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妻》影评：男人主导的妓女传奇
发布时间：2022-06-21 07:25:15
路学长执导的《租妻》今年三月公映至今已是半年有余。今天重谈这部影片，似乎是在炒冷饭。重谈的动因恰是这份“冷饭”打动了我，这种打动不是简单的感动，也不是纯粹的共鸣，而是影片对传统、现代、人性、尊严、社会病态讨论引发的痛楚。细细想来，上一次具有类似打动力量的影片还是半年前观看的《因父之名》。
影片字幕清楚地打写着：改编自陈志勇的纪实文学报告《租妻回家》。我没有从互联网上找到《租妻回家》的文学报告(足见网上有价值信息的匮乏)，只是搜到了一篇佚名的《“租妻”七十二小时纪实》，故事与《租妻》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影片和故事都打出“纪实”的旗帜，可我觉得这样的故事更象是一段传奇，一段男人主导下的妓女传奇。（近日，一位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朋友对我说：看了《租妻》的剧情，觉得是一个挺俗套的故事。那就权当我是孤陋寡闻吧。）
尽管路学长认为“《租期》本身是有一个动人的情感故事作为它的主线贯穿”的电影。但是，全片98分种过后，我没有从影片中找到任何情感的因子。维系男女主人公郭家驹和王莉之间偶遇、回家、“成婚”、出走、相助、离散这条主线的并不是男女情感，而是两个人之间租赁生意，是一张赤裸裸的金钱契约。家驹是创业受挫的大学毕业生，且与女朋友分手，老家的父母迫切希望他能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莉莉是在打黄扫黑中失去居所的三陪小姐，迫切需要一个安身之处。两人自然而然有了一个互补性的需求，家驹付出一定的费用租莉莉回家冒充女友以安顿父母操劳之心，莉莉也找到一个既可以创收又可暂避风头的去处。两人一拍即合，在租赁契约上双双签字。到了家驹的闽南老家，每每遇到超出契约条款的事件时，他们也没有因为“情感”而理解、妥协，而是在“那得加钱”、“好，给你加钱”的讨价还价中达成一致。
改革开放引来西风东渐，在孔孟“克己复礼”的儒道统治数千年的这片热土上曾经发出过“建立红灯区”以形成繁荣“娼”盛景象的呼声。然而，在全民构筑文明、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种呼声注定是没有回应的异类声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路学长将视角对准妓女这一个边缘的阶层，无疑需要一些“犯时忌、逆潮流”的勇气。
自走出群居的原始社会，妓女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从其产生起就病态地滋生蔓延着，她们与大多数在封建礼教和伦理纲常的压制下失却独立人格的妇女一样，以另一种生存方式依附于男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失去人格尊严为代价谋生。在中国的影视和文学史中，不乏为妓女书传立碑的章节。才情绝色苏小小，花开堪折杜秋娘，王翠翘以情抗倭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如此的绝唱代代相传。作家苏童也认为：“女性是美好的，哪怕是从事着最低贱职业的女性——妓女，她们也是美好的。她们的不幸是美所遭逢的不幸，因而其性质都是悲剧。”影视中更有《神女》这般刻画妓女作为人母的亲情之作，有《脂姻扣》这般诗化妓女情义的深情之作，也有《榴莲飘飘》、《香港有个好莱坞》这样呈现妓女现实生活的沉痛之作。在当代内地的电影中，妓女却是一个忌违的话题。《租妻》将镜头对准妓女这个饱受争议的群体，没有传统伦理道德的判断，不做文学影视化的颂扬，只是通过莉莉这样一个三陪小姐，揭开人性的痛痒和社会的伤疤。
影片一开始，通过对话和镜头画面两种渠道将妓女生活交待得一清二楚。在首都夜空下某个灯红酒绿KTV歌楼里，一位大姐呼喊着：“姐妹们都精神点，来客人了，3号，8号，17号…”然后被点的小姐急速到客人的包房，被客人选上的小姐眉开眼笑，没有选上的小姐因失去“生意”闷闷不乐。镜头切换，家驹和猴子(家驹的合伙人)以对话的形式叙述着妓女的收入与工作习惯：一年赚百十来万，个个都是高手，嘴里掏不出一句实话。在猴子眼里，她们是人人都能上的公车，没有灵魂没有尊严，无一不是以出卖自己肉体与尊严赚钱的下贱之人。事实上，猴子的话并非不无道理，莉莉正是在钱的驱使下跟着家驹到了闽南的一个农村。
