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灌溉精神”

传统中国依农立国，土地为生存之基础，而灌溉则“画龙点睛”，成为激活土地的关键的一笔，有了这一笔，土地遂成为一位活的母亲，获具持续不竭的繁育能力。

在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下，土地作棋盘网格状分割，然后分别与居民一家一户相匹配，构成此一种生存方式的内在秩序。

与此同时，灌溉便也成为一种水与土的均匀匹配：开渠引水，水随土行，流行周遍，对土地作普遍润泽，而成为一种“理想的水”，一种神水。——此一种农业“作业方式”经过升华而成为一种社会精神，一种“公天下”精神，贯彻到社会管理的每一个层面，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管理原则，譬如——

“常平仓”原则：国家收储粮食，沿水道置仓储存起来，遇有灾年，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保障生存。

“商控”原则：抑制商人，抑制货币，使货币的流通尽可能均匀普遍，使居民程度不同都能普遍得沾其惠泽；避免“乱流”，低处成淫，高处无水，枯润不均。治商如治水。

“排涝”原则：疏导河渠，排除积水，防洪安澜，保护农田；疏导民众，排除积怨，保护心田。——使民田、心田都成为可供良好耕作、有良好收成的良田。

以上这些原则所遵循的为同一种精神，我称之为“灌溉精神”。

若问：中国传统文化，儒的，道的，佛的，那么一些个虚绵绵的东西，远离实际、或远离人世的东西，它们又是怎样化虚为实，化精神为现实，贯彻到实际社会中去的？回答是：正是通过此种“灌溉”的方式，长期不懈，一点一滴渗透到社会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生活的细节。

181、国家的便是自然的，自然的便是国家的

无论是对全国农田的水利灌溉——农田灌溉，还是对全国人口的普遍恩养——社会灌溉，都离不开一个首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个统一的社会最高权威，即“国家”。

这一点，在传统中国，它落实于“皇帝”一身之上：皇帝——作为“国家”的象征，既为全国所有土地这个大农场的总地主，又为全国所有居民这个大家庭的总家长，一身而二任，将“农田灌溉”与“社会灌溉”两项工程合并为一项，当作“国家”的根本目的，纳入“国家”的内在运转之中，施政予以管理。诚如马克思所言：“小农……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头上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一句话，传统社会的“农业生存方式”正对应着君主专制的国家形式。只能是这样的一种群体组织方式。那一块一块的农田，上面繁茂着的喜人的嘉禾，作为生民生存的希望，由于得到了从“上面”降下的“雨水和阳光”的浇灌，方才最终完成其全部发育生长的过程，由幼苗成长为粮食。否则，就什么也不是，只能是史前的蛮荒之野。

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可以遽下论断，说，在此文化系统之中——

自然的便是国家的；

国家的便是自然的。

二者内在地融合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我们再也分不出它们的界限。那哺育禾苗生长的阳光和雨水，生成于造化，却“完成”于国家：是后者将前者实现为滋养禾苗生长的现实之养分。否则，那田土里茂盛着的就是荒草，而非庄稼；那由庄稼所收获的就是强人的战利，而非农人自家的口粮。

不错，“国家”常常不能尽除邪恶达致至善，或者简直说“国家”本身常常就是最大的邪恶；但好也罢歹也罢，要保障群体的生存，惟一能指望的也还就只有它，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指望。

由此，生民对于这个凌架于他们头上的神一般存在，爱恨交加，成为他们最大的情感指向，爱也罢恨也罢，均指向于它，寄托于它，就像女人唯一寄情于她的男人一样，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惊人的现象发生了：“国家”成为了“发生美”和“颁发美”的最高源泉，就像天和太阳一样把阳光和雨露洒于大地之上。

美，归根结底，无非是现实生存着的人们其“生存方式”的产物。具体来说，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的产物：

人（个体）通过自身（群体）而与自然达成同化，在同化自然的同时为自然所同化。

这也就是说，中国美式，实在只不过是中国人与他们的国家、即个体与全体，进行“恋爱”的产物，是人与自然“恋爱”的产物。

182、教化文化

于是，中国文化成为一种典型的教化文化：它是通过实际的“恩养”，无微不至的“关怀”，而最终达到“化育”它的子民的目的的；而不是，如罗马帝国那样，通过强大完备的法律体系，来整饬它的社会。

什么是“化”？

从传统哲学上讲，就是“气化”：万物统由一气凝结而成，气凝成物，遂成滞重；物化为气，去滞成通，复归于原，而入至境，无滞无碍，无斫无伤，无恶无朽。

“化”就是“气”，“气”就是“神”，“神”就是“道”。中国文化及其特有之美学范式，实在只在此四字之中，而四字只是一字。

唐张彦远论画曰：“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历代名画记》）

唐符载之论画曰：“观夫张公之势，非画也，真道也。……遗去机巧，意冥玄化。……气交冲漠，与神为徒。”（《观张员外画松石序》）

邓椿曰：“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为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法者何也？曰：传神而已。”

