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历史决定论

从商周开始，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就确立了依农业为生的生存之路。

仅此一点，中国的一切，她的信仰，她的文化，她的制度，她的民族性格，等等等等，是早已被决定的了。

一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史，归结起来，确证了这样一个文化哲学的结论——

生存方式，构成为历史的真正基础；

生存方式比生产方式更基本，更元始。生存方式决定着生产方式；

生存方式，意味着“人与自然”相结合的那个连接点，一如母亲与婴儿之间的脐带：脐带的两边，一边连着婴儿，一边连着母体。母体广大。若问：连接在母体的哪一部位的哪一点上呢？正就是这一个“点”的选定，物种的分类学大纲在先地被确定了：卵生、胎生……各不同物种的基本属性走向在先地被决定了。

同理，人类社会诞生于自然母体，社会的脐带连接在自然母体的哪一个“点”上，在先地决定了此一社会的社会类型及其基本属性：农业社会、牧业社会……农牧社会、商业社会……而各不同类型社会，其可能的发育方向，也在先地被确立。

人当然是有所作为的，甚至可以大有作为，但是所有的作为都在此“先天”盘面上展开，正犹如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上翻筋斗一样，翻不出最后的边界去。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

97、商业社会的由来

马克思说：“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完型的商业社会，它无非是西方社会既往历史的漫长发展的结果。在此历程中，它的希腊时期，罗马时期，中世纪，都无非是朝向今日西方商业社会这一总的目标一步步靠近的历史过程的各个阶段。

故此，在此前的这各个阶段，理所当然，其商业性还不可能达到充分的发育、成熟、完备、纯粹，就像现代那样。但是，商业性依然是此各个历史阶段的历史连续性的内在主脉，是没有问题的。完备的机能只有到成熟个体中去找，但其本质早包含在了胚芽与幼苗之中。

就此而言，我把西方民族，从古代起即判定为属于“商业民族”。这一提法，马克思当年曾多次使用，他在《导言》中这样说：“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在他们解体的时期。”至于那比较纯粹的“商业民族”，马克思列举还有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等等。

古代西方社会，其商业特质正源自：此一社会中农业与牧业的相混融，并且两者并驾齐驱、难比高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只有引出商业，才得到一种最后的综合，最后的和解，而合并共处于同一社会统一体中。

纯粹的农业社会及纯粹的牧业社会均不能导向商业社会，只有二者并重、形成高度张力的社会才导向商业社会：当一个社会再也拿不定主意：它究竟是更看重它的农场呢，还是它的牧场的时候，感觉到，即使天平稍向哪边倾斜都可能影响到它的现实生存，可能坍塌它的一向依为生存命脉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一个强有力的第三者，作为“调停者”便适时登场了，它就是商业。

在商业的形式中，或者说，在商业的“组织法”中，农业与牧业于是并得到充分的保全，谁也不吃掉谁，双方在长期的互相竞争、互相激发中拼命生长、发育发展，而最终发展长大了的，恰恰是商业！

这便是西方商业社会的由来。

至于说，何以西方民族其农业与牧业恰好得到一种平衡，牛群与麦田并得，其最终决定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其独特的地域：以地中海为中心，为周边民族提供了发达的、多向的交往；陆地上的山脉呈幅射状通向海边（而不是呈墙状挡住陆海），将居民分割为许多“扇形”区域，每一扇区，都通向海边；而后，通过海，所有区域连通为一体。

结果，在如此多向的交往中，两种生存方式——农业的和牧业的，谁也无法称霸，最终两者都得到保全，而经由商业的调停综合，最后成为统一的社会生存方式。

这便是海水的作用：当船头稍微偏向一度半度，便通向到达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世界成为一个多样化的世界：这一区域是植物的世界，那一区域是牛羊的世界，牛羊掩映在植物的世界。

而为了将此多样化的世界组织、统一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常见的有，依靠武力征服：或者是农业步兵，或者是草原骑兵，前者将世界统一为农业的世界，将草场辟为农田；后者将世界统一为牧业的世界，将农田辟为草场。

但是在古欧洲，这两者在哪里都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他们都只能征服陆地，却无法跨越大海。而欧洲及北非大陆，作为一个统一的地域，恰恰是由地中海作为中心枢纽，方才联为一体。在这里，海域成为地域的核心，是水兵的天下。

