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将《我11》的两条线索拎出来，即一条以卫军哥文革帮派械斗为线，另一条以革委会领导强奸谢觉红，哥哥谢觉强报复，杀人烧厂为线，完全抛弃“11岁的我”，像《青红》那样拍摄一部“残酷青春”的电影，《我11》的市场命运可能会大不相同。然而导演表达他对一个时代的独立思考时，有他做上帝的权利，哪怕是明知要给自己筑造坟墓。

《我11》绝对是四五月份第六代导演作品中，品质最好的一部，而票房成却惨不忍睹——宁浩《黄金大劫案》丰收亿并且还在继续，管虎《杀生》不足2000万基本收官，张杨《飞越老人院》估计难过500万大关，到这扣了一顶儿童片印记大帽的《我11》，票房号召就怕连“80后”老爷爷的《飞越老人院》都不如——庸俗的好莱坞大片当道，第六代诚意之作“集体自杀”，维宁浩那般献媚市场，方留一席喘息之地，这就是国产片的“残酷青春”。

《我11》有情色、有暴力、有强奸、甚至有死亡……闫妮床叫得销魂，任桥梁械斗得急眼，谢觉红被霸占的身体充满着时代的绝望，谢觉强为实现反抗不惜用生命来交换。将这一切放置于1975年前后西南三线厂，放置在一个11岁的孩子眼里，就成了王小帅的自传体。1966年，2岁的王小帅随父母从上海来到贵阳，一呆就是13年。1975年，王小帅11岁，在电影里叫他王憨。包括王憨学画的场景，都和王小帅幼年学画的经历相映成趣。王小帅借11岁的王憨，再次经历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压抑、暴力、情色、强奸、械斗、死亡以及鲜有的反抗……

表面上看，《我11》是在揭开一个孩子成长的伤疤，实际上王小帅是在借一个幼小的身体，讽喻一个营养不良的成长时代——新中国从哇哇坠地起，就没有消停过，本该天真浪漫无忧无虑的童年，影评却要经历各种压抑和暴力，甚至是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讲，《我11》是纪实的，他所展示的每一个情节和细节，包括人物内心表达出来或者尚未言语的，都是那个时代的纪录——比如王憨父亲在唱歌时，唱到“毛主席共产党抚育我成长”突然停下，说忘词了不唱了。

1975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还在尾声中挣扎，改革开放的青春期还没有到来，被驱逐到西南三线厂的城里人高度压抑，所学专业也毫无用武之地，谨小慎微地虚度着毫无生气的人生。1975年的中国，苍井空老师还未漂洋过海，也没有后来的生理卫生科，王憨只能从强奸杀人案中，隐约感受着荷尔蒙的馈赠，从对谢觉红的懵懂性幻想中，完成青春期的第一次梦遗。1975年的中国，年轻人还在文革的云雨里奔走，披红挂彩地分派厮杀着，被命运戏弄走投无路的谢家，除了想尽办法逃离这片是非之地，只能用最不值钱的生命去复仇，去抗战。

《我11》和《青红》结构一样，始于刺耳的广播，终于空旷的枪声，而《我11》批评的层次却比《青红》纵深得多。导演对《我11》的思考大可剥离为三个层面：第一层主述王憨童年的成长，通过他与伙伴的群像，一方面探索童年本该的天真浪漫，一方面展现他在特殊的遭遇中的青春裂变；第二层挖掘三线厂恶劣生态，并通过王憨及其家属的经历，一方面多棱投射谢家女儿遭遇革委会领导强奸，儿子复仇杀人、纵火烧厂、逃亡、被围捕、被枪毙过程，一方面隐蔽投射厂区文革派系械斗，年轻人无谓流血等；第三层是犀利的时代批判，包括背离人性的三线建设大移民政策，尤其是荒唐而草芥人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均是导演批评和反思的重点。

连宣传费都支付不起的《我11》，用他惨淡的票房告诉我们，《我11》并未能被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吸收消化，这也是国产文艺片一贯的悲哀。还好王小帅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他独立的视角，以及对时代独立而执着的思考。历史的反思和价值观的重构向来任重道远，需要无数启蒙者和殉道者的牺牲，哪怕努力换回的还只是冰冷的票房坟墓。当思想的冷光一时不被承受，那么我们就将他埋藏地下，静静等待盗墓贼和考古者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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