倪云林曰：“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

杜琼曰：“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恍惚变幻，象其物宜，足以启人之志，发人之浩气。”

……

“气”是不可见的。“水”为“气”之现实具象，与“气”脉通理通神通。

水本性无滞，有物阻滞而成壅。为此需要“灌溉”，教而化之。

“化”之一字表达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美学理想，它标示出这样一种境界：在那里，一切回到自然，全通无滞，自在如天。

为此，儒释道三家虽然各有主张，互相攻讦，而其美学理想却同归于一：在儒家，那是一种社会境界；在道家，那是一种人格境界；在佛家，那是一种存在境境。总之一句话，一“化”而已矣。

化——即是化除掉“人——国家——自然”这三级关系中一切的扞挌不协，滞碍不畅，而达成一种冥合无间的最高和谐，犹如鱼入水中一样自然。

反过来，在通向理想的途程中，其实际的阻隔，人与国家之间的阻隔，人与自然之间的阻隔，也便成为文化的最大忧患，心灵的最大哀伤，成为文化歌咏不绝的永恒主题。如此，追求最高“化境”之美性文化，反成为了一种咏叹苦难的幽怨文化，愈是哀哀悱恻，愈是动人心扉，愈幽回美味。

183、美男如花

人际不隔，和协通畅，为中国文化历来追求的理想美境。但在实生活中事实上却是，处处阻隔，灵犀不通：有男与女的阻隔不通，有君与臣的阻隔不通，——此二事合并为一个主题，“贤臣爱姬暨弃妇逐臣主题”，成为了传统文化“社会美学”的中心主题，最为掀动中国男女的艳情暨哀情，长久吟咏不绝，而使对理想的向往，转成为一曲对美的艳羡暨无尽哀怨的倾诉。

这是结构性的：女子之与男子的从属地位，与臣子之与君王的从属地位，二者完全同构。故此君臣关系中的君臣，正即家庭关系中的男女，君男，臣女，前者赐爱于后者，后者倾诉向前者。

由是造生了中国文化这样一种特异的美学现象：文学象征，不特以花喻粉黛女子，亦且用来比须眉男士，而且更动情，意味更绵长，更深入。首开创例者屈原，以后渐演为传统，持久不歇。

以花比男子，意在求得主上之赏爱，赏爱不得即倾诉，倾诉不得即幽怨，幽怨不得，就只有自怜了。均为宾格。少例转为愤懑，如李白的“昔为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妾薄命》）张九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遇十首其一》）转为灰心决诀，不再希求。隐约有宾格转为主格之意。至黄巢《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则转为自立门户，反宾为主，升为完全的主格，是仅有的特例。

少例少，特例特，均非通例。在中国诗歌史上一般通例是，以花为喻，求赏，哀怜，幽怨，自怜。看上去似乎非常的消极，安心于弃主体，自居于宾位；实际上却积极得很：以花比男士，非比其潘安之貌——那没有价值，而是比其特出之气节才华，——此为男士其最高价值所在，一如貌美如花之女士其志节贞操为中国女性最高价值一样。

最高价值，必予最高等级之精心护持，不使其受到半点的污损。女人要精心护持其贞节，男人要精心护持其气节。女人男人都要做到“守身如玉”。如此方才有资格承当鲜花之比，清香作人，流芳人间。否则，残花败柳，只有遭到唾弃，是没有价值的。《尚书》曰：“惟德馨香。”陆游词曰：“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

这样说来，要做好一个男人其实也至为简单：照女人的样做去！女人其室家，男人其家国，室家转换为家国，女人的原则便是男人的原则，女人的理想便是男人的理想，当然——女人的命运便是男人的命运：女人的悲伤便是男人的悲伤，女人的幽怨便是男人的幽怨；总之一句话，水的原则转换为山的原则。

女人最大的悲伤是什么呢？那就是，青春美貌，不被男人发现，欣赏，爱慕，而至光阴虚掷，美人迟暮，那是最叫人伤心的了。

与此相对应，男人最大的伤心处在，德性才华不为当世所发现，欣赏，任用施展，而至岁月虚度，才士蹉跎。

美人迟暮，才士蹉跎，合并为一体，成了屈原辞赋的一个中心主题，既哀且伤，动人心扉；从此铸成“香草美人”的文学母题，为后世所一再申述咏叹，迄无断绝。

而在这不绝如流水的哀怨人生中，中国的男人于是乎也便暗中转换成了女人：女人的视界，女式的思维，女人的悲喜；女人所当有的各种命运角色，也就迁转为男人的命运角色：思女，新娘，弃妇，贞娘。

思女之思，在“嫁”之一字。然而，这却是一件至为艰难的事，一如才士欲获得明主赏识之艰难不易，其结局常常是悲剧性的。典型的例子如三国曹植《美女篇》中“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那位美女，《杂诗其六》中“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那位佳人，就都没有好的命运。

