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纪录片 “剧情片化”的倾向，反应了近期纪录片在影片结构上的一种常态。

　　那就是即使所有的素材取自平凡芜杂的生活，但总会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主干。例如沈可尚、廖敬尧导演的《野球孩子》，记录对象是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棒球队，影片的主轴就是这群小球员希望在夏天打进全国决赛，能为小学生涯划下美好的句点。杨智麟导演的《唱歌吧》，记录的是南投县信义乡东埔国小合唱团，他们在片中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张CD的录音。

　　两部作品里都有一位无私奉献、带领小朋友往目标走去的成人典范（前者是张茂三教练，后者是马彼得校长），他们的理念透过访谈，以及和小朋友之间的互动，清晰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剩下的就是如何从众多小朋友当中，找到重点拍摄的对象；或者应该说从拍到的小朋友生活中，找出最吸引人的面貌。因此我们会看到从外型到个性的对比、特殊家庭的呈现、童真与早熟的并存、以及面临可能挫折的应变。

　　你很难否认，从《翻滚吧！男孩》（林育贤导演）、《奇迹的夏天》杨力州、张荣吉导演）到《野球孩子》、《唱歌吧》都有类似的结构（剪接）逻辑，只不过在延展而出枝叶中，看到创作情感的光谱差别。说这是一种制式化的发展，或许太严厉了。而且我一点也不怀疑记录的初衷和热情。事实上这类纪录片多半来自导演对所摄对象的高度认同，才得以进行拍摄到完成出品，因此记录的目光中充满同情或关爱，绝对可以理解。况且这两部作品的导演都已意识到怎么保持一种熟悉对象但节制的角度，而非一味地滥情。只不过在强调社运或改革路线的他者眼里，这可能局限了纪录片对社会、体制等议题的切入深度、强度；但还原作品本身，这本来就不是这类纪录者的目的。况且从影片的蛛丝马迹来看，那些不直接搬上台面强调的弦外之音，尤其是《野球孩子》母子互动的亲和魅力，对比《唱歌吧》一篇作文、一张卡片背后的的欠缺与冀求，很难不让人在动容之外，思索起问题所在或差异何来。

　　而成为《少数》能登上院线放映的纪录片中的《主流》，并不意味台湾纪录片的美学潜力已定于一尊。这只不过说明了发行者对市场的评估猜测，但也多少证实了台湾纪录片现阶段成果中结实最累的是哪一块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