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其《宋代戏曲史。自序》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唐之诗，宋之词”而后世莫继焉者也。由此，不少学者坚持“宋后无词”的看法造成词史研究的诸多断层。然而高峰并非断岭，宋词只是标高了词的起点，继两宋之盛，清词体现全新的时代特色，成为词史中与宋词对峙的另一高峰。究其表征，大致可列以下诸点。

　　首先，较之宋词，清词境界更为宏阔。并对前人已经开创的境界加以深化，在摹拟中求

　　发展，不仅追求风格多样化，更进行多种风格熔铸，创建了更广泛深微的艺术境界。明清易

　　代、变化的突然性和刺激的强烈性使人们精神受到极大的震撼，进而在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观念意识等方面表现出新的风貌。我们注意到，宋词往往并不正面涉及易代之事而是通过身世感怀或比兴寄托之法，流露于有意无意之间。清词这一文体在宋并没担负起时代风云直接见证的明确功能。至清，作家有意识地间接把动荡的局势和那些汉族文人惨痛的事件写入词中，如徐籀[贺新郎]（《甲申秋，贝南都事有感》）。再如[长相思]。同时，清词作品中承担了对现实的思考和反省，强烈的历史感，拉平了时间的跨度，将时代浓缩于心中，并以特有的方式做了历史的回应。如陈孝逸[满江红]（《采石吊古》）通过对虞允文大败金兵的描写而深寄感慨。又如余怀写有[望海潮]诸调，还应提到的是笼罩着整个时代的隐逸思想。易代遗民奉行不合作态度，易与老庄思想产生共鸣。明清之际，有部分词作与宋词同样对老庄思想别有会心，但更注意眼冷心热一面，因而挖掘了激愤，更具独特。如陆瑶林[鹧鸪天]（《读庄》）：“秋水空明已绝尘，天涯寥廓若无人。交称惠子堪为质，道与伏龙似比邻。研象外，沁心神。都无诠释见清真，虚舟岂预人间事，其奈枯鱼也患贫。”而且清词不再局限个人生活调子，民生疾苦成为其重要关注对象。陈维崧或许最具代表性，如[水调歌头]（《夏五大雨浃月，南亩半成泽国，而梁溪人尚有画舫游湖者，词以寄慨》），不同阶级的尖锐对比，不同遭遇的生动时刻，表现了其强烈的感慨。当然，社会生活是文字发展最直接的源泉。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劫难，深深撼动了词人的心灵，现存下来的词料。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作家们的与时代息息相通的词心，感受到词作品在词中发展的意义。如邓延桢《双砚斋词钞。高阳台》，再如林则徐《云作山房诗余。高台》（《和嶰筠尚书韵》）堪称一代词史。

　　可以说，只有到了清代，才彻底破除了“诗庄词媚”旧说，使词成为一种在描写对象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抒情诗体。

　　其次，清代著名词家多为学人，其学人词与词人之讨合，是清词根深茂实遂，膏沃光晔，高出宋词的第二表现。如朱彝尊、张惠言、周济、谭献、王鹏远、朱祖谋、王国维等以治经之法治词，不仅对词集的流播及贡献甚大且冲击打破了“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同时增入了学人之词，拓宽了词之疆域。如浙西词派创始者朱彝尊、举博学鸿词科，出仕清廷，著作甚富。其崇尚醇佳，宗法南宋，推尊姜、张有其历史传承的轨迹，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传统的狭小框框。他要求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朱认为“词虽为小道，为之亦有术矣，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设，俾滓笟涤濯，以孤技自拨于流俗。绮靡矣，而不戾乎情；镂琢矣，而不伤夫气，然后足与古人方驾矣。”

　　同样也，张震言作为学人，是清儒《易学》三大家之一又是阳湖文派代表作家，其词论可归为“原诗人忠爱悱恻，不淫不份之旨，《国风》十五导其归，《离骚》而廿五表其絜，剪擿孔翠，澡瀹性灵，崇比兴，匡正变，而后倚声者人知尊体。”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词的地位，有力地打击了乾嘉词坛形式主义萎靡词风，使清词在嘉庆以后又走上较健康的发展途径。

　　在此，清词的发展史，相当意义上就是“正体”的历史，学人或欲恢复其本来地位，或欲提升其现有的价值，用心都在于“推尊词体”。

　　第三，清代词人之众，作品之妙，词派纷呈达到空前程度。据统计，清代词人在顺治、康熙两朝已达2100余人，词作50000余首，推此而论，清词当10000以上，词作当在200000首以上，当然，数量并不等于质量，多并不是好。但相当的数量必然表现出一定的质量。

　　清代有云间，阳羡，浙西常州词派高标并举，云间词派对清初词风的转换有着重大影响，展示了清词中兴的契机，其后，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阳羡词派在创作上悲慨激扬，上承苏辛，推尊词体，宣称词亦可“存经存史”，下启常州词派。浙西词派崇尚南宋，宣扬醇雅，师法姜、张，标举清空，在词坛上独领风骚。常州词派在嘉庆、道光年间兴起，倡“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之说，客观上符合了当时的政治要求和文学要求，流风所及，影响至今。清末“临桂诗派”者词作沉郁苍凉，词境开阔厚重，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愈趋愈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清末词坛的奇葩。流派纷呈是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另外，不属某派而独抒性灵、自出机杼之词人，如康熙年间的顾贞观，纳兰性德，嘉庆、道光年间的周之琦、项鸿祚