曹植的仕进命运同于上述美女佳人的婚嫁命运，坎坷不幸，虽贵为王子，绝代才华，只因宫廷中理不清的权力纠纷，被当了皇上的乃兄曹丕放逐终身，弃置不用，伤心惨目，难以言表。他写“美女”“佳人”，都是写他自己。

曹植之后，以朱颜见薄于时，美女无媒难嫁，写才士怀才不遇之慨，这个传统更进一步得到加强。

但是，还有更让人难堪的情形。这就是秦韬玉的《贫女》：“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无媒就无媒，不嫁就不嫁吧，像曹子建的“美女”那样，独处房中，与明月为伴，其命运却也还并不算坏到了底。最不能让人忍受的却是：美女做嫁衣，而让拙女作新娘。这真叫“骅骝拳跼不能食，骞驴得志鸣春风”（李白），不止是对美的践踏，简直是对美的侮辱！

这样说来，唐人朱庆余竟然能顺利地“嫁”出去，而当一回“新娘”，那是少有的幸运了，尽管那作小媳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心情并不好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状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闺意献张水部》）

朱庆余所“嫁夫婿”还并不是皇上，也不是宰相，只不过是水部郎中那么一位官员，名叫张籍，是当时与韩愈齐名的诗人。

从隋代开始中国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参加考试成了读书人晋身为官、获取功名的自古华山一条道。而在唐代，除了考得好，还额外须得到权势或名望大人们的推荐，方才有考中的可能。

这下把那些莘莘学子们治得苦：在得以正式“嫁”给皇上——成为在册的官家人之前，尚须将“初夜权”首先奉献皇上的属臣，先嫁一回如张籍张水部这样的名望大员，算是由他代皇上先行“试婚”，看是否合格，值不值得进入复试。上引朱庆余那首诗便是为此而作，又题《近试上张水部》。

结果出人意料得好，张水部完全满意，而不客气即以正式“夫婿”的身份自居，答复这位准备前来应试的“新娘”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绫歌敌万金。”接下来，水到渠成，朱庆余考试过关，“嫁”给官家，得皇上一命之荣，而成为一位令天下人羡慕的“新贵人”。

但是，那些“试婚”过关，得嫁皇上，成为皇上的“嫔妃贵人”如朱庆余辈，从此一嫁而终身定，就一定会得到所想望的幸福吗？却又大不然。幸运儿、幸运女从来少数。宫闱恶斗地，官场新战场。经过多少番奋斗挣扎恶拼恶战，最终，他们中大多数都成为失败者，成为了“弃妇”。

这是因为，皇上执一而制众，为争得皇上的宠幸，这众多“宫嫔”们，首先自己打起来，嫉妒厮咬，斗得头破血流。这正合了皇上的意，他喜新厌旧，悠哉游哉，挨个儿地拾新，挨个儿地弃旧，惬意得很。结果是，这些自相残杀的“女人们”，一个一个地往下败，今天你，明天他，法轮转动，绝少有最后的幸存者。宫苑如此，官场亦复如此，二者绝妙契合。

而中国也就有了前仆后继一批又一批“弃妇”，后宫一班，官场一班。这后一班因为有文化，能操笔为文，文心又妙尽曲折，遂借了前一班人的身份与口吻，赋出一篇又一篇的诗篇，以发泄其胸中之愤懑与怨恨，在中国诗苑中自成一格，称为“宫怨诗”。

宫怨诗，官场诗耳！

官场之怨有过于宫怨者。有的怨恨那些可恶的同类，以为自己的悲惨正由于他们的嫉妒与陷害所致，而皇上本人原是善的，是爱美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屈原《离骚》）“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李白《玉壶吟》）说到狠处，诉说演变为诅咒：“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辛弃疾《摸鱼儿》）

有的怨恨皇上不明：“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昏庸的汉元帝，只看图画不看人，而将昭君葬身胡邦，千载之下，琵琶声中仍是一腔怨恨，而且讲的是胡语，连汉语都不用了！

但是英明的汉武帝又怎样呢？“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李白《妾薄命》）明则明矣，却铁石心肠，少恩寡情，只看新人好，哪管旧人哭断肠。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怨来怨去，只怨自己的命吧！既然上天有意也罢无意也罢把自己造就一副美人胚子，既然这胚子偏偏又被皇家发现选中，那么一切早已是注定，无可更改的了：“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庸。”（杜荀鹤《春宫怨》）都是这该死的红颜误人啊！

好一个“婵娟误身”——在文士的口中，分明读出的是——“儒冠误身”——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白首为儒身被轻！”（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如此一路怨恨下去，终至于成为一种伤心摧肝的自我贬斥——

“宁作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清黄景仁《杂感》）

最后是愤怒——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甫《醉时歌》）恨不能将这顶误人的儒冠掼到茅厕里去！