水兵，既不属于农田，也不属于草场，它天然只属于那样一种“宝物”：价值高，却又可以随身携带，以便航船开到任何一地，人都可以从它身上的天然魔力中变出生存的给养来。——这宝物便是货币。

结果，在货币的“眼”里，世界的所有东西都成了财富，并不分出爱此恶彼的区别来，谷物是财富，牛羊也是财富，谁也不绝对高绝对低，尽可以兼纳并蓄，同放光辉。

于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成为了货币的统一的世界，所有的物，都要在货币上标定自己的价值，都有了自己存在的理由。而当货币最终还原为到其原形，再变为生命生存的食物，摆到餐桌上时，我们看到，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面包，一是肉奶，恰恰就正是农业和牧业的一种最为平衡对称的组合。

这便是西方民族和她的社会：其脐带扎在自然母体的动物和植物的两杈上，以商业为综合，最后构建为他们最根本的生存方式。

98、植物的世界

当我们把目光从欧亚大陆的最西端一把扯到最东端时，看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在这里，人们以植物为生，米食、面食及菜食，发展到了一种近乎艺术的地步，可以做出千百种花样来，有千百种的吃法。而肉食却根本不成其为“食”，它仅仅只是“味”，一种美味，只有统治者贵人才可以稍稍享用，称为“肉食者”；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民众，动物肉动物油，确乎是一种调味品，一种不易得的奢侈品，而与纯游牧社会的情形形成强烈的对照：在那里，肉奶是主食，粮菜反倒是调味品。

结果，在此两极世界中，一极成为动物的世界，动物的生存法则成为了世界的组织法。在另一极却是农业的世界，植物的世界，土地与植物的法则，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内在的“组织法”，而将世界组织为一个与地球那一端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核心支点是生殖与生长，植物的生殖生长，人口的生殖生长，两者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属人世界”——一个属人的“生存生态系统”，人在这个系统中生活、生存，而且唯一地只能在这个系统中生活、生存。结果，人的使命也便唯一地被规定为，维护这个系统，建设这个系统，他的社会，他的文化，都无非是适合于此一系统的本性的社会和文化，不可能有第二种样式的选择。

这样，在东亚大陆，其南部地域与北部地域，由于同属于大陆，直接相连，没有欧洲北非大陆的中心——地中海——那样的水域作为一种特殊的缓冲与调停，从而在缓冲中连接交往，而是一气贯通，成为步兵与骑兵的天下，南北两部被截然割裂为两个世界，农业的世界与牧业的世界，双雄并峙，没有任何更强大的第三方的力量，足以将此两个世界予以调停性综合，剩下的，便只有二者择一的生存竞争，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马踏平农田成为草场，就是梨掘翻草场辟为农田。这样一部漫长的胡汉互相征服史，便构成了此一地域长久不改的历史主题，而“长城”也便成为这一历史主题的必然产物。

竞争的最后结果是胜负一边倒：农业吞并了牧业，植物淹没了动物；实在未能吞并、淹没的部分——北地，则以长城为界将其屏之于墙外——“化外”。

这便是中华民族和她的社会：其脐带扎在自然的农田植物之上，农业成为其根本的生存方式。

99、生命信仰

中国文化以农业生存方式为根基。这是一种土地文化，一种生殖文化，一种有机生命文化。

为此，“宇宙有机构成论”便成为此一文化的核心信仰，认定：宇宙的中心法则，必定是一种生命从播种发育到生长死亡，如此循环不已的永恒过程的连续展开，而人类的生命、包括人类群体即社会的生命，只不过是在父母天地、山水阴阳乃至天下众生的总的生命大系统中的一族而已。具体说来，约有四端——

（1）生殖宙拜的信仰：认为宇宙的展开过程，也就是一个“生生”的过程。这成为中国文化的第一哲学。

（2）泛生命崇拜信仰：宇宙间，一切生命，乃至生命所存身之所——为生命提供资源的环境，都毕竟有神有灵，是神奇的。

（3）永生信仰：生命的“前仆后继”，生殖之链永续不辍，这便是唯一的“永生”，除此之外都属虚妄。由此而引出：祖先崇拜，及，子孙崇拜。

（4）哲学信仰：文化的分类学其实只是一种“泛生命”的分类学，生命的内在神理成为了分类的根本依据和原则，而依据“神理”要将鸟、树、日分作一类，将狗与男人、猫与女人分作一类，如此等等，化异类为同类。坚决拒绝“物性”分析——如西方文化的物理学那样，因为那样做势必拆活为死，层层剥离，割生成死；而倒是要相反，要化死为活，联死成生。

