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语境中，家与国从来都是不可分的共同体。《浮城大亨》中，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一个多子女的家庭，犹如一叶小舟，在暗流激涌的大海上航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所以布华泉以及身后一堆弟弟妹妹早早的知道了“家”的含义。

香港电影真正关注自己地区人文气息与生活的酸甜苦辣，是从1978年由年仅26岁的严浩执导《茄哩啡》开始的。在当时，这部电影成了香港新浪潮的开山之作。

34年过去了，当年的新浪潮主将们或息影转做他事，或积极北上开辟新战场。而当曾经的旗手重出江湖之时，我们看到，在严浩的心里，当初的新浪潮依然没有退去，他的情怀仍然执着于香港这片土地，执着于它尴尬的身份。如果单单只是对香港以及个人尴尬身份的图解，那么严浩导演的《浮城大亨》将会失去大陆部分观众的注意。对于如何吸引更多人认同感的问题，严浩很是智慧的采用了家庭伦理的模式，通过对家庭人物关系和情感的书写，沟通起华语各地观众的认同，同时又降低了拍摄成本。

多种文化的交汇固然成就了香港，使它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样也造就了香港的迷失，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始终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港湾，《浮城大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香港与香港文化。（影评）或许，大陆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是香港人更宽广的文化渊源，也更能获得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香港人自我印记的一部分。然而，这种归属感同样也有着文化上的隔膜，布华泉固然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在大陆人眼里，他依然是一个香港外宾，所以在剧情的铺陈中，一切隐喻都向着家与国。

对于这条小船上的一家人而言，家就是母亲识字写字，然后一次次想通过船主资格考试；就是非亲生的长子要无怨无悔的照顾弟弟妹妹；就是二姐知道心疼大姐，弟弟知道心疼二姐；就是母亲老去之时，一个家族知道如何哄老人开心。影片里的家庭故事，不再带有尴尬的色彩，而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情感精神，也正因为家庭的出现，才让影片超越了香港身份，而成为华语人的电影。而仔细想来，这番对家庭史的表述，难道不是国家史的镜像表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