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香港新浪潮开山之作的《茄哩啡》已经过去34年，严浩此番带着《浮城大亨》归来，试图为香港身份问题作一史诗性的读解。个人奋斗史与香港一地之发展史结合起来，可谓以小见大，同时，采用华语电影最通行的家庭伦理结构，在探讨深刻的身份问题的同时，也更加适合华语观众的审美习惯。

尴尬的身份问题其实已经成为了香港的身份。浸淫于英殖民主义文化，在我们的文化考察语系中，这早已经成为了罪恶的标识。从更加现实的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角度来看，九七之前的香港在其实际统治方那里空有一张异族的“城籍”。如果说，身份问题是文化学界的研究术语的话，那么《浮城大亨》则用个体的成长史验证了身份问题的有效性。

布华泉的洋杂身份，鲜明的意指着香港一城的窘态，非中非西，亦中亦西。而这种身份的得来，也同样带有明显的寓意——华人女孩被西方水手凌辱，如同百七十多年前那场不公的战争压迫。影评人物身份的设定为身份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充实的空间，尴尬的洋杂身份如影随形贯穿始终，但是，面对这一庞大的主题，且试图将之反映在个人身上，影片并没有在保证故事完整性的基础上展示出人物刻画的力度。

《浮城大亨》开始便提供了一个十分紧凑的情境，杨采妮、刘心悠的出现，呈现出紧密且压抑的人物关系空间。但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这条紧凑的人物关系设置便四散开来，杨采妮对事物、动作令人迷惑的反应，人物性格在过激和沉闷中模糊不清，而且在人物性格的转变上尤显铺垫不足；作为一个指代重度西化者群体的代表，刘心悠的角色更显尴尬，虽然她毫无疑义的成为“洋杂”个人奋斗史上的指明星，但最终却仅仅成为一个花瓶，令人失望的让影片的身份主题滑过瓶身。或许，在与“洋杂”的交流中，应该更增多些她对身份问题的感受和看法。

不过，影片对于细节的把握显示出创作者对身份主题的刻意关注。相比较对于那只耳环的故事，另外一些细节刻画更加有深度，纷纷紧紧地指向对身份的探讨。登机时被以异族者身份拒绝专属通道的无奈和羞愧；从光脚到木拖鞋再到摇晃的皮鞋，一连串的特写镜头，既是个体发展的展列，同时也是对香港城市由落破渔村到现代化城市的写照，就像影片中现代化游轮叠映出栉比的小渔船的过程。

影片最后的一场戏更加具有深度，一对大陆客用蹩脚的英语问路，即便布华泉已经脱口而出了国语，但是他们仍然用英语提问，此番情景带有几分苍凉幽默之气。简单随意的问答，却提出了一个深刻问题，即在现代国家意义上已经具备了归属的香港，在文化上到底归于何处，就像洋杂一样，东方在彼岸，西方在此岸，而他则是沉浮于海的漂萍。对于身份问题，影片明确指出了它在现实上的未解答，不过审视布华泉的表情，也不再有许多悲凉之气，或许，他早已经习惯甚而麻木了。犹如黑幕的雨伞下，遮住的有风有雨，也有他曾经反复驻足观看的旗帜。

《浮城大亨》本身是丰富的，可以深入关注感人的家庭伦理呈现，也可以由五星红旗的出现梳理出香港左派包括左派电影公司的发展。不过，在庞大的主旨面前，在绿叶未增色的情况下，影片不免给人以遗憾。或许这难解的身份问题，早以注定，流淌进骨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