由此，“物类”并不表现为西方物理学那种由“抽象”而得的“属性归类”，却表现为一种“功能聚合”性的物以类聚，如龙、凤、龟、麟、圣人五类，便是分别对水生、羽生、爬行、兽类、人类五种生物的分类，并分别以此五物为各类之“长”予以统帅。而中国社会成为“人治社会”，以圣人为长（圣人聚合了一切人所有的优秀品德）；而不是“法治社会”，以法律的“物性”分析为则，是当然的了。

由此，同类而反作异类，不能进入同一概念范畴，如父亲与儿子，由于生命的原则决定了其不可逆性，便绝对不可成为同类，反倒是：天、父、君、上……为同类，地、母、臣、子……为同类了。感到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这种文化的眼里，世界及社会其本质是有机的，而不是物理的。

100、“我”的哲学

生命文化，根本说来是一种整体性文化。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指出了生命与万物（生命的环境）的共时一体的概念，标定了生命在宇宙的总体结构中的座标定位。由此，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松鹤为友，那决不是一种文学的比喻，而根本就是对宇宙结构的一种客观叙述。

其二是指出了，生命是无数生命个体之间一种前后相接连续展开的链条，一个有着内在历时结构的整体，在此长链中，哪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将造致“生命整体”的不能成立；并且，这链条的展开是单向的，不可逆的。

由此，中国文化对天地万物的宗教性虔诚那是早已注定了的，因为，人类只不过是那生长在田地之中，受自然阴阳化育，阳光照临，清风吹拂，甘露浇灌，然后才得生机的秧苗。中国文化特别对祖先、对子孙怀有一种宗教性虔诚也为早已注定了的，因为，“此刻现在”的“我”，其实只不过是生命无限时的长链中夹在过去时与将来时中间的一个小小环节，一个位在祖先与子孙之间的“质点”而已。所谓“我”，原不是表征一个独立自足之存在主体，而仅仅是由一种历时结构中的前和后所给出的中——这样一个“位格”而已。西方哲学的概念BE（存在），在此完全无立脚及用武之地。

中国哲学是一种关系哲学，而不是一种实体哲学。非实体的“我”，先天便内在蕴含了两种结构，一是横向的天地万物，一是纵向的既往将来。在这两条坐标线的交叉点上，那便是“我”。

由此“我”并不表示我的什么，而仅仅成为一种开放性的“指向”：横向指向世界，纵向指向历史。这两个指向，一方面道出“我”的来历，同时也指明“我”的使命——那是一种宿命性质的责任，即来自于世界历史，对世界和历史负责。

这里，完全没有“权利”概念的任何一点点影子。“我”只不过是多级台阶中的某一级，是一个纯粹的过渡。

这里也完全没有“自由”概念的任何影子，两条十字座标线，早已标定了“我”的坐标点，绝不可以乱动的。

因此毫不奇怪，让西方文化热血沸腾的“自由”，引入中国以后，反应却出奇地平静，只在少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传递，却并未能使广大中国人特别是其中广大中国民众产生稍大一点的震颤，就同挟金带银的珠宝商进入到陶潜的武陵源而全不引起任何一点的激动一样。

中国人，其激动点永远在生命、生存、生殖这一“生生”点上。

而中国人奋斗的历程，也便成了，最终向十字座标回报一个交待：对祖先与子孙有个交待，对一方水土有个交待，叫作：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

101、我爱我家

家，成为了承托一个个个体生命存身的基地，使“我”由一种理念转化为一个现实：通过家，“我”实现了对世界和历史的指向：从这两个向度上摄取阳光和雨水，加工合成为营养，最终复从这两个向度上归还回去。

而“我”于是成为了我，成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人：生前为一方甚至一国土地的人所称赞，死后在一族宗谱甚而一国的历史中占有一个位置。

中国人的兴奋点在此。

没有家，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由此，性文化成为了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格外重要，却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即：它自身无法给出自己的意义来，而只有从“家”获得其意义。

生殖和养育的本质，为爱情的品质定性定价。

若硬说，这种爱情观念只是封建文化扭曲人性的产物，那是还没有真看清中国历史：在《诗经》时代，尚带有几分荒古野性的民歌中，就在歌唱性的渴望的背后，已然立定一个追求“宜室宜家”子孙绵绵的文化目标。

