思念的主体被隐去，可以是诗人，也可以是别人，还可以是你自己；动词“举头”、“望”、“低头”、“思”等词都没有时态的限制，它的时间性是灵活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想，去补充，如果你把诗的主人公理解为诗人，那么，时间当在过去；而如果你设想自己正置身于诗的境界，是你自己在“望”、在“思”的话，那么，时间也可以是当下。但此诗的英语翻译却把这不确定、不落实的一切都确定了、落实了。被翻译成英语的“我”，使原诗不确定的人物关系变得确定，即只能为理解为李白自己；但对一些句子是否翻译得准确我们姑且不去管它，单是把不确定的时态限定为过去时，就使诗的意境大为逊色；“望”本可以是一个连续的动作，而英语用“发现”的单词就使之变成一个终止于过去的动作；“思”也是如此，一个连续性的思念在英语翻译中变成了“突然想到”这个单词，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沮丧。

　　以上二个例子足以说明，与理论上强调的“言不尽意”相一致，我们中国古代的诗词充分发挥了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以与诗人心中不确定的、复杂细微的审美情感相对应。如果将中国古代的诗歌作品以及理论与西方古代的传统作品以及理论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极少是分析性、逻辑性的，很少人称、数、时态等的限定，很少介词、连词、副词等非具象性的词语，而理论上对语言的“言不尽意”的特点也有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