然而却又不能。“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思中念中，睡里梦里，想的总还是那个“他”。而且愈是怨恨，就愈是思念，怨恨如涛，思念如潮，怨恨的涛与思念的潮卷在一起，翻作巨澜，而将这些可怜的人儿裹在垓心，抛向无地……

这就是所谓命运！

命中注定：“美人”与“文士”，“弃妇”与“逐臣”，成为同一个概念，她们和他们将注定经历——从思女到新娘到弃妇——之全过程。这就是她们和他们的命运。

这是一种偶然吗？不。在如此铁一般无可更改、无可逃逸的封闭政治格局中，中国的阴阳哲学早已彻底贯为实际社会生活的最一般准则：君为阳，臣为阴；主为阳，奴为阴；尊为阳，卑为阴；长为阳，幼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中国男人在其全部生活经历中绝大部分时光充当着为阴的角色，在结结实实地做着“女人”。古人他们自己对此也十分清楚，直言不讳，有言曰：举天下一男人而已，“一人为刚，万夫为柔。”（《龚自珍全集》第20页）

如此，数千年一以贯之，如此一路贯彻下来，中国男人其内在精神构成，中国男人其心态，极为严重地阴盛阳衰，极为严重地主体意识不足，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184、幽怨中内含着庄严

美男如花，“美人”与“文士”同构同格。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传统文化之下，中国的男人是卑琐的；不能说，美女思男，才士念主，这是一种卑琐人格所致卑琐的情感。倒宁可说，这其中蕴含了一种博大的情怀，一种昂扬的高志。

要知道，在传统社会，“帝王”的概念确乎不是单纯意指为一个肉体“个人”。帝王，他是国家的象征，民族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讲，在传统社会，才士、美女们那指向帝王的不解痴情，就其总体实质而言，其实是对国家、民族的一种痴情，是要为国家和民族担负起崇高的使命和责任：宫女思帝，那是志在做国家第一夫人，母仪天下；才士念主，那是要位极人臣，为帝王之师，立德立言立功，辅弼英主创不朽之伟业！

心甘情愿臣服于天地自然，那并不是一种人格的渺小；心甘情愿效忠于一姓帝王，那并不是一种人格的猥琐。相反，传统文化中那宏大之美，却正由此发源。

于是，以“美人”自况的曹植，外见其柔婉，而内蓄了壮士的豪迈：“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以“佳人”自喻的杜甫，同时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雄伟。而以薄命阿娇自命的李白更不可收拾，他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直追姜子牙、诸葛亮的事业了。至于他们这些人的祖师哥，“香草美人”的首创者屈原就更不必说，他是为了自己立定之高志，不惜以生命相殉。

则，有如此日月般高志，而为此高志之不能实现心怀愤懑，且作女人幽怨一回，叹息一回，又有何不可！即直作女子之啼之涕，实在也无妨，前汉贾谊先生就曾经这样痛哭。更何况，这些志士以女子自居，非居其柔媚之媚，而是居其守志之志，他们以更超过女子守节的严厉来激励自己，严守自己“香洁”之品格，神圣之尊严，决不退让妥协，污损自己之操守，屈原为此“虽九死其犹未悔”，杜甫“独耻事干谒”，李白坚决拒绝“摧眉折腰”以事权贵，东汉大臣宋弘当面拒绝光武帝刘秀要他即席敲鼓以娱宾客的要求，说那不应是国士所做的勾当！

无情未必真英雄。传统文化对中国男人的要求是：可以有女子情，却绝不可作女子态。什么是女子态？一句话，媚态也！媚世，媚俗，媚强权，媚恶势。不论什么人，不论他学问事业如何泰山北斗，一媚即完蛋，堕入“妾妇之道”，尊严澌灭，价值全无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美学崇尚对此从来立以最严厉的标准，那是没有半点通融之余地。

“妾妇”不同于“弃妇”，前者意味着丑，后者却通向庄严之美。

故此，即使身在逆境，千种艰难，万般辛酸，也一定要保持一份为人的庄严；即使不幸沦为“弃妇逐臣”，花为之失色，月为之暗淡，也一定要保持一份为人的体面。冯严巳词曰：“和泪试严妆。”如是而已！

由此看来，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使作为后人的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灿烂辉煌，就不仅意指，那个时代创造了多少高门大殿，繁富文物，以及华美词章；尤其意指，在这表面繁华的背后，有一群灿若星辰的文化中坚，顶天立地，在支撑着这巍峨文化巨厦；有一股经天贯日之道义正气，浩然如天，灌注时代，为这个时代竖起立地通天之精神支柱，价值理想。

这道精神之长河是如此强韧有力，以至直到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中国古典文化逐渐转型为当代文化，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存在——它不是消失了，而是后撤至文化流体之深水层处。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一、从“五四”到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这一段所谓“现代文学”，正同于古典时代之“思女文学”，只不过，其所思再不是传统的“天纲帝王”，而是国家、民族及光明的人间正道。

