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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孝贤导演在1989年的电影作品《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作为背景，且取名作“悲情”，然却不见激烈愤怒的指责，亦没有荒谬的剧情出现。一切故事发展只是建构在一个家庭的生活之上，真正地以“人民”为出发基准点，诉说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环境下，人民如何求得生存。而这“悲情”与其说是人民自怨自艾地沉溺在困苦中，倒不如认为是人民对于大环境感到无助无奈，进而被迫自立自强找出一条生存的道路来，如此产生的坚强性格。

　　电影一开始便是一连串的日文广播，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终于脱离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然而我们却只见到文雄（陈松勇饰）焦急地等在房门外，等着妻子在里头生产。此时，他所关心的是妻子能否顺利生产，以及产下的小孩是否平安健康，台湾脱离日本统治相较之下便显得微不足道了。接着镜头便带到以林阿禄（李天禄饰）为首的大家族为了“小上海酒家”的开幕忙进忙出，屋内装饰着以红色为主色调的布幔、彩球、桌巾等，一副喜气洋洋好似过年般的欢乐气氛。而小孩们只会在一旁吵吵闹闹打来打去，妨碍大人们的工作，这时便会有长辈出来喝声制止。这便是台湾传统人家中，时常会上演的景象。或许看似普通，不过是日常琐事，然而这就是台湾人民真实的生活景况。

　　而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亦透过广播，数次对所有台湾人民喊话。如同电影开始时的日本天皇，我们只闻其声，却从未见到本人抑或政府相关人员的出现。因此，比起那些远在天边、只闻其声响的政治广播，台湾人民更关注的是切身的生活。一如宽美（辛树芬饰）在写给文清（梁朝伟饰）的信上所说：“东西都在涨价，邻居都说日子不好过，可能我比较不会想，因为我只要看到文清跟阿谦（儿子）在身边，就觉得日子很好、很幸福。”究竟是日本人执政，或者中国人执政，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来说，只要家人过得平安健康，三餐得以温饱，其他的纷纷扰扰便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了。

　　侯孝贤导演将文清设定为因意外而失聪的摄影师，或许就是在抗议社会上政治高层所搞出来的闹剧，这些纷扰透过广播传达到台湾每个人民的耳中，然而文清因为耳聋便听不见这些“噪音”，得以维持内心的一丝平静。从头到尾，文清皆因耳聋而只能透过笔谈，或是咿咿啊啊地比手画脚，仅有在火车上因被质疑其身分，而在被逼急之下以台语说出：“我，台湾人。”其实这显得十分可笑却又可悲。对着一名聋子不停逼问：“你哪里人？”该如何期待会得到回答呢？而在这样动荡的年代之下，种族地域问题竟被如此地挑明成为“地雷”──一旦踩中便不可能全身而退──搞得全台湾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况且这还是在脱离日本统治之后发生的事。

　　电影的最后，文清也被宪警逮捕而下落不明，留下妻子宽美和儿子阿谦，以及一张一家三口唯一的全家福合照。这呼应了电影开头大哥文雄的儿子出生的场景。男丁的诞生在传统台湾家庭中是一见重要的大事，因为这代表了香火的延续，也是生命得以生生不息的象征。在这样悲哀且不安的生活中，“新生”正诉说了台湾人民坚毅不摇的勇敢性格：无论在多艰困的环境之下，总有办法找出自己的一条生路。同时，镜头又再度回归到林阿禄和家人亲戚们共享围在一张桌子用餐的情景，这更表示出台湾人对家庭连结的重视，且彼此间能相互扶持，继续往未来的日子走下去。

　　《悲情城市》的场景多在九份及金瓜石地区拍摄，这两个地方曾因采矿业的兴盛发展而繁荣风光一时，然而随着矿产的减少及采矿业的没落，两地亦走向衰败。就像台湾从日据时代到脱离日本统治，然后又是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一路走来是起起伏伏，没有永远的繁华，也没有永远的败退。而林阿禄一家人的生活也是如此。国家、社会及家庭，这三者的发展脚步原来是如此地相近，总是在不断的变动中向前迈进，无法去预测将来会如何，也不能去期待会永远安乐，而这也同时是每个人的人生写照。就某方面来说确实是“悲情”，因为总在无奈间被迫做出抉择，然而走过之后却也能尝到另一种甜美，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