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岁是计算年龄的方法之一，是中国传统的年龄计算方法，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算虚岁?

　　秦汉前的中国人生活在乱纪元，三体人一样算不清年份

　　看着日升日落，我们N年前的前辈们计算清楚了每一天，但年这个概念，却令他们头晕了。

　　像三体人一样，他们当时还没法按照星辰的运行精确计算太阳回归周期(年)，因此，周朝末期之前的中国人(姑且先用这个后世的概念方便统称)差不多生活在乱纪元。

　　乱纪元的中国人只能依靠观察农作物的成长状况来确定。当忙过一个农业周期，谷物成熟、收获，那么也就算过完了一年。所以卜辞中的“年”从禾从人，《说文解字》将之解释为“谷熟”，也间接说明上古时代的“年”是“取禾一熟”之意。而这个周期的结点，就定在十月。

　　《诗经·豳风·七月》中有一句为“嗟我妇子，曰为改岁，人此室处。”又说在十月“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对华北黄河流域来说，这个时节农作物收获完毕，旧的农业生产周期已经结束，新的生产周期即将到来。所以当时的人们把十月作为一岁之始，举行盛大的节日仪式，大家互相祝贺长命百岁。说明此时年次更迭是在十月，而人们增长岁数也是此时。

　　但谷物的成熟，其实是个很不稳定的时间周期。

　　乱纪元的结束，归功于一批历法家。他们仔细地观察了各种天空和地面上的物候变化，寻找到了相对精确的周期性标志。

　　相传中国最早的历法是《夏历》。《夏历》分一年为十二月，包括子月、丑月、寅月、卯月、辰月、巳月、午月、未月、申月、酉月、戌月、亥月。中气冬至所在的月(仲冬之月)为子月，大寒所在的月(季冬之月)为丑月，雨水所在的月(孟春之月)为寅月，依次类推。夏历采用“定朔法”——以朔日为每月的初一，又将回归年划分为二十四节气，在缺中气之月置闰，以寅月为正月，即寅正(后来叫做夏正)，以整数366天为一岁，用减差法和正闰余，来调整时差。

　　但《夏历》的闰月算起来非常麻烦，飘忽不定，所以实际算岁数只能取岁末增岁法，即在年末的最后一个月增加一岁。如果以岁首增岁，那就必须仔细计算闰月，因为中国古代实行的农历是阴阳历，每年的天数并不固定，平年和闰年甚至相差一个月。用岁首增岁法很容易搞混自己的年龄。

　　后来几朝历法为了压过前朝，总将岁首提前一个月。《秦历》以冬至所在的那个朔望月为子月，也就是今十一月。

　　为啥古人重虚岁不重周岁：为了收税

　　把年月算清楚了，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工程，只有搞清统治下的人口年龄才能收税啊。

　　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有了中央政府就有了税，而自然经济下，税的直接体现是粮食和人力，所以怎么控制住人是统治者最重视的问题。日本的中国史学者西嶋定生所谓“皇帝对民众实行个别人身支配”的秦汉时期，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登记人口。从秦始皇十六年(前231)“令男子书年”开始，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颁布《户籍法》之前，官府的户籍和档案只记载民众的生年或年龄，不记出生的月和日。

　　所以，按照这种计岁法，哪怕你出生在这一年最后一天，在岁数上也和出生在第一天的人没有任何差别。即便你们的实际年龄差了几乎整整一年。

　　这就是为啥古人重虚岁不重周岁的原因。

　　这项登记年龄的工作开始时间，在秦朝，是在“户时”也就是每年的八月。造籍——就是登记户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民户占年、官府案比、编定户籍等一系列活动，民众申报年龄后，官府经过核实再登到户籍上。因此要耗费时间，通常是两个月，那么取哪个时间点为记录之准呢，秦汉时的惯例是“计断九月”，包括户口统计在内的各种数据截止到当年的九月，为计簿提供户口数字的造籍作业就必须在九月底前完成。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粟在九月成熟。九月底结束统计，十月份就可以征发农闲的农民去服徭役，时间就对上了。

　　因此，著籍时间事实上就成了官方年龄的增年节点。换句话说，官方年龄的增年节点不是以传统的岁首为标志，过了这一天就增一岁;而是以著录到户籍上的时间，也就是造籍的标准时间作为一岁的开始，简言之即以著籍为增年的标志。

　　在每年造籍的情况下，民众的一岁实际上就成了两个相邻著籍时点之间的时段。而民间自有一套算年龄的办法，可以岁末增年，也可以岁首增年，还有为自己庆祝生日的，这样一个人等于有了两个岁数，官方年龄和私人年龄。

　　到汉代，汉武帝进行了历法改革，采用更科学的《太初历》。《太初历》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以“加差法”替代之前的“减差法”以调整时差。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从此东亚大陆的人类进入了规整的太阳回归周期纪元。

　　秦及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这段时期，造籍登记的时间在八、九月，所以民众也是“岁尽增年”;汉武帝改定太初历后，造籍时间没有变化;但正月成了岁首，就不能再说“岁尽增年”了，官方年龄和私人年龄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这两个年龄是何时统一为一个今天所说的“虚岁”的呢?

　　是在唐朝。唐代在造籍年的前一年年末预报“来年手实”，造籍的标准时间实际上是在正月。至迟从唐代起，官方年龄已经变成了岁初增年，制度与礼俗最终合二为一。

　　古人连自己的年龄都往往算不清：岁末增年、岁首增年和造籍增年

　　以上两段，想必很多同学已经看晕乎了。不要紧，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往下看。

　　古代有这许多计算年龄的方式，虚岁的产生也绝非来自一种计算方式。岁末增岁、岁首增岁都有可能，他们可没有保持队形的好习惯。

　　实际上到了明朝，学者们就已经不太能搞清楚古代人怎么计算年龄的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了古人“岁尽增年”的说法，他说:“今人以岁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岁尽之日而后增之。”

　　对这个说法，另一位大V钱大昕就不同意。钱大昕举出“绛县老人”的例子，认为古代实行周岁计年。钱大昕所举这个例子，是学者持“古人周岁计年”说的主要论据。

　　据《左传》记载，“绛县”那个地方的老人都搞不清今年是哪年。襄公三十年，绛县人“不知纪年”，只知自己“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师旷推算出他生于“鲁叔仲惠伯会郄成子于承匡之岁”，即文公十一年(前616)，时年73岁。因为计算起点是出生月和日，所以这个计算应该算是周年计算，支持了钱大V的周岁计年说法。

　　但仔细推敲，又感觉哪里不对了。绛县老人的出生日期比较特殊，他的生日“正月甲子朔”即夏正的岁首。这样，周岁、虚岁的增年节点在同一天;但在计龄上，周岁因为不算出生的这一年，就比虚岁少一年。到鲁襄公三十年(前543)二月，表面上已经过了岁首和绛县老人的生日;但当时行周正，三十年二月即夏正的二十九年十二月，实际上距岁首和绛县老人的生日还差几天。所以按照周岁算，绛县老人只有72岁;师旷说的73正是虚岁，即加上出生那一年的算法。这样，这个例子只能证明古人其实还是以虚岁来计算自己年龄的。

　　事实究竟如何，答案在风中飘，就无法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