这根本就是农业生存方式的必然产物，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发达的商业社会，“货币”上升为一种超越性的文化意识，方才可能打破既往座标系，而开出一种新的意识系统来。那时候，生殖开始被否定，而同时也暗含了人类在超越中自我否定的开始，直到走到尽头，在下一个历史阶段重新调整，再行扭转。

由此便提出一个理论问题：何为文化危机？

那只不过是说，一定的文化系统，在按其固有逻辑展开时受阻，而不能进行下去。譬如，在传统中国，家庭的生殖、养育过程受阻，有中断的危险的时候，便出现文化危机，进而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如果大面积土地之上人民不能正常生殖养育的话。但是在现代西方商业社会则相反：一些人闹着在争取同性恋爱、同性组织家庭的权利，“性”——完全裸体了，它获具了自身独立之价值与品格，同时也失去了往日与神相连的那份神圣和庄严。

相比之下，在传统中国“性”极为神秘，以至完全没有一套借以公开表达的话语系统来对其进行社会谈说，“性”被压抑到语言的地表之下一个相当深的层次，只有借助象征与暗示，方才勉强得以表达和交流，常常是：借“食”的话语系统作为“性”的话语系统来进行谈论。对于这种现象，我与惯常人们的认识不同，他们认为那是封建社会压抑的结果，我则认为那是性神圣的表现：神秘，当然是因为神圣，而不是因为卑贱。

在中国文化看来，男女的性结合根本就是一种“宇宙性”的大事件，那是同天地交、阴阳合同为一类的宇宙内在生命的神圣表现，引入西方文化的“爱情”来给以诠释，倒恰恰是小视了、降低了其庄严崇高的意义。

试问，天地交合，阴阳化育，难道不是最为神秘、最为神奇的事吗？难道不是无迹可寻、无言以表的吗？那么，男女构精同此，神秘神奇神圣，无以言表——即使有言，亦当避讳，不可以直指直言直说，不知天高地厚，忘形妄言。

于是，传统文化的性文化遂至失语，在沉默中保全其至上尊严。而“爱情”在此文化系统中也失去其逻辑独立的品格，只作为家庭婚姻的一个附属组成部分，混融包含在前者之中。“爱人”并不崇高，“母亲”才伟大绝伦！

那么，是不是就此却可以作出断言，认为传统社会的男男女女可怜未能充分享受爱情之欢乐，他们毫不幸福？却又大不然。他们的幸福级数其实远高过于现代人，原因很简单：“爱情”虽然以人性主义的名义挂在现代人的嘴上，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面旗帜，但究其实，却只不过为一件极为常俗的社会日常之事，“家常便饭”而已！而在传统社会那却实实在在意味着：开上帝之园门，摘上帝之禁果，尝造化之真味，探宇宙之真奥，一桩确同乎开天辟地轰轰烈烈的壮举，其中那份化常俗为超凡的庄严，那种直入造化内廷的英勇，那样分上帝一杯酒亲口以尝、令人颤栗、眩晕的狂喜，是今日文化连做梦也梦不到的。

再说，幸福，原是文化系统立定的一个目标，吸引此文化中人纷纷投奔其旗下，就像悬一叶美草引羊羔奔趋跳高一样。幸福的实现程度，正同够着那叶草的程度同步，仅仅是一种“关系”，即你的目标与你的位置之间的一种距离关系，而不是一种“实体”性存在，可以握在手中。就此而言，任何文化，不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其“幸福”的内含原是一样的，而古人一个村夫得到一个村妇那份喜悦，也许真的要超过今人拥抱一位名星那样的甜蜜。

事实是，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尽管充满说不尽的苦难，但毕竟，生活在东亚大陆之上的一群人，最终并没凋零枯萎，没有如鸟兽散，而是走过漫漫历史长途，至今日，人群愈来愈稠密而热闹了，这已然超过任何理论的没有根据的瞎说，足够说明：这文化内聚着怎样一种充沛不竭的“幸福”的泉，从而使他们永远不缺乏生长发育的营养。

