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有两个哥哥，二舅外公、三舅外公，我们喊得烂熟。他们住的那个山弯，叫山口关。

　　二舅外公在解放前，做过小生意，一辈子有些积蓄，两坛子民国光洋，因为“四旧”，埋在后山，具体位置连跟老伴都摸不准。

　　八五年冬天，二舅外公濞米汤的时候，一屁股蹲在地上，人事不醒，外公得讯后，赶了二十多里山路，没等到地方，老爷子就咽了气。

　　丧事办完，一家老小在后山上，挖了九九八十一个坑，也没有找到一枚袁大头。

　　二舅外公不苟言语，一脸老夫子的模样，我们做小的，万万不敢到他跟前去讨骂。倒是三舅外公要随和得多，满脸的络腮胡子，动不动就往我下巴颏蹭。

　　三舅外公、三舅外婆，没有儿女，是村里的五保户，逢年过节，都是几个舅舅去把他请了过来，那时候，三舅外公过来都是叫“上来走走”，回去时，他会在村头的井边上，邀请村里的人“下去坐坐”，“上来”的时候，三舅外公的背篓里总是装两块腊肉，等“下去”的时候，外婆会去挑两块精瘦些的，外搭两条干鱼，用牛皮纸包着；另外还要给三舅外婆捎回去五、六十块糍粑。四个舅妈，一家拿十块，就能凑够四十。

　　每次外婆掀开大木箱往外拿糍粑，家里的那只花猫，指定围着外婆的脚，“喵喵”地转悠。

　　外婆家的主卧室，有两只一米五见方的大木箱，其中一只装的都是些陈年谷子，从来不上锁，没多少兴趣；另一只箱子整年上着一把铜锁，钥匙常年挂在外婆的裤腰带上，从不离身。

　　正月十五之前，外婆的宝贝箱子里是一年当中最丰盛的时候，箱子的右首边，满满屯屯的糍粑，摞起来老高，这些东西，我们并不稀罕，能让我们看上眼的，当然是箱子左首边的瓜子、花生、糖，间或捞上一片油渍也没算白来一趟，要知道即使是油渍，大人平时也是舍不得拿出来给你空嘴吃的“奢侈品”。过年时，家家新杀的猪，肥膘大多用来榨油，剩下的油渍，一坨坨地，焦黄，过完十五，拿来炖上些白萝卜丝，外焦里嫩，相当好吃，没有一丝苦味，倒是满嘴的芳香余味。

　　外婆的“百宝箱”平日里，总有一把老式的弹簧锁在那把关，无从下手，只有过年那些天，拿进拿出的东西多了，外婆的警惕性有些放松，“铁将军”难得在一旁眯个午觉，我每次过去，都是打外婆的“时间差”，心里多少有些害怕被外婆逮着，掫开箱子盖的时候，来不及找根木棍支撑，只能自己硬着头皮顶，踮起脚尖，两手在里边扑腾。

　　农村的砖瓦房，照明灯大多只有十五瓦，加上顶着的箱子盖，没有完全被打开，箱子里面黑咕隆冬的啥也看不见，基本上是能捞点啥就是啥，完全凭运气，我因为平日里早就踩好了点，什么东西在左，什么东西在右，了如指掌，从不会犯“路线错误”，等外婆从外屋地里风风火火赶过来时，我早已捞到实惠，全身而退了。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次，因为“作案”时间实在是太短，慌里慌张，脑门上磕了一个老大不小的包，好几天都没能消肿。

　　三舅外公上来走走，好多次都是因为半夜三更，村东头满子家的水牛被人牵了走；要不就是村西铁蛋家的老母猪没回圈；或者是寡妇刘二家稻田里的鱼，晚上让人放了水，弄到哪个集市去卖。村里人托了舅去把舅外公接了过来，好烟好酒伺候着，三舅外公从怀里摸出本线装的“老黄历”，在众人面前，掐指一算，东南西北便知分晓，等村里人把丢失的东西找了回来，按例又是一顿好招待。

　　我八六年之所以来东北，其实也是受了三舅外公的指点，这个秘密在我心里保留了三十多年，只是有些迷信，才不好声张。

　　三舅外公的这本黄册子，我见过一次，薄薄地，没有几页，类似于市面上失传多年的《九阳真经》，好些繁体字，繁得我认不出来几个。请教于他，他说是天机不可泄漏，也就不好再问。

　　八四年春节过后，我跟着十多个表兄弟、表姐妹，走二十多里山路，去给他老人家拜年，先是汉兵把家里的水缸担满了水；后是海文、海红将厨房里的所有餐具用开水消毒、洗干净，汉升和汉涛帮着打扫庭院，汉源去地里挖回几个大萝卜，还摘了一些不知名的青菜，我和汉文开始烧火做饭，一群半大小子，自己丰衣足食，吃的是腊肉，喝的是米酒，一顿饭吃了差不多三个小时，舅外公家生了虫子的米煮出来的饭，吃起来口感不是特好，我只盛了一碗半，但萝卜粉条属我吃得最多。

　　八九年我再回乡下的时候，听人说三舅外公已经搬进了当地的敬老院，我和汉升、汉涛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去看他，敬老院在坪上中学附近的山上，一段长长的土坡，九曲十八弯，我骑不动，只能下来推着上山，院子前边是一片开阔的水库，院子里四周种满了一些开了黄花的小白菜，让我想起儿时唱过的一首歌来：“小白菜呀，地里黄呀——”后面的歌词，我记不得太清楚。反正这次见面应该是我们爷俩的最后一次相见。

　　再过了三年，三舅外公去世的消息，我是听满舅妈说的：那年冬天特别冷，三舅外公去水库汲了桶水，因为地面湿滑，摔倒后没能再爬了起来。那年三舅外公差不多八十五、六岁。

　　这么多年过去，每次梦里边梦见外公、外婆，我便能想起三舅外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