　　并且，出版作为词在清代唯一的传播途径，不仅以量词选、词集、词话构成清代词学复兴的繁荣景观，也成为许多词派号召同仁、宣扬词学思想，壮大本派在词坛影响的一面旗帜。

　　明清刻书业高度发展和图书市场空前繁荣。清代，使用活字版特别是木活字版印书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除了印刷技术的进步，还有纸张供应的充足和图书市场空前繁荣。清代，造纸业发达，官刻篆刻朝商业化发展，广大的读者群体需求决定了出版方向。在资本主义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遍布着广泛的读者群体和拥有稳定的图书市场，为文人之渊薮。图书市场刺激的出版业的发展，出版又反过来推动着图书市场的合理伏化，对清代词学文化市场繁荣作出贡献。清代出版业繁荣带动了词集前所未有的繁荣。出版业高度兴盛，词集出版的绵延不绝，说明清代不但有广泛的接受群体而且有着更为丰富的创作队伍，同时更是对词学复兴局面形成起着推动作用。

　　由于宋代词集至清朝已有不少失传或湮没不闻，这给人们了解唐宋词全貌带来极大的困难，还造成唐宋词的误解，清初掀起的一股重印唐宋词善本和编选唐宋金元词热潮，扩大了人们的阅读理解视野，对清代词集的刻印无疑起了保存文献的作用。

　　诚然，清代词选的编辑出版在促进此风转变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引导人们倚声填词走健康创作道路，词籍出版同时也在宣传某个词派学思想方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清词出版拥有地域性，词选和惆怅性词籍特别丰富的特征，这往往形成一个词派，众多词派的迭相兴起构成清词中兴的一大景观。

　　第四,清词创作的兴盛引起了理论的繁荣，清词理论发展到了宋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较著名者如醇雅清空说，常州派的意内言外，比兴寄托说，下及陈延焯的沉郁说，况周颐的重拙大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都是真知灼见，发前人所未发。理论既是创作成果的总结，又推动着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相互促进，清词高潮迭起。而其中尤以王国维的成就最大。王国维《人间词话》刊载在《国粹学报》。成为传统词学批评终结与新变的标志。而人间词话主于论词同时成为中国近代极有影响的一部文学著作，它超越了传统的“知人论世”的道德评判及社会学批评这一层次，又非仅停留于艺术鉴赏，探求法度的旧有传统，而是将词学批评推上了美学、艺术哲学的层次。王国维的“境界说”起名于《天量寿经》：“比丘百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其建立“境界说”时汲取西方“理念”说又继承了我国词话，诗话的优秀遗产，糅合、融汇且以传统的词汇形成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体现出民族性和中西学互进的精神，在词学批判上影响深远。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时清代妇女词的成就。词史上普遍出现的“男子而作闺音”现象说明词非常适合表现女性生活及其思想感情。但清以前的词坛基本上是一个男性天地，女词人既少，知名者更少。清代情况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续《骚》抗《雅》，姜，张，愧其裙屐。。。。。倘易安、淑真而复生，宁《漱玉》、《断肠》之自足。”

　　清以前女词人的创作基本局限较小范围，不外乎伤春悲秋，离愁别恨。偶有开拓如易安乱后诸作，数量也甚微。而在清代女词人笔下，作品反映生活的层面大大拓展；创作意识更加鲜明，创作风格多样化。如徐灿的【踏莎行】（《初春》）又如【青玉案】（《吊古》）。同时清代女词人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多有关注。如陈嘉【洞仙歌】江瑛的[绮罗香]，宗婉的[百字令]述写了清代战乱不断，百姓饱经流离之苦，常有凄惨之感。另外，清女词人对词艺的探索涉及了更宽泛的层面，咏物词亦不让须眉。

　　特别该提到的是，清代女词人作品中，往往回荡着一股不平之气，反映出独立人格的呼声，让我们感到社会上涌动着妇女解放的浪潮。顾贞观之姊顾贞立[满江红]云；“仆本恨人，那禁得，悲哉秋气。恰又是；将归送别，登山临水。一片角声烟霭外，数行雁字波兴里。试凭高觅取旧妆楼，谁同倚？乡梦远，书迢递。人半载，辞家矣，叹吴头楚尾，翛然孤寄。江上空怜商女曲，闺中漫洒神州泪。算缟綦何必让男儿，无应忌。”

　　最后，清词昌盛局面的形成是当时外部政治，文化环境后词学内部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或与明代词坛长期沉寂和明末江浙词坛开始崛起有关；或与名明清历史现实有关；或与清初社会现实和词体特有的抒情功能相契合有关。或与清代学术风气发生彻底变化有关；或与清初词坛作家群体形成壮大有关。总之，研究并普及词学知识，不应只看到宋词这一孤峰还应关注到清词，宋词这一对双璧在文学史中温润亮泽的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