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云》在形式上，确实鲜为少见，一部以国内融资为主，却难能可贵地保留纯港味的作品，在当下，似乎是稀有品种。

但《窃听风云》的港味也仅仅是相对而言。港产电影向来都有夹心人的传统，植根于这块殖民土地上的人和事总是充满了无奈的难抵抗意味。这种黑白混淆的边缘姿态到了廿世纪更被发扬光大成《无间道》，以警匪片的形式上升了身份认同的主题。而传承衣钵的麦兆辉和庄文强两人更是深谙此道，无论是其后的《伤城》还是品质较劣的《大搜查》，都不厌其烦玩起了忠奸的易角和模糊地带，以此来讨论人性的夹心状态，用矛盾与变化来加强戏剧味道以及主题深度。

表面看来，《窃听风云》也一如既往，人物有着丰富的双面性，并用各种生活的两难境地加以渲染，但本质上，却能体悟到编导不期间的妥协。事实上，这部戏中的角色并没有像《无间道》的“刘建明”或《大搜查》的“霍青松”那般“去到尽”，“刘建明”与“霍青松”二人在最后皆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所以结局总是不免有些怆然的悲戚滋味，而《窃听风云》中的三位主人公却在性格的摇摆不定间几乎无一幸免地皈依到了“妥协”。

“妥协”便是不作为，用“贪魔出窍”做宣传标语的电影，事实上没有一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贪”，他们既没有毁尸灭迹干掉李子雄的情妇朱慧敏，也没有真正契合刘青云的对白“要骗就骗到底”，而最后三人结局惨烈，却仿佛是他们“未够贪”所造成的恶果，如此的话，怎样才能以正面的意义来说服观众呢？实际上他们的贪念不过是在电影中段初见端倪，而在不经意间已被掐灭，开始了自我救赎，故事主旨随即转换到icac与王敏德的正邪斗争上来。他们的善念在电影中若隐若现，无以形成强大的戏剧对比与人性的矛盾。既然没有执意的“贪念”，“救赎”的意义自然便会减分，而本身希望传输给观众的教义也变得弱势了，所以整部电影下来，叙事紧凑的故事却总是像少了一剂调料一般，觉得意犹未尽不够味道。

而刘青云这个在三人之中占据主动的角色，“妥协”及“不作为”亦贯穿始终发挥到了极致，直到最后，他也摆脱不了虚拟的第三者身份，连张静初的门也未敢踏进，在窗外求婚的场景，与其说是被情感感动，不如说只是被“隔窗对话”的形式感动。而形式感的胜利，终究也只是反射了“无为而治”的中庸胜利，更是加强了无奈的宿命感。

或者这样的情节安排，只是如庄文强受访时所说，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懦弱和无奈投射到角色之上而已。但在这样的时局之下，如此的模糊的价值观和无法大鸣大放的情节设置，却无法不让人怀疑是否是因为港产电影在无法“中港双版本”之后，而不得不在制度间走出的“夹心”一步。夹缝求生，向来已经是港人的生存技能。从此以后，港产电影便再也不用在追求“原版”“未删减”之类的概念，而板上钉钉的画面，便是最终成品，即便两头摇摆无奈至极，也已经是only one。

虽然有着主题的模糊与手法的瑕疵，但《窃听》却不失为一部值得看的精彩之作，甚至在港片迷心中，已然暌违许久。在电影中出现诸如杨羚和欧锦棠这样的脸孔，在当今港片中简直是奇迹，更不用说一众骆应钧邹凯光这样的好戏之男，即便是张静初，也在片中不显突兀，作为南方人的她在电影中的出现，也冲淡了部分的南北“不可调和”，曾经摄制《三岔口》的潘耀明在本片中的运镜，在人物关系变化的视角转移和全局的掌控上，更是为麦庄二人挽回了不少分数。

即便是妥协，也是高贵的妥协。


《窃听风云》：只有妥协没有真相 作者：五色全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