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基于汉译《大藏经》，确立了一乘佛教的理想，并传播到东亚，特别是朝鲜和日本，成为这些国家的源流。初期日本佛教深受朝鲜佛教的影响，进入奈良时代后，则摄取中国佛教，而且以中国佛教之精华一乘思想为出发点，终于创造了镰仓佛教。它与中国佛教不同，有简单明了的时间法。要是中国没有发达的一乘佛教，那么大乘佛教在日本也得不到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存在如诸子百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宗教思想和智能公交文化方面则有不足的一面。摄取了佛教以后，便使中国的政治界与思想界扩大了广度与深度，从而丰富了它的内容，对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儒教方面完成了宋学；道教方面发展了道教利益和教义；即使在工艺美术、天文数学、音乐、医学等方面，也是摄取印度和西域文化要素而更加丰富了它的内容。

　　佛学与近时期的新思想思潮在一定的时期内互补应用得非常完美。在近代文学界、思想界的学者大都深受佛教极大的影响，比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严复、梁启超、胡适之、粱漱溟等前辈学者。康有为与梁启超都是国学大师，都能放开国学中的儒家偏见，在他们的论著中都能看到佛家《华严经》的教义存在。曾因而就有了‘自大之能遍全宇宙，小之能入于微尘’的说法，具体可以从《大同》一书可以看出来这样的结论。表现更为明确的是梁启超先生，在他所讲的中国文化各种史稿中，都有涉及佛教教义，尤其注意取义于《阿含经》、《五蕴论》等经文与著名的经典国学精义于一体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先生的深厚文化造诣。谭嗣同先生在一段时间内曾从杨仁山居士研究内修经典，在他所著关于“仁学”讲义的著作中，很多都是取之于佛学的思想概论，更加完善了他的学说思想。章炳麟先生不但精于国学诸典，而且对佛理的研究有独到的理解及能充分地运用到他的论著中去，其论著《原名》、《明见》、《齐物论释》等篇，是国内学者都认为的空前之作。先生之所以能如此对于国学诸典整出清晰的条理，是因为他精于佛学的因明后果、唯识而相的研修方法，用佛家的研修方法来研究诸子的学说，就能如鱼得水融会贯通。

　　我们知道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与《穆勒名学》等著作，文法里多采用佛学经典的名词，并且很多地方都加上了佛学的广为思想，所以他的作品能在当时翻译界独领风骚也是盖棺定论了的。近当代的著名学者胡适之、粱漱溟先生，都对佛法深有研究。胡适之先生虽然醉心于西方文风，是因为他欲全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中国哲学又与佛教很有渊源，因而他也用心佛学的研究，以完善其纲要。胡适之先生在清华大学所开之国学课的科目来看，三分之一都属佛教之经典，这点就可以看得出见他对于佛学的注重。梁漱溟先生的思想，虽欲从陆、王的理学观点出发，结合欧洲文化要义自成一体，堪为大论，然而考其思想的出发点，仍然是出于佛学的开源。现在全国提倡学国学，虽主张用儒教，其实内心之信仰与其生命之归宿，似乎还是在于佛教的精辟论证。

　　佛教还丰富了中国人们大众的信仰生活。进入宋朝以后，佛教和儒教一起被当着生活的智慧而被广大的社会层面所接受。像明朝出现了《菜根谭》那样的人生故事哲学类的书。再者，一般民众还同时信仰关帝和观音进行祭祀活动，丝毫不感觉两者之间的任何矛盾。佛教已经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而是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肉之中，获得了它的生存基础，成为了广大信众的精神粮食，而位列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宗得以传承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