农村是一个不同于现代都市的地域空间，威严挺拔的祠堂和程式严谨的婚礼，都证明着传统的习俗与伦理纲常巨大的延承力。在这里，早已授受都市文明熏陶的家驹重新感受着传统文化的回归，而莉莉带着“面具”生活在一个与自己从事工作完全相背的道德地带。两种身分与两种价值形成了现实与传统的冲撞，完成一次现实对传统的无奈背叛。但是，在传统主宰的农村，传统道德与文化的力量又让家驹和莉莉受到感染，灵魂深处的酸楚和恐慌因而爆发。盖着红锦行婚礼时，莉莉按耐不住心中的伤痛流下了泪水，她感受到传统婚礼与作为人妻的幸福，所以事后她才会说：“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我是结过一次婚了”。她不是不想做一份体面的工作，她保留着内心的尊严和对尊严生活的向望，设想着以后赚够了钱就回老家开一家美容院。她从村边的疯女子身上看到从事自己职业的不幸与悲哀。在与香草的谈话中渗透出她对生活的艰难的体验。除了多做了几天小姐，她与别的普通女孩没有什么区别。她小心翼翼地履行着一纸合同，却在不经意间受到家驹无情的鄙视。在离开村庄的路上，她把一支口红给了因做小姐而被家人抛弃成疯的女子，却对紧跟着她不放的疯女哭着怒斥：“别跟着我啊，我都不知道到哪儿，我怎么带着你啊，你干嘛要疯，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种人是永远没有脸面的吗？”在煽情的音乐中，屏幕一头是莉莉行走的背影，另一头则是疯女茫然无知的身影。就是在这一刻，我被打动了，被这群“永远不能要脸”的人所打动。王莉的哭声中隐藏着她对尊严的渴求，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卑微，体会到一种痛彻骨髓的悲凉。
带着受辱的尊严，莉莉决定离开家驹远走，在长途汽车站，当两个追债者拿着刀要砍掉家驹的手时，她用自己靠出卖身体、灵魂与尊严换得的八万元钱救下了这个看不起她的男人。我们无须猜想陈志勇文学报告的真实性程度，却更有理由将这样的救赎看作是一段传奇，仿佛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蛇精狐妖以自己的生命救下了上京赶考从不相识的文弱书生。令人感概的是，抒写救赎的人是一个为常人所不啻的三陪小姐，一个为社会道德体系所排斥的妓女。
媒体曾经报到，南方出版社出版的《新华字典》因将“鸡”的一层意思解释为“妓女的贬称”而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从诸多家长的强烈反应来看，人们对“妓女”这个职业的普遍歧视与厌恶，把它视为异类。
这种观点背后暗藏着社会的不公与病态。妓女无非是在色情行业中像零售商品一样标价出卖肉体的女子。性对于她们来说，已经不是生理的需求与快感，而仅仅是简单的钱色交易的筹码。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流莺”、“野鸡”只不过是社会现象的表层。我们正常而又轻易地把她们的工作看作是一项肮脏的、下贱的、羞耻的行为，却忽视了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体面的、隐蔽的、含蓄的钱色交易。譬如，颇有历史的“二奶”、“小蜜”，以及刚刚新兴的“双料保姆”。这些人的行为同样是拿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换取生存，与卖淫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我们在诅咒妓女的同时，她们却张扬地出入豪华别墅，开着宝马名车。甚至有很多的大学生以做“小蜜”和“二奶”为荣为幸。还有以权谋私的贪官污吏们，昩着良心聚敛钱财的奸商们，达官贵人和少爷公子们，他们拿着国家的俸禄，花着人民血汗的钱，吃喝嫖赌，无恶不做，甚至逼良为娼。为什么就没有遭到公众如老鼠过街一样的道德批判呢？王莉在危机关头能够对一个歧视自己的人掏出自己的“血汗钱”，这样的举动上述“要脸”的人们又有多少能够做到呢？在整个租妻的过程中，王莉仅仅是从职业的要求出发以钱来衡量一切，她简单，率真，善良，毫无城府。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在这样病态的社会中，我们已无须同仇敌忾、苦大仇深地憎恨妓女，因为我们无法医治社会的病态，唯一能做的就是力求做到问心无愧。
