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哥伦比亚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刚进宿舍,我就看到一个棕发碧眼的男孩冲我微笑,“嗨,我叫拉斯(russ),把东西放在这里吧。”从此,这位骨骼宽大的波兰裔美国人,就成了我在大学期间唯一的知心朋友。

拉斯直率而幽默,很爱拉我一起搞恶作剧。对面宿舍一个讨厌的室友身形巨胖,长得很丑,却总以帅哥自居。我和拉斯便趁他睡觉的时候把“kick me”(踢我)的小纸条偷偷贴在他屁股后面,白天他总是不明就里地挨踢,一脸的莫名奇妙。他还视财如命,我和拉斯就把他床头的零钱摊了整个屋子,然后用强力胶贴在桌子和地面上,他回来以后,总是大呼小叫地去捡钱——当然,是用刀子一枚一枚地把钱撬起来。后来,这位富家公子到辅导员那里告了拉斯,拉斯却并没把我招出来,真够意思。

其实,辅导员也不太相信我会参与这样的恶作剧,因为内向温和一直是我的标签。拉斯就经常嘲笑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见到女孩脸就比猴子屁股还红。”而我也以拉斯“笨得要死,编程的速度比老牛拉车还要慢”来反击。

由于拉斯的电脑作业总是一塌糊涂,我便经常做他编程的枪手。有一次,他欠了一堆作业没做,我却故意没回宿舍,他只好急忙跑去实验室补作业。没想到登录时,电脑发出警告:“今晚11点,所有机器将例行维修,无法登录。”这意味着这家伙必须用短短3小时赶完所有作业。可这个极大的心理挑战只是第一关。当他写好程序,开始编译的时候,电脑再次跳出对话框:“磁盘障碍,档案已遗失。”拉斯惊慌失措,赶紧重新做了一次,不幸再次发生,电脑报警:“系统障碍,所有文档全部遗失。请打开某某文档。”他一打开,就看到我的留言:“傻瓜,你上当了!功课已帮你做好,就在抽屉里,回来吧!——开复。”

哥大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一年1万美元,除去奖学金和家里的供给,另外3000美元要靠自己打工来赚。我在学校的电脑中心打工,拉斯则在学校食堂找了份厨师助理的工作。他经常从食堂带剩下的面包和热狗回来,我俩便可以大吃一顿。有时候时间晚了,没有吃的,饥肠辘辘的我们会大半夜坐地铁去唐人街“消夜”。有一次,实在太饿了,我俩要了7盘不同的饭和面,通通吃光。结账时,服务员上下打量桌面和桌腿,最后什么也找不到。“你们真的把这些都吃光啦?”我们点点头。“天啊,你们要不要叫救护车?”服务员惊呼。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没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就都留在学校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25公斤奶油芝士,我们的计划是做20个蛋糕,天天当饭吃,省出假期的饭钱。吃到最后,我和拉斯都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的地步。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便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6道菜来庆祝蛋糕发霉。

“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才能听懂的暗语,指做同一样东西做得太烦了,直到恶心。比如,“这个编程作业就像做蛋糕一样费劲”,“看懂这个程序,比吃蛋糕用的时间还要长”等等。别人听得云里雾里,我们却能很有默契地击掌。

大学时光,有多贫穷,就有多快乐。毕业后,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朋友,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多年后,拉斯放弃了一家美国证券所it工程师的丰厚薪水,到德国开了一家画廊,娶了比自己小10多岁的妻子。2005年,我和微软打官司的时候,他专门打电话来:“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帮你做人格担保?”我说自己人格没问题,他回答:“其实我也知道这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永远站在你身边。”

拉斯喜欢做蛋糕的习惯保留了下来。每年圣诞节,他都要寄给我一个他亲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糖和朗姆。但是,圣诞节时他从德国寄出,等我收到时已到春节,所以全家谁都不敢吃。我便发邮件给拉斯,感谢之余,建议他不要再寄蛋糕给我了。可拉斯回信说:“这是我的一份心意,一定要寄。”

后来我调回微软在西雅图的总部工作,拉斯又寄了个蛋糕到我原来的地址,结果被邮政系统退回。

拉斯接到蛋糕十分惊讶,他发了封邮件给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当我今年五月份接到我去年圣诞节寄给你的蛋糕时,我在想,我终于有机会试试这种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啦。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开复,我把那个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一阵狂笑。年轻时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那样的快乐和美好。人们离开大学,有着各自的生活,但是回首往事,现今一切的快乐似乎都无法取代当时那种单纯的快乐。因为,我们当时是那么的年轻、无畏、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