102、金字塔的建成

中国文化也有“原子论”，但不是对个体的人说的，而是对“家庭”说的。

个体的人，在文化中是不可抽象的，因为他们天生便具有了不可逆转的“身份”，如父亲与儿子，丈夫与妻子，等等。这成为了一种不可化约的“基质”，从而永远阻隔了理论对所有的人作“原子论”的分析概括，而得出所有“原子”天生同质、天生平等的结论。

相反，“家庭”成为了这样的同质“原子”：同样的内在结构，同样的功能性质，同样的运转规则。

中国文化讲“平等”，从来其实都是在讲“家庭”的平等；讲“权利”，从来其实都是讲的“家庭”的权利。这是了解中国文化最为紧要的一个关键，我们千万不可以粗心失察。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统一的生存方式所造致：依农业为生，将农田切作棋盘网格状，每一个家庭作为一个生存单位，占据盘面上的一格，而构成社会统一体中的一个“原子”，自给自足，自养自存，自我延续。

不错，在延续中常常生出种种变故，有的家庭式微了，灭亡了；有的家庭壮大了，并裂变出许多新家庭。但家庭与棋格相匹配这种配置格式，却是恒久不变的。

为此，中国文化的“权利”和“平等”，也就只能是一种——争取一个家庭有权利得到一格土地的这样的平等，而不是个人如何如何。个人的呼吁与奋斗，只是借了家庭的名义才算有意义，才可以成立。

由此引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大问题：社会管理问题，也就是秩序问题。由于这种秩序是一种特别均一整齐的分割秩序，因此十分自然，社会的管理，也便成为一种整齐均一的“行政性”管理，那就是，一种分级化的兵营制式：多少家编为一个小单元，多少小单元编为一个更高一级单元……如此类推，由家而村，由村而乡，由乡而县，而州府，而省，最后至中央朝廷，叠成一个金字塔状社会控制网，成为此种社会最恰当的政治制式。

由是，皇上以一制多，层层下降，层层扩大，最终实现对所有土地人口的管理控制。管理管什么？那就是，管理家庭占有土地这样的既定秩序，使之不出紊乱。

而每一块土地，原则上必缴一份税赋，也便成为保障家庭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管理费”，一种生存成本，用以作国防费用和管理者即行政官僚队伍的办公费用，及必要的社会储备（以备天灾）。

这样，社会的运转也便成为这样一种上下回流：上面向下面发布指令，下面向上面缴献赋税，如此周流不竭。

除此之外，全成为多余——

比如社会民主：格式既定，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人民”——只是在“集合”的意义上才是有“权利”的，而且其大无边，上与天通，但也如天一样空洞无物。单个的个人，给我闭嘴！你无权自称“人民”。

又比如货币：只保留最必需的那一小部分，除此之外，绝对予以抑制。因为，这魔物可以买断土地，买断家庭，乃至买断一个国家，将危害到王权！

又比如自由：它是西方商业社会其货币运行的产物——即可以自主赚钱、拥有任意多量财富而不受侵犯的自由，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对如何保障这种货币运行的社会管理而拥有提出意见的自由，这在网格田制的生存方式中，不知其为何物。

总之，这样一种土地农田生存方式，决定了其文化必定只能是一种专制集权性质的文化。对此，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即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七章中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马克思又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做一种值得尊敬的施舍，迫使增加官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下册）

伟人的智慧啊！其理论的穿透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透过漫漫时空，如果不点明是讲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法国，我们还以为这就是专讲中国的历史呢！而他的论述又是如此的平易简洁，直探核心，揭示本质；这要放在我们某些庸人理论家之笔下，还不知要扭捏成一种什么样的丑怪模样呢，扭捏半天依然一天的迷雾。

理论是让人明白事实真相的。智慧首先是因为诚实。

103、社会的容量

商业社会的根本点在交换。为使交换能按照其本身的内在逻辑无限展开，即实现“万能交换”，货币成为此一社会的最高的“全兼容”范畴。因而，其社会、民族的文化信仰必定要从这个生存基础上生长出来，并回过头来维护、进一步完善建设这一基础。

于是我们看到，西方文化，其文化信仰便有了这样的特点——

其一是“原子论”的，“平等论”的：万物统由“原子”构成，不分高下；上帝之下，所有人一律平等，没有贵贱。

其二是“分析论”的：所有事物都可以分解，而且必须予以分解，分解为“诸性”，而后事物方才得到最后说明。

其三是“契约论”的：依据分析论的定性定量的分析，而将现实层层分解，从而确立事物之间的有效“边界”，不得跨越。

这难道不正是“货币之神”对现实世界的标准作为吗？在这位大神面前，万物及所有的人难道不是一律平等，得钱便是得道吗？货币的利刃，难道不是将存在层层剥离，给予最后的说明，既给出存在者的存在依据，又标定诸存在的精确“边界”吗？