这部被誉为路学长“最具人文精神”力作的影片，除了捕捉到卑贱地存活于社会底层的妓女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之外，还构建了一个现代与传统撞击的叙事架构，以及展现了现代文明思潮影响下价值观念动荡的当代农村。影片中，家驹病瘫的父亲没有一句台词，却代表着中国数千年传统的父权形象。儿子对于这种父辈的威严既是尊从又是背叛与抗议，正如家驹向瘫痪的父亲发问：“哭着闹着让我回来，我回来干什么，陪你种一辈子地呀”。家驹的母亲让我想起了《喜宴》中的父亲，他早知儿子的骗局却不去揭穿，不愿追随儿子去大城市享受生活，而是守侯丈夫的亡灵终其一生，更象是传统的捍卫者。
家驹小侄女香草的设计对于剧情的转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明显带着寓意的模式化角色。她可以看作是当今广大农村青少年的缩影。她出生成长在农村，现代的思潮已经完全动摇了驻足贫穷落后的农村的观念，就像香草说：“只要能离开这里，让我干什么都行”。城市对她来说就像旧中国人眼中的旧金山和夏威夷，是“长见识学本事”和赚大钱改善生活的最好地方。经历“城市之痛”，深知“一个人闯世界有多苦”的莉莉无法说服这样一颗憧憬城市又汹涌澎湃的心。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像香草一样的年青人到了都市，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处境呢？是不是会成为另一个莉莉呢？我们所处的时代让我们找不到唯一又肯定的答案。
影片没有美化我们所处社会，也没有批判我们所处的时代，影片的结尾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经历风雨的家驹与莉莉的故事，没有演变成美国电影《风月俏佳人》式风尘女子遇到白马王子式的浪漫，也没有处理成“感情换为人民币”的《租妻七十二小时纪实》中猛然醒悟后狂奔的温情，而是让他们两人从此成为天各一方行同陌路的人儿。影片的最后，家驹从拘留所见到的是一个与王莉同名的妓女，在他回家公司路上的十字路口，阳光照耀在身怀六甲的莉莉脸上，曾经的妓女获得了新生。
“妓女重生”的结局或许是路学长出于通过电影局审查进而公映的考虑，不过这一结局少了刻意的献媚。因为，影片中的王莉与疯女子正好阐述了妓女这一阶层的两条出路，毁灭或者重生。人，总是面临着不同的选择，走向的也将是截然烔异的路途。
（《租期》又名《租期》，在第三届东京国际数字电影节上荣获“最佳故事片”大奖，个人觉得这是一部称得上优秀国产电影，向没有观看的朋友推荐该片！）
本文来自芒果秀影评网
影片字幕清楚地打写着：改编自陈志勇的纪实文学报告《租妻回家》。我没有从互联网上找到《租妻回家》的文学报告(足见网上有价值信息的匮乏)，只是搜到了一篇佚名的《“租妻”七十二小时纪实》，故事与《租妻》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影片和故事都打出“纪实”的旗帜，可我觉得这样的故事更象是一段传奇，一段男人主导下的妓女传奇。（近日，一位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朋友对我说：看了《租妻》的剧情，觉得是一个挺俗套的故事。那就权当我是孤陋寡闻吧。）
尽管路学长认为“《租期》本身是有一个动人的情感故事作为它的主线贯穿”的电影。但是，全片98分种过后，我没有从影片中找到任何情感的因子。维系男女主人公郭家驹和王莉之间偶遇、回家、“成婚”、出走、相助、离散这条主线的并不是男女情感，而是两个人之间租赁生意，是一张赤裸裸的金钱契约。家驹是创业受挫的大学毕业生，且与女朋友分手，老家的父母迫切希望他能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莉莉是在打黄扫黑中失去居所的三陪小姐，迫切需要一个安身之处。两人自然而然有了一个互补性的需求，家驹付出一定的费用租莉莉回家冒充女友以安顿父母操劳之心，莉莉也找到一个既可以创收又可暂避风头的去处。两人一拍即合，在租赁契约上双双签字。到了家驹的闽南老家，每每遇到超出契约条款的事件时，他们也没有因为“情感”而理解、妥协，而是在“那得加钱”、“好，给你加钱”的讨价还价中达成一致。
