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有一个令人尊敬的题材，就是中国电影中向来缺少的对日本法西斯审判的历史事实的回顾。

电影人能在当今电影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涉足这样的题材，加上前期消息披露的导演举债拍片的壮举，都使影片烙印上令人难以置喙的值得尊重的光环。

但是，崇高的主题，并不代表影片本身也是崇高的。就像扮演领袖的演员，并不代表就应该具有领袖的素质。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双刃剑问题，你涉足的是一个民族之痛题材，如果你的电影表现出一种与内容相吻合的识力和洞穿力，那么，便是对这一题材的尊重，如果你没有表现出原来题材应有的厚重与反思，那么，你电影实际上把自己摆上了愧对题材的相反的位置。

《东京审判》的动机是好的，是想弥补中国反法西斯题材影片中的审判类型的一个严重缺阵，可以使观众透过法庭这一个窗口，一窥日本侵略中国时的种种暴行，从而表达一个民族对历史上的血痕与屈辱不能忘却的纪念。

但是，《东京审判》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里面，其实有着中国的共性的反法西斯题材影片的通行毛病，这也是中国的同类影片与世界电影所存在的巨大差距之一。只不过，在《东京审判》中，这种共性的毛病，再次显现了一回。

《东京审判》的视点选择其实是相当尴尬的。影片采用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视角，透视东京审判全程，但是，在影片交待的历史事实中，梅的身份注定是一个观望者，影片以他为切入点，但是，他所涉及的东京审判事件，并没有由他决定导向与走向。梅在影片中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开始的座位之争与最后的劝说法官投死刑票时的慷慨陈辞。而在实际审判过程中，梅的作用就是端坐在台上，面无表情，其作用十分尴尬。

而梅汝璈的两处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影片中的处理下，也不是为了正义事业，而是面子问题。在开始的座位之争的时候，他强调如果座次不按照他的要求来，“所有中国人都会责难我的软弱和无能。”而在结尾部分，当终于以一票险胜、通过对战犯的死刑判决时，影片再次强调了梅松了一口气的原因，是他挣得了面子，可以向国人交待了。

影片在这样的人物的心理定位上，显然是偏颇的。在审判过程中，可能梅有面子问题，但是，他可能更看重的是审判对于中国人民胜利的象征与意义。但影片对梅的性格与心理刻划基本没有涉足，只是在这两处面子问题上大做文章，显然把梅的形象推向到一种非常狭隘的地步。

由于梅只关心的是面子的问题，所以，影片中真正的事关战犯命运的实质性起诉，并没有中国人的什么事，而都是由美国人来承担的。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只能担负着一种旁观者的角度，不能左右审判的进程。在法庭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首席检察长季楠侃侃而谈，嫉恶如仇，与日本战争狂人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赢得了一个个回合的胜利。

造成影片这样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影片只是交待历史上的审判事件，按事件的轻重，不知取舍地顺向道来。你影片既然是突出中国人在审判中的作用，那么，就应该围绕此组织素材，以中国人的情感统率全局，现在电影的尴尬，就是太忠实于事实进展，不知按照人物的重心取用素材。影片中的一些中国人出现的地方，比如南京大屠杀证人的出场，应该是显示中国人对于审判作用重要性的一环，但电影中只是跳跃式地略写而过，或者是概括性地作闪回交待，这使得中国人在影片中基本是失语的。从整个电影来看，不过证明了中国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处于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不是吗？影片中的主审法官是澳大利亚人，提起公诉的检察长是美国人，中国人在影片中的所作所为，只是提供了受害者的证人的责任，其他的就是端坐在台上，或者无言于检察官席上（影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香港电影中的老戏骨曾江扮演的向哲浚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只见他坐在席位上，作出一副深思熟虑状）。

就是作为检察官出现的向哲浚与倪征燠，也没有前因后果的交待。向哲浚在法庭上根本没有突出的表现，倪征燠也是惊鸿一瞥地闪现在法庭上，而他的关键的辩词，在影片里反而没有季楠的反驳来得详细，只是通过字幕交待他十天的反诘是最华彩的段落，可以看出，电影过分平均用力，在本可以突出中国人的地方，反而略过不提，使得中国人在法庭中的控诉反而没有美国检察官给人的印象深刻，这不能不说是电影的主题线索的选定上所留下的尴尬。

可以说，法庭主线的偏重失衡，反射出的是一群失语的中国人，他们在法庭中不能引导审判的进展与流程，而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的另一条线索，就是战败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轻蔑，无时无刻地也加深着这条主线给观众的印象。影片在副线表述上，充分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敌视程度，像梅乘车时遇到的两个醉骂中国人滚出去的日本人，还有那个一心欲杀中国人的退役日本鬼子北野雄一，构成了影片中弥漫着的日本民众的对于中国人的不满。现在电影造成的另一个尴尬是，你主线法庭上中国人的失语，无形中增加了日本人鄙视中国人的说服力。因为电影中表现普通日本人只服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