郭沫若的《女神》一声长啸，拉开了地上众“青春少女”们涨潮般汹涌的思情，破门冲出幽居，去觅得自己心中的理想“恋人”：“《女神》哟，/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等的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女神》序诗）

随即，这勃勃春情的浓云落到地上，而化作一个具体的渴望，那就是：“祖国啊，你快些富起来强起来吧！”（郁达夫《沉沦》）漂泊无主的佳人，企盼有一个沉雄伟岸的胸膛，偎依其中，再也等不及了。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思中念中，无非此情：“我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闻一多《口供》）

然而现实却一片纷乱，国而不国，1840年以来屈辱的影子，依然拖一长长的尾巴，横压在中国人的心间。春情发动盼入洞房的佳人，也便成为“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冷漠，凄清，又惆怅……”（戴望舒《雨巷》）

1949年，支离破碎百年的中国收拾旧山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一统再度降临神州大地，才士佳人们多少年梦中情人兼主人终于现身，于是一曲《婚礼进行曲》浩荡奏响，“香巢”筑就，佳人入庐，而“思女”喜气洋洋成为了“新娘”。

二、建国前三十年，所谓“当代文学”，正同于古典时代之“新娘”文学：初为人妇，既甜蜜，又惶恐，每妆之后，心不自信，私下偷偷征求“组织意见”：“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奴家还行？

越女新妆，菱歌万金。“夫婿”说：行！于是而一发不可收拾，放声高歌，歌唱理想，歌唱光明，歌唱党，歌唱祖国，歌唱领袖，歌唱那如醉如梦般新生活：“去参加歌咏队，去演戏，/去建筑铁路，去作飞行师，/去坐在实验室里，去写诗，/去高山上滑雪，去驾一只船颠簸在波涛上，/去北极探险，去热带搜集植物，/去带一个帐篷在星光下露宿。”（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

啊哈，缠绵悱恻，乐疯了！让人神往啊。

回看传统中国两千年历史，哪有新妇这么疯玩疯乐的？就是老妇，作了祖奶奶的，也不可以。妇道何在！

果不出所料，很快，就耍出了毛病，遭到主人的痛批。

妇人干政，“七出”之条既犯，被逐在所不免。待到醒过神儿来，已然成为“弃妇”，身在长门。

三、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进入所谓“新时期”。新时期文学具体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都市文学等等几个阶段。总结起来，前三个阶段的文学，为典型的“弃妇文学”：伤痕文学为对痛苦的倾诉，反思文学为痛定思痛，寻根文学则旨在寻找下一步的出路——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

“我让小草鞭挞自己，/寻找内心埋藏已久的公正和良知。”（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庄严地担荷起了祖国、民族的历史责任，将两千年前屈原大夫的精神重现于当代。

寻找的结果是：不是佳人我错了，而是我的男人他错了，是他做得不够好。但我，不记他，他依然是我唯一良人。

这样唱了几年，进入到后一个阶段，都市文学阶段，情形越来越显得不一样了：文化越来越意识到，皇上与士人（古代），国家与我，凭什么一定得是一种阴阳的关系？凭什么我一定得做国家的女人？做女人也罢，凭什么我不可以不结婚，做一单身独立之女人？结婚也罢，夫妻之间凭什么不可以是以我为主、他为宾？

总之一句话，人的主体意识在一天天滋长。

民主的金锤，在敲门了。

我从来以为，“美”是一种关系物，有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人与国家的关系，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就从这三层关系中生发，并得到其形态之界定，一如水之随物赋形。

民主中国以后，人与国家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阴阳的概念将不复存在，乾纲退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将变为一种直接的关系，过去那种由国家横在人与自然之间作二者之“居间人”的情况将得到极大的扭转。

自然将依然具有神性，美，光荣与梦想，将由自然直接颁发予人。

“香草美人”或曰“思女—贞娘”的传统将继续得到传承，只不过其思恋的中心对象将不再是皇上和行政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最高的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思恋的中心对象之一。

需要提出的是，在皇上及行政意义上的国家依次退出人与自然之“居间人”位的初期阶段，不可避免将出现一个暂时的“乾位”空缺期，此时，思女弃妇文化极有可能流落、沦落为荡妇文化，媚向金钱，媚向极俗，人尽可婿。不过那只是暂时性的，也只是局部的。自然神圣，人性神圣，不会允许放弃价值理想持久堕落。

185、美学情怀

人信仰一种文化，从来都不是因为理智的原因：逐条考察文化的每一教条，认为是有道理的，于是信仰，遵照执行；恰恰相反，一切都是无意识的，人是凭了自己的“美感本能”来行为：朝向美的，避开丑的。

这种美感本能构成为文化的真正的活的灵魂。人信仰文化，或者反过来说，文化塑造人，归根结底，其实都不过落实在此一点上。

不同文化群体中人，其所以较难沟通、凝聚，原因即在于，他们的美感本能是不相同的，难以马上对接：一方以为如此是美的，是十分自然的，另一方则以为一点也不自然，十分别扭，甚至丑陋，难以忍受。