改革开放引来西风东渐，在孔孟“克己复礼”的儒道统治数千年的这片热土上曾经发出过“建立红灯区”以形成繁荣“娼”盛景象的呼声。然而，在全民构筑文明、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种呼声注定是没有回应的异类声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路学长将视角对准妓女这一个边缘的阶层，无疑需要一些“犯时忌、逆潮流”的勇气。
自走出群居的原始社会，妓女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从其产生起就病态地滋生蔓延着，她们与大多数在封建礼教和伦理纲常的压制下失却独立人格的妇女一样，以另一种生存方式依附于男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失去人格尊严为代价谋生。在中国的影视和文学史中，不乏为妓女书传立碑的章节。才情绝色苏小小，花开堪折杜秋娘，王翠翘以情抗倭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如此的绝唱代代相传。作家苏童也认为：“女性是美好的，哪怕是从事着最低贱职业的女性——妓女，她们也是美好的。她们的不幸是美所遭逢的不幸，因而其性质都是悲剧。”影视中更有《神女》这般刻画妓女作为人母的亲情之作，有《脂姻扣》这般诗化妓女情义的深情之作，也有《榴莲飘飘》、《香港有个好莱坞》这样呈现妓女现实生活的沉痛之作。在当代内地的电影中，妓女却是一个忌违的话题。《租妻》将镜头对准妓女这个饱受争议的群体，没有传统伦理道德的判断，不做文学影视化的颂扬，只是通过莉莉这样一个三陪小姐，揭开人性的痛痒和社会的伤疤。
影片一开始，通过对话和镜头画面两种渠道将妓女生活交待得一清二楚。在首都夜空下某个灯红酒绿KTV歌楼里，一位大姐呼喊着：“姐妹们都精神点，来客人了，3号，8号，17号…”然后被点的小姐急速到客人的包房，被客人选上的小姐眉开眼笑，没有选上的小姐因失去“生意”闷闷不乐。镜头切换，家驹和猴子(家驹的合伙人)以对话的形式叙述着妓女的收入与工作习惯：一年赚百十来万，个个都是高手，嘴里掏不出一句实话。在猴子眼里，她们是人人都能上的公车，没有灵魂没有尊严，无一不是以出卖自己肉体与尊严赚钱的下贱之人。事实上，猴子的话并非不无道理，莉莉正是在钱的驱使下跟着家驹到了闽南的一个农村。
农村是一个不同于现代都市的地域空间，威严挺拔的祠堂和程式严谨的婚礼，都证明着传统的习俗与伦理纲常巨大的延承力。在这里，早已授受都市文明熏陶的家驹重新感受着传统文化的回归，而莉莉带着“面具”生活在一个与自己从事工作完全相背的道德地带。两种身分与两种价值形成了现实与传统的冲撞，完成一次现实对传统的无奈背叛。但是，在传统主宰的农村，传统道德与文化的力量又让家驹和莉莉受到感染，灵魂深处的酸楚和恐慌因而爆发。盖着红锦行婚礼时，莉莉按耐不住心中的伤痛流下了泪水，她感受到传统婚礼与作为人妻的幸福，所以事后她才会说：“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我是结过一次婚了”。她不是不想做一份体面的工作，她保留着内心的尊严和对尊严生活的向望，设想着以后赚够了钱就回老家开一家美容院。她从村边的疯女子身上看到从事自己职业的不幸与悲哀。在与香草的谈话中渗透出她对生活的艰难的体验。除了多做了几天小姐，她与别的普通女孩没有什么区别。她小心翼翼地履行着一纸合同，却在不经意间受到家驹无情的鄙视。在离开村庄的路上，她把一支口红给了因做小姐而被家人抛弃成疯的女子，却对紧跟着她不放的疯女哭着怒斥：“别跟着我啊，我都不知道到哪儿，我怎么带着你啊，你干嘛要疯，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种人是永远没有脸面的吗？”在煽情的音乐中，屏幕一头是莉莉行走的背影，另一头则是疯女茫然无知的身影。就是在这一刻，我被打动了，被这群“永远不能要脸”的人所打动。王莉的哭声中隐藏着她对尊严的渴求，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卑微，体会到一种痛彻骨髓的悲凉。