在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方化精神，无论其宗教精神、哲学精神还是政治、道德精神，根本说来，统统不过是一种商业精神，一种货币精神。

社会在此精神的指引下由以组织，确立自身的秩序；人与人在此秩序中相互发生互助、沟通的关系，由以保障生存；而历史的发展也便成为“纵深”掘进的，即越来越通过纵深挖掘而达到增加社会的力量和能量，而不是相反——只通过平面的扩展来实现同样的目的。

结果，在商业社会其社会能量的容量，即社会空间，由此开出几乎是无限广阔的天地，得到无限的扩大：无论你对自然的哪个方面的开发开掘，是对自然外在的能量能源的开发开掘——农业和牧业，还是对自然的内在能量能源的开发开掘——工业，还是对人本身的能量能源的开发开掘——知识，都是有用的，都能在货币文化的体系中容纳安排一个自己的位置，文化毫不担心哪一种能量太大，将会逸出文化的容器之外，如果不加以限制，就有胀破、炸裂文化容器的危险。

相反，社会倒是处于严重的“前倾”状态，必须越奔越快，不能慢，更不能停下来，否则立即扑倒在地。这就是，社会总是处于一种严重的“货币饥饿”状态，越赚钱越不够用，生产永远需要扩大规模，只有扩大规模，才能维持生产本身，就像奔者靠奔跑的速度来维持身体的平衡那样。

结果，随着产品的超速增长，钱不是富余了，而倒是匮乏、不够用了，只好再加速。如此越来越快，终于在产品与货币的循环中，由于产品太多，货币不敷使用，循环系统轰然瘫痪，生产过剩危机到来，社会仆地而倒。

这便是商业社会，在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物品越来越多，物品的符号反而不敷使用，将二千年前庄子的天才寓言活演为今日之现实：人在追逐自己的影子的竞跑中，越跑越快，绝力而死。

货币，便是商业社会的影子。

但是，在传统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基于单一的农业生存方式的农业文化，容量有限，社会空间狭小，只容纳与此一种生存方式直接间接有关的能量能源，除此之外，再没有富余空间。于是文化只有予以限制，将其视为“奇技淫巧”。

于是，社会总是处于一种“后倾”的状态，以此后倾之力，拽住科学技术按其自身逻辑展开时的前倾冲动，就像人用绳子拽住下坡冲动的车子一样。祖宗的教训便是这样的绳子，现实是车。

由此，社会总是生产不足，处于一种物资匮乏状态，而一再引致社会危机，秩序崩解。倘若天公作美，社会状态亦正佳，二美齐集，天人合一，产品骤富，亦属无用反而有害。为什么？因为富裕又将引发奢靡与堕落，导致道德败坏，同样造成、或积累社会危机，由治而入乱。典型的例子，汉武帝，隋炀帝，唐明皇，等等，就都是这样的。

这种情况极其经典地说明：此一类型的社会，其社会容量是多么的有限，匮乏了不行，富裕了也不行，实有如林妹妹的小肚儿，饥不得，尤其饱不得。

因此，文化便有了一套设为“常制”的“消肿机制”，用以拉油减肥，大量消耗社会财富，以免造成积食，而在秋收冬藏、仓廪正满的时候，来一次怎么铺排都不算奢靡、因而不会引发道德败坏的大庆典，来尽情地欢乐一番。这便是春节。

于是，节日一过，粮囤减，肥膘消，人们一身的精瘦，一身劲健，而以十倍的干劲和活力投身田里，开始了下一年的生产。设想一下，如若不然，粮够吃，觉够睡，他们也许真的昏睡不起了呢：打超过自己所用几倍的粮食，干吗呀？沤粪吗？

104、艰难的转换

社会的容量，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对人的“创造性”能容纳到多大限量的问题。

我们看到，传统中国基于农业生存方式，田制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内在骨骼，而早已决定了社会发育其最后的生长边界：五尺的骨骼，不可能承托八尺的身躯。