美感本能是生存方式的产物，是在漫长的社会历史中陶塑成型的。它不过是这样一种“行为”的升华物，一种适应特定生存环境中群体生存的最佳行为体系：凡长远性地有利于群体生存的那种行为方式，它就是美的，相反是丑的，不能接受的。

中国传统文化，其所以以“灌溉精神”为主脉，以为流水周行普润大地的“公天下”精神是美的，不承认个人的“天赋特权”——天赋强者便可以而且应该多占，认为那是不美的，原因一样基于群体生存依赖于禾黍为食这个总原则。

事实证明，这样的文化选择是对的，成功的：正是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指引下，中华民族走过了五千年历程，一以贯之，没有凋零灭绝，而是相反，群体越来越生生不息扩展扩大。——更不需要其他证据，只这一个证据就足以说明一切，怀疑论者、虚无论者是没有道理的，多虑了。

186、国家情怀，自然情怀

由此，中国文化的美学情怀其基本特征也便是：指向整体——指向自然，指向国家，指向群体，而不是指向个体——个体只有从整体中方才可能分有“美”，个体无论如何无法自我给予“美”。

这在形式上就表现为：仿佛“美”是自上而下“颁发”下来的，就像颁发荣誉证书一样。事实也确乎如此。

故此，中国人的美学追求，其最高的理想也就成为：追求得到“整体”的肯定，以为那才是最高的美，真正的美。

整体是一个多层次的系列，自下而上，有：家庭家族的整体——以伦理观念为统摄，地域的整体——以乡土观念为统摄，国家民族的整体——以纲常观念为统摄，自然的整体——以天道观念为统摄。

这种所谓“统摄”，还不止于是一种观念性的统辖、整合，事实上就是一种实际的“权力统治”。由此，反映在文化系统中，便形成了中国文化那种特有的“以长为类”的意识形式：以为一“类”的“首领”就是代表了“类”本身，是“类”的化身：家长族长成为了家庭家族的化身，地方长官成为了“家乡”的化身，皇上成为了国家的化身，而天道便成为了整个宇宙自然的化身。（麟是走兽类的化身，凤是飞鸟类的化身，龙是水族类的化身，如此等等。）

那么，“美”从何而来呢？非常简单，就分别一层一层从“上边”颁发下来：小的时候争取得到家长的肯定，长大以后渴望得到地方三老五更、父母官中正的肯定，得到朝廷的肯定，最后得到神圣道义的肯定，于是你便算是达到“美”的极致。美之极为神，你下学而上达，达到了神。

反过来说，如果你受到了委屈，那么你便可以逐级“申诉”：在家中被待不公诉之于家族，在家族被待不公诉之于家乡，在家乡被待不公诉之于父母官，被父母官对待不公诉之于朝廷，被皇上对待不公诉之于天——而达致终级申诉。——这，便是传统中国人追求美的历程。

由此，中国文化的“美学情怀”，实际上也便归结为一种“自然情怀”与“国家情怀”，中国人拼其一生所追求的，全在这里。

于是，当个人面对整体的时候，所得到的只能是“阴性”的定位：“男人”降格为“女人”，女人成为“女人”的女人。对世界的征服，也就成为对世界的倾诉。倾诉，尤其是其高级别形式——对国家人民的倾诉，对皇上的倾诉，对天地自然的倾诉——也就成为了中国美学最哀艳动人、最具有内在生命力、富于美感的精神展开方式。

倾诉，实现了中国文化之下人与环境的对话，心灵与世界的对话，内世界与外世界的对话。而这之中最优秀的对话者，也便成为了中国美学的最杰出的表达者与代表者：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王实甫，曹雪芹，等等。中国艺术，“怀抱与寄托”成为其内在的灵魂：山水诗，山水画，山水音乐，山水造型（园林），成为了最高的美学形式——一种再造“造化”的美学形式。

187、新世界

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转换。

转换什么？一句话，这将是一种生存方式的转换。

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其“美学方式”将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其要点约计有——

个体将日益获得“主体”地位，传统文化那种“美由上边颁发”的情况将日益削弱淡化。换句话说，中国人将越来越通过“自我肯定”来获得美，自美其美；越来越淡化来自“整体”那边的美学评价，不论那评价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传统的一元性整体，正在为多元性亚整体所取代。

这是容易理解的：生存方式正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土地与粮食的本位地位正在由“货币”本位所取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一、人将从对土地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再用不着世代不离土地，守土为生。人将被抛入社会交往的洪流广水之中，成为“自由”的、同时也是四面不靠、无凭无据的“自由人”。

二、在农业生产平面社会的生存环境基础上造生出来的亘古不变的神，将为永恒流动、瞬息万变的“货币”之神所取代，它成为那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的唯一依凭——最高的神。而货币，它只是个符号！

