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专家给出了基本判定标准：一看操办“红白事”是否使用公款；二看是否使用公物，如公车等；三看是否使用公产，如免费使用礼堂等；四看来宾中有无管理和服务对象，是否收其礼金礼品，特别是有无借机敛财；五看来宾中有无使用公物；六看是否影响他人休息、破坏环境等。（新华网2014年06月18日）

自中央纪委颁布了关于禁止“红白事”“大操大办”的禁令以来，不少领导干部对此表示不理解，认为这样过于小题大做、不近人情。的确，在受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下，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的大背景下。中央纪委颁布这样的禁令可谓是必行之举。

自古以来勤俭节约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操大办”无形中成为了奢侈浪费的代名词。而领导干部的“大操大办”无疑会在群众中或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更严重的是有部分领导干部借办“红白事”之名乘机收受高额礼金伺机敛财，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所以于情于理“红白事”“大操大办”都应该受到严厉禁止。

但在“红白事”相关禁令执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法治社会与人情社会的矛盾、“法”与“情”的冲突，是要讲原则还是讲人情？笔者认为，有了之前多次“四风”隐身衣问题的前车之鉴。在“红白事”“大操大办”的问题上宁可实行“一刀切”，该不收的说什么也不收。这样的确会损失部分人的个人利益，但是赢得的确实清正廉明的公职人员形象。为了维护国家政府机关的正面形象，既然选择了公职，就一定要在利益上作“切割”。正所谓有不确定就会有空子可以钻，只有消除这些不确定性才能阻止部分人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所以禁止“大操大办”的态度需要更加果断更加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