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隔壁曾经住着邻居孙大娘一家，她家共有7口人，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再加上老两口。当时孙大娘的大儿子和女儿已经成家另过，二儿子在部队服役，所以，当时的家里实际上只有四口人。可是在那个特别困难的年代，就这四口人的吃饭问题可让孙大娘为难坏了。

　　孙大娘的家境属于低等收入的那种，四个人中只有孙大爷一个人靠做搬运工挣钱维持家里的所有开支。两个儿子正在读中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想而知当时有多么的难啊！

　　大娘有两件宝贝东西的，一件是因她二儿子当兵，政府颁发的像奖状似的一块写有“军属光荣”字样的牌匾，大约有田字格本那样大小，常年悬挂在她家那黑糊糊的门框上方。在那个年月，这个牌匾是非常醒目，而且很有政治意义的。这是孙大娘最值得骄傲的东西，每当有人来，无论和她谈得什么话题，她总是先用手指着那个牌匾对来者说：“二儿在部队呢。”

　　大娘还有件宝贝东西，就是她家的那杆手提秤。那秤虽然很旧了，但能看得出她对它的感情。尽管大娘家的厨房里没有一点鲜亮的东西，但那杆秤总是被她用一块很粗糙的布遮盖着，生怕落上了一点灰尘。我知道，那是她用来秤日子用的。

　　那个时候，大娘总是愿意提着秤来跟我借东西，那是因为她觉得在个孩子面前移动那带有乞求含义的秤杆，多少能维护点她的尊严。可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在那特殊贫困的岁月里，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显得格外的吝啬和自私。

　　那时候，粮食是每月按人定量的，好像每人三十斤左右。可是，一到每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大娘就会提着那杆秤来到我家开始借粮了，一斤二斤的借，格子、面子的什么粮都借。每当这个时候，是我的精力最集中的时候。我会用家里量米用的小瓢装上她要借的粮，小心地倒在她的秤盘里。我一瓢一瓢地往秤盘里倒，大娘就开始用手一点一点往外抹着秤杆。我一边努力地记着我倒得瓢数，一边偷偷地瞟着她手上的秤杆。尽管我不认识秤，但当她借粮的时候，我希望她的秤杆是低低的；当她还粮的时候，我却希望大娘的秤杆能高些，那样我就不至于吃亏的。大娘好像明白我的心事似的，每次来借粮的时候，她的秤杆总是低低的，而还粮的时候，秤杆却是高高的，这让我的内心稍微平衡一点。但时间久了，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借得品种也五花八门，什么酱油啊、豆油啊、咸盐啊、面碱之类的东西全借。所以，有时候她也用别的计量器具，比如碗和瓢等。大娘应该说是位很干净的人，只不过在那个年代没有给她提供可以干净的条件，像她家的衣服被褥等，从来就没看见洗干净的时候，总是给人一种灰不溜秋的感觉。但当要借这些东西时，大娘总是将碗刷洗得干干净净的，甚至有点雪白的，使人看了就会产生想往里面盛东西的欲望。但当她用这些东西来计量时，我的头发丝都站起来了，因为我需要记住的记号远比那杆秤难多了。比如在往她的碗里倒酱油时，我得努力地去记酱油在碗里的位置，时间一长我就忘记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找来相同大小的饭碗反复地回忆着，然后倒进水比量着。等大娘来还酱油时，我的眼睛紧紧盯着我记忆中的那道痕迹。尽管大娘每次给的都不少，但在我的感觉里还是觉的吃了亏似的，终于有一天我拒绝了她。

　　她的女儿住在农村，而且是很孝顺的。知道娘家的粮很难支撑到月末，所以经常把自家产的地瓜土豆等农作物送些来，以填补粮食的不足。那天，她女婿送的是地瓜，鼓鼓的一面袋子。孙大娘两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两只手在黑色围裙上擦来擦去，用那把已经磨得几乎成了草根似的条帚，在她女婿的身上转着圈拍打着。

　　我站在窗前看到这一幕，知道大娘下一步要干什么了，吓得赶紧跳下炕将门插上了，然后把锋儿和冰儿（3岁的外甥和1岁的外甥女）藏到了炕沿下，嘱咐他们不要抬头，我则猫下腰紧紧地贴在门边一动不动。果然，大娘就提着那杆秤来敲门了。她先是慢慢地小声地敲，听没有半点动静，就开始使劲地急促地敲着门，一边敲一边喊着我的小名：“园啊！园啊！”由于她总把我的“园”字发成三声，听起来就变成了“软啊！软啊！”那声音让我听了有点凄凉的感觉。我努力地咬着牙默不作声，因为我们家的粮也坚持不到月底了。听了一会儿，没有了声音，我一点点地探出头，看见了大娘那慢慢移动的背影。虽然是背影，我不但从她的腋下看见那露出半截的秤杆，还能感觉到她那一脸失望的表情：眼皮耷拉着，无光的眼睛茫然地扫视着周围；那瘪下去的双腮带着道道沟壑，无力地托着一张布满皱纹的嘴，那嘴唇是紧绷着的……

　　望着两个孩子天真无邪的小脸，我感到莫名的忐忑和不安。无意中，从镜子里发现自己那双漂浮不定的眼神，那是一双在躲藏什么又像在寻找什么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