三、这高深莫测的“符号”，流动于人世社会之中，成为人世活的血脉，成为人们倚为生存命脉的唯一“神水”甘露，决定着人的生存命运。这主宰人类的命运之神，如其“符号”的本性，是那样地飘忽不定，神秘叵测，以致人们根本找不到它的存在定位——找不到它的神座神龛究竟立定在何处：既不在地上，又不在天上，既不在民间，又不在官府；它的神位是离人那么遥远，遥不可及，而它的神能却又是离人那么地近，触手可及，如冰益寒，如火益热，如鬼影一般时时刻刻紧追随着人，寸步不离。由是——

四、人毅然放弃了对“神性根源”的追寻和皈依，因为那显示为一个无期限的虚妄；而只一心一意去追捕那就在身边晃动着的神的影子——鬼影“符号”。这追捕接连得手：每个人程度不同都能拥有一定数量的此种“符号”，并且不是哪一个“上边”颁发下来的，而是由“自己”所亲历亲劳捕捉到手的。

于是，人成为了一意捕捉“符号”的狩猎者。而“生活的假象”又显示：不论谁，只要你肯努力，你就必定能有所猎获，一切全在你自己了。——在这个意义上，人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从任何一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而成为唯一“主体”。

显然，“收获”不是因为“神赐”，而是主体努力的结果。因而收获之后再用不着去酬神献神，酬神献神也完完全全改为酬献自己——祭祀自己！那就是：消费。

挖空心思地消费。

彻底满足欲望地消费。

歇斯底里地消费。

消费的祭坛成为了拖着社会向前狂奔的火车头，生产——“符号”的生产，于是跟着成为了：疯狂的生产，歇斯底里的生产。

“符号”的生产与消费的循环，形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一劳永逸将神及神性屏于这个系统的铜墙铁壁之外。

系统于是成为一个完全属“人”的世界，一个任由人在其中疯玩的游乐场，就好像小孩把家长关在家门之外、而将屋子变成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堂游乐园一般。

一切的美，均在此系统之内。

传统美学进了博物馆养老院，失语了。

188、魔阵

社会成为了一个“符号”的社会，一个以“符号”组织起来、“符号”运转、“符号”管理的社会，一个量化系统，算术的社会。

人刚刚从旧的神的法网中走，随即堕入新的“符号”的法网之中。“符号”以其威力无比、不可抗拒的魔法，硬是将人笼罩在它的无边魔力之下，将人的灵魂扣押在它的手心之中，使人死心塌死地地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发财的希望和机会，不论什么样奇思异想都可能美梦成真。

而这样的美梦，确乎还具有至上“神性”，那就是符号的“无限性”——自然数的无限性——这是“符号”其真正魔力所在：人通过追逐“符号”去追逐“无限”，整个感性世界仿佛赤裸裸全部向他敞开，任由他去占有，只要他的力量足够。

这成为一个魔阵，没有人能跳出，除了老马克思——他指出：这一“符号”系统的运转只不过是“符号”本身二元裂变的结果——裂变为“资本”与“工资”两个部分：两个部分的永恒追逐推动着系统的永恒运转，就像老磨坊中两边磨杆上的推磨者一样。

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追逐。

这是一种湍流狂泻的追逐。

这是一种自动加速的追逐。

社会的生存秩序，再不是传统农业社会那样的“分割守护”、“均匀灌溉”的静态序列，而成为一种货币狂澜奔泻、大浪追接的流动序列。速度与效率成为此一序列由以成立的绝对条件，成为“美”的第一特征，没有谁能逃开这样的宿命。

所有的国家，所有国家中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走入魔阵中，进行速度的竞走比赛。

“加速”成为保持平衡、避免倾斜走败的绝对条件。

落伍者立即被庞大的后续队伍踩入土中。

189、文化的融化

切不要天真地以为：这是一场“体育竞赛”，有预先设计好的公平竞赛规则。

这是一场残酷的较量。如果说有规则的话，那只不过意味着在“力量”的无情角逐中，“力量”之间达成一种暂时的平衡：一方之所以没有吃掉另一方并不是出于遵守什么规则的原因，而是因为它暂时还没有足够大力量吞下对方。

——这便是今日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中之“国际环境”，中国身处其中。

这样的国际生存环境，无可选择地决定了：每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必须亟起应对，在应对中保生存。

我早就说过：“文化”是非人格的，它只在“本系统内”倡善。

两个来自不同文化族群的个人，他们之间可以产生同情心；但是，两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永远不会产生同情心，因为非人格之文化本身没有“心”，只有人才会有“心”。

文化只有理念，并且是成系统的理念。这已然注定：一个文化系统与另一个文化系统之间，排斥是绝对的，融合是相对的，有限的。

文化的融合，从来都是在血与火的熔炉中硬“炼”出来的，把那些本融不到一块儿的东西硬是高温烧结到一块儿。那些什么昭君出塞、异文化之间温情脉脉连姻的故事，只是历史庸人笔下的胡说八道。

