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坛，堪称大师者颇众。但若说到一个“狂”字，则非刘文典先生莫属。

　　刘文典，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刘天民。生于1889年，安徽合肥人，祖籍安徽怀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叔雅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庄子研究专家，通晓英文、德文、日文、梵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字，学贯中西，狂放不羁。

　　叔雅之狂，狂得可敬。1928年先生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校址在安庆），对当局迫害进步青年极为愤慨，放言曰：“大学不是衙门”，非但不把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指示放在眼里，而且推诿周旋，暗中传话，保护了一批进步学生及时转移，成功脱险。同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时恰蒋介石抵安庆，见此颇为恼怒，认为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映，决心严惩，遂于29日下午传刘文典觐见。先生此前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遂“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据载，蒋介石面带怒容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先生昂然答曰：“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怒喝刘目无法纪，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怂恿共党分子闹事，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斥其为“学阀”。刘亦大怒，斥蒋为“新军阀”。骂至激烈处，蒋当众打了刘两个耳光。刘也不甘示弱，飞脚朝蒋小腹踹去，蒋痛得弯腰抱腹，额头渗出汗珠，侍卫当即将刘押下。后在安徽学界的请愿和教育部长蒋梦麟及名士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劝求下，蒋介石还真没把先生怎么样，仅以违反“治安条例”关了七天后，令其“滚出安徽”。此事轰动一时，先生名震文坛。

　　叔雅之狂，狂得可爱。先生登堂讲授《庄子》，第一句话常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那意思是说倘使他刘叔雅不懂，别人也断然不会懂！如果你再问他古今庄子研究者的得失，他就会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人半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此言并非无稽之狂，他对《庄子》的研究之深，确属同时代的出类拔萃者。“哈佛三杰”之一的大名士吴宓先生对他就非常敬重，很喜欢听他讲课。先生见了也不打招呼，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儿上，戛然而止，抬头看向坐在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雨僧（吴宓）兄以为如何呀？”每当这时，吴宓照例会站起来，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一问一答之貌，状极可爱。

　　叔雅之狂，狂得可亲。在西南联大时，先生的狂傲是出了名的，对搞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小学文化的沈从文，小字辈的吴晗都不大看得起。尤其看不起沈从文。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怒曰：“沈从文算什么教授！他都要做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他对沈从文的评价未免有失公允，算作文人真性情倒是恰如其分，但先生的狂傲也不是一味的咄咄逼人，有时还颇有亲和力。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先生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未登门。某日，陶来拜访。一见面，先生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陶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先生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陶光听到老师是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师生的情谊更深了。

　　叔雅之狂，狂得可叹。国民党政府明令禁烟，但在云南却有两个人敢公然违禁，一个是“云南王”龙云，另一个便是刘文典。由于亲人亡故，贫病交迫，时局动荡，先生倍感痛苦悲观，后竟发展到用鸦片麻醉自己，又由此擅离职守，引出了为时人诟病的“磨黑风波”，最终断送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学术生涯。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先生彻底戒掉了烟瘾，焕发出新的风采，但正当他准备完成计划中的学术著作时，却不幸于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永远地留在了西南边陲。

　　所以我常想，在近现代的众多知名文士中，很少能找到像刘文典这样的，能将一个狂字挥洒得那样遒劲、洒脱、透彻与凄凉，演绎得这样可敬、可爱、可亲与可叹。文士真性情，而今安在哉？我们也只能隔着历史的风烟，遥望着先生渐行渐远的背影，发出长长的叹息了。（作者刘杰，笔名青裳孤客，河南省作协会员，供职于灵宝市第二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