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
我还记得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读博士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１９４６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去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
１９４９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
１９４９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１９４４年到１９４５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这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１９５０年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父亲对我１９４７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感兴趣，因为它们都与群论有密切关系。１９５７年１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宇称不守恒与对称有关，因而也与群论有关，父亲当然十分兴奋。那时他身体极不好（１９５５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种感染，不能吸收胰岛素，医生曾认为已无希望，后来幸能克服感染，但身体仍十分虚弱），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
１９５７年，我和杜致礼和我们当时惟一的孩子光诺（那时６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七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今天不好，棕色。”或“今天很好，蓝色。”
过了几个星期，父亲身体逐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孩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个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知道很少。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
记得１９６２年，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１９７１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２６年的祖国。当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１９６４年底在香港，那时他６８岁，还很健康。６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
１９７２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５月１２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享年７７岁。
６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
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