如果说，历史的上一个千年还只不过是在断续的、局部的意义上，可称为是世界史；那么，在公元第三个千年中，历史将在完全的意义上成为世界史，真正的全球性大融合已然拉开其大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躲进自己的桃花源抑或伊甸园，置身事外。

这一方面意味着：人类终将走到一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同类；同时更意味着：要真正实现“同其类”，还将经历也许现在还根本想象不出来的磨难。

人，对此最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学术人凭着个人的良知，提出所有文化一律平等，没有优劣，那只不过表示他作为个人必定具有良知和人格这一事实；但是文化，在骨子里却都断然以为：自己最优秀，最有价值。这是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系统，具有自护性，为了自护必定排异排他。

文化融合的意思，究竟什么意思？我今日一句话喝醒所有梦中人：那是指打破对方之系统，融合吸收其系统中之诸因子——一如：嚼烂苹果，吸收其元素；想让自己的苹果在别人的肚子里绿树成荫那是不可能的。

小融合是可能的，把苹果枝嫁接到梨树上。

大融合，只有通过系统与系统的大撞击，打破系统，释放因子，实现因子与因子之间的重组即融和。——“融和”的本来意义如此。

大融和，必定经历大磨难。

请记住一个事实：所谓“国际法”，初非情人之间甜蜜爱情之结晶，而是两次世界大战血与火超高温熔炼的结果，而且至今也仍只具有“大约”的意义。

190、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全方位立体竞争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作为全球之一部也置身竞争之中，必须全力去角逐效率。由此注定，所有国人同时进入竞争状态。

然而，这种国内竞争在本性上不同于国际竞争：国际竞争属非人格的异文化之间的竞争，而国内竞争是一国之内全体个人之间的竞争。这意味着，在前者，是纯粹的“实力”之间的较量，力量之间的某种平衡便是“规则”。在后者则完全不同：其一，文化对此全体具有约束力和调节力；其二，文化面对此全体个人，提供给他们竞争的规则，这规则具有本文化语境中的“人性”基础，符合于道德，符合于社会公正。

这样，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渐次退潮，退到不能再退，于是重又返回，重新予以组织以后，成为现在乃至将来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的法制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能成为有效、长效的法制。毫无疑问，法制将成为未来中国越来越重要的生活基本规则，为社会生活须臾所不能离开；而位于这法制的背后，构成法制的内在灵魂的，却依然是传统的中国精神，即公平的精神——“灌溉精神”：天水普润，流行周遍。既保持生机勃发的活力，周流畅达，充分发挥所有个体人的创造性；又渠网广布，四通八达，通向社会的每一个部分，保障全体社会居民的基本人权，创造社会的普遍幸福。让绝大多数人真切地感到：这个社会是美的，生活是美的，社会为他的居民确立的价值理想是值得追求的。这时候，社会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最坏的状况依然是这种情形：泻洪乱流，水旱不均。一部分人通过冒险、通过黑幕机会、通过腐败、通过恶制，攫取社会大部分财富，而进入侈糜，大多数人却成为枯水池塘中的鱼，挣扎求生；这时，社会竟然不能主持公道，却更进一步上升到道德理论的高度对此种状况予以确认和肯定，认为那些活的不好的人们是他们的错，是他们没能耐，没努力，他们活该！再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这样的社会文化更没心肝、没人性的了。

这时，社会就会陷入绝望，人们将再没心肠去追求美，因为那对他们来说不仅无用，反而负累他们，使他们更加陷入困境。他们就会觉得在他们的眼前——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爽性往进泼你的废铜烂铁！”

价值彻底失落，那就很可怕了，人人将不遵守道德，在行为上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以避免在别人不遵守道德时我独守道德而使我吃亏。历史将掀起滔天巨浪，不得不用暴烈的方式来纠正社会的不公。（其实也非什么人有意纠偏，而是所有人在暴烈中都受到伤害，最后都没办法生存下去了，筋疲力尽，于是历史慢慢回到正轨，回到原有的道德秩序。）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提供良好的道德规则，奖赏那些良好遵守道德的人，抑制恶序。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给他的所有居民树立信心，使他们感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都能够成为一个好人，社会将会给他们每一个人准备好一个位置，他们绝不会遭到社会的抛弃，永远不会！

大面积的社会道德沦丧，必定是主流社会放弃持守、道德沦丧的结果。

水性本洁。水韵本美。

只有恶劣的渠，没有不美的水。

著书人《咏中国水文化》，诗曰：

年年代代望河清，

混混涵涵大道存。

随物随机随万化，

流新流逝流千情。

处卑不改求澄志，

破障长怀向海心。

莫谓公平难普建，

新渠布网溉田均。

（太原李维加著《天格》《地格》《山格》《水格》四书全帙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