这就是说，社会总体将绝对抑制社会任一部分的任意生长，抑制其独自的创造机能。否则，这个身体之上就可能长出一畸大的某个部分来，一只畸大的脚，一只畸大的耳朵，等等，而成为一个怪物。

尤可恐惧者，脚大必要求腿巨，腿巨必要求身硕，身硕则追赶着脑袋要求其快速长大。然而，脑袋却早已发育到了极限，再不可能生长。这时，社会便面临爆裂的危险：头与身躯分裂，或者是身躯抛弃头，或者是头压缩身体。

身体各个部分开始打架，打到最后，总归打到头那里去，成为身躯与脑袋的战争。

这便是一部中国史：总是由于“土地兼并”使得许多家庭失去土地的依托，最终将社会推向战乱，改朝换代。

因此中国也便未能发明出蒸汽机来，那是与传统农业生存方式不相容的。可以想像，如果那样的话，将不异于孙悟空突然下凡，将所有农田翻作果园，将果子酿作美酒……国将真的不国了。晚清时有人建议在中国修铁路，许多人坚决反对，说将破坏风水。这话现在想起来，诚然！

而当西方社会硬是凭强力将一些对中国社会来说完全异质、无法消化容纳的东西打进中国的时候，什么科学技术，市场货币，自由主义，这时，由小农经济支撑的清王朝，其灭亡早已成为定局。

而一个王朝的灭亡，还远不能就算清账，就能交待了事。事情才刚刚开始：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持久混乱，在混乱中予以根本性自我改造调整的历史阶段。

调整什么？一句话，社会的容量问题：将传统小容量社会，逐步调整为现代大容量社会。这一过程迄今没有结束，勿宁说，刚好相反，刚好才要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105、再来一次“开辟”

历史注定，改造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原来一个平面农业国家改造为一个立体式商业国家，将不异于再来一次开天辟地。相比于二百多年前，一批英国清教徒在北美大陆差不多一片空白地上建起一个新国家来，他们的壮举，也只能算是摆家家的儿戏。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轻视人的意思，只是想表明，转换中国，将意味着怎样一种艰难。

直至今日，中国已有了相当的国力，现代技术及市场已成功植入社会的肌体之中，正在迅速生长。即使如此，在广大农村区域，仍蓄纳着中国大多数的人口，在那里，实行的仍然是“家庭土地承包制”（《宪法》），即一个家庭占有一小块耕地，这样的生存方式。虽然好多年轻一代进城打工，却并未能在城市立脚，觅得他们生存的根基。对于农村他们那块地，他们既不屑去抚摸，因为收入实在是太少了；又不敢轻易舍去，收入再少毕竟也是自己的啊。总的来说，他们的境况就如马克思当年说过的，“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

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村正在慢慢向现代化行进，向大农业的方向发展。在许多土地上有了现代化的机械作业，科学种植，集约化经营，依据市场的机制来合理规划。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古老的一块土地养一家人，这样的生存方式，还不能说已经根本改变。

科学的进步，是抵消了一部分过去由天灾造成的农业损失，但来自市场的“市灾”却开始逞威，使得高产出时常并不带来高收益，口粮之外的余粮，还折算不了投到土地上的农业成本，倒负了债。

同时，土地与人口相比，严重不足，农村一大批人口成为剩余劳动力，只有拥向城市。而城市那一边，一方面本来也在人口增长，严重就业不足；同时比农村在更高一个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情况好，城市日子好过一些，反之，立即陷于萎顿。至于公共市政，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出卖土地维持，严重地不可持续。

这样，城市加农村，就业问题，也可以说失业问题，便成为中国最大的难题。

困难在于，当社会的容量一天天趋大，社会财富一天天趋多，这个时候，社会资金其实并未尽可能多地投入社会作有效运转——这是作为一个商业社会所绝对必需，却有两部分化作了“无效财富”死在那里：一部分被存了起来（由于不安全感），一部分被漫画般奢靡消费掉（曲折地折映出社会容量其实仍很有限）。

如果说，一个城市的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员，将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某一部分人”的奢侈消费，则不特在道德上是不成立的，在经济的良性运转上也是不成立的；试问，当一个社会不能尽养其民，使许多人沦为乞丐和罪犯，却依赖极少数人豪掷于餐桌上的剩饭来作后者的存身之养，这竟然成为了社会系统借以维持运转的一套机制，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出了大毛病了，必定哪一天要发生严重故障。

人们最好不要忘记，孔子孟子依然还活着，马克思也依然还活着，他们的精神沉淀在许多人的灵魂深处，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模式。至于孔孟马他们教导人们什么了，大家都心知肚明，硬要说出来，会惊出人一身冷汗。

衷心希望，中国能顺利度过这次历史性转换。到那时，这位东方巨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巨人，将会对世界做出人们想像不到的贡献。中国文化将再一次领导世界。

106、从平面到立体

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如果说既往数千年中国历史是中国文化艰难守住自己的阵地，而一点一点向周边渗透扩展，终于造就出一个超大平面的社会统一体；那么，今日的任务则是，将此大平面社会作纵深拓进，立体提升，即逐步改造为一个具有超大容量的社会：最文明的政治形式，最先进的技术，最富效率的周转，最大规模社会财富的社会容量，以及，与此相配套的“适大空间道德”。

这意味着，将以“货币”来全面改造这个社会，而彻底走出传统，将传统的平面性农业社会改造为一个立体的商业社会，货币社会。

然而，货币与王权，却是本性对立的两种社会力量，而且是最为强大的两种力量的最不相容的对立：两种强力，按其本性均要求一统天下，实现自身的完全统治，不留余地，不容商量。他们的作用正好相反：王权把一群个体凝合为一个王国，而货币则把一个王国解体为无数“国王”——独立个体。

正是这一点，给今日中国出了一道最大的难题，因为，今日中国是：两者都想要。既需要一个高度凝聚、没有任何破绽的统一的中国，否则不足以抵御越来越强劲的洋流飓风；又需要他的人民每一个都响当当，充分独立，在充分独立中获具足够强大的独立的力量，以此激发、释放出最好、最强的创造性来。如何将此二者予以最恰当的综合，使王权与货币在平衡中达成和解，既不伤国，亦不伤民，便是今日中国文化的任务。

“王权如水坝，货币如流水。”所有答案都在此隐喻中。但要想将此文学比喻具体化为一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可实行的操作系统，则不仅需要超凡的智慧，尤需要更加超凡的远见和勇气。

但首要的还是诚实。

107、普遍幸福

基于中国如此庞大人口基数这样一个事实，当货币为每一个体开出一片领地而使其都有希望成为该领地的国王的时候，至少在开始的时候，空间将变得极为拥挤，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货币之流将如漫过河堤的流水一样，在极为广大而复杂的地形间形成乱流——这意味着：有的地方将汇聚成潮，而有的地方则处于干枯状态，滴水难见。

严重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血液只能流布到达身体的某些部分，却不能到达另外一些部分，那么这些部分必将坏死，腐烂，最后渗透全身，危及生命。

因此，“水坝”必定得筑成一套成体系的普遍分布的“水道网”，从而使水流得以作“普遍周流”，就像人体血管布满人体全身一样。

中国文化，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国家治民的绝对前提是要“养民”。这一点至今未变，将来也不会变。因为，这原是国家“立国”之本意所在。否则，要国家干吗？

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公正的道德问题，并且根本就是国之所以成立的本质问题。

这本质的深根就深扎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实际“活法”上，并且结晶为他们持久不改的一条心理学大纲：追求幸福，拒绝恐惧！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幸福？古典文化为：没有生存的恐惧，安居而乐业，自由自在；现代文化：除了没有生存恐惧、安居乐业这两条不变，其第三条“自由自在”将蜕变为：具有不可剥夺的主体地位。

社会应尽其可能满足居民对幸福的要求，并据其满足的程度而给自身判级：

一级社会——能满足社会绝大多数居民的幸福要求，居民在心态上乐观向上；

二级社会——能满足不低于70%居民的幸福要求，相当一部分居民人心浮动；

三级社会——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欲望，居民们普遍悲观失望；

四级社会——乱世，人心狂怒。

怎么进行实际的测定呢？一些社会学机构可以根据社会学的原理设计项目，进行实际的社会抽样调查。中国古典的办法是听音而知心，《礼记•乐记》有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著书人李维加《咏中华传统土地文化》，诗曰：

谁解生生是永生？

千秋一脉夏华魂。

畦畦垅垅播家种，

辈辈年年耨谷根。

雨洽云行男女媾，

神盟祖誓地天婚。

哭声诞世哭声去，

有酒惟浇后土恩。

（《水格》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