带着受辱的尊严，莉莉决定离开家驹远走，在长途汽车站，当两个追债者拿着刀要砍掉家驹的手时，她用自己靠出卖身体、灵魂与尊严换得的八万元钱救下了这个看不起她的男人。我们无须猜想陈志勇文学报告的真实性程度，却更有理由将这样的救赎看作是一段传奇，仿佛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蛇精狐妖以自己的生命救下了上京赶考从不相识的文弱书生。令人感概的是，抒写救赎的人是一个为常人所不啻的三陪小姐，一个为社会道德体系所排斥的妓女。
媒体曾经报到，南方出版社出版的《新华字典》因将“鸡”的一层意思解释为“妓女的贬称”而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从诸多家长的强烈反应来看，人们对“妓女”这个职业的普遍歧视与厌恶，把它视为异类。
这种观点背后暗藏着社会的不公与病态。妓女无非是在色情行业中像零售商品一样标价出卖肉体的女子。性对于她们来说，已经不是生理的需求与快感，而仅仅是简单的钱色交易的筹码。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流莺”、“野鸡”只不过是社会现象的表层。我们正常而又轻易地把她们的工作看作是一项肮脏的、下贱的、羞耻的行为，却忽视了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体面的、隐蔽的、含蓄的钱色交易。譬如，颇有历史的“二奶”、“小蜜”，以及刚刚新兴的“双料保姆”。这些人的行为同样是拿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换取生存，与卖淫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我们在诅咒妓女的同时，她们却张扬地出入豪华别墅，开着宝马名车。甚至有很多的大学生以做“小蜜”和“二奶”为荣为幸。还有以权谋私的贪官污吏们，昩着良心聚敛钱财的奸商们，达官贵人和少爷公子们，他们拿着国家的俸禄，花着人民血汗的钱，吃喝嫖赌，无恶不做，甚至逼良为娼。为什么就没有遭到公众如老鼠过街一样的道德批判呢？王莉在危机关头能够对一个歧视自己的人掏出自己的“血汗钱”，这样的举动上述“要脸”的人们又有多少能够做到呢？在整个租妻的过程中，王莉仅仅是从职业的要求出发以钱来衡量一切，她简单，率真，善良，毫无城府。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在这样病态的社会中，我们已无须同仇敌忾、苦大仇深地憎恨妓女，因为我们无法医治社会的病态，唯一能做的就是力求做到问心无愧。
这部被誉为路学长“最具人文精神”力作的影片，除了捕捉到卑贱地存活于社会底层的妓女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之外，还构建了一个现代与传统撞击的叙事架构，以及展现了现代文明思潮影响下价值观念动荡的当代农村。影片中，家驹病瘫的父亲没有一句台词，却代表着中国数千年传统的父权形象。儿子对于这种父辈的威严既是尊从又是背叛与抗议，正如家驹向瘫痪的父亲发问：“哭着闹着让我回来，我回来干什么，陪你种一辈子地呀”。家驹的母亲让我想起了《喜宴》中的父亲，他早知儿子的骗局却不去揭穿，不愿追随儿子去大城市享受生活，而是守侯丈夫的亡灵终其一生，更象是传统的捍卫者。
家驹小侄女香草的设计对于剧情的转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明显带着寓意的模式化角色。她可以看作是当今广大农村青少年的缩影。她出生成长在农村，现代的思潮已经完全动摇了驻足贫穷落后的农村的观念，就像香草说：“只要能离开这里，让我干什么都行”。城市对她来说就像旧中国人眼中的旧金山和夏威夷，是“长见识学本事”和赚大钱改善生活的最好地方。经历“城市之痛”，深知“一个人闯世界有多苦”的莉莉无法说服这样一颗憧憬城市又汹涌澎湃的心。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像香草一样的年青人到了都市，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处境呢？是不是会成为另一个莉莉呢？我们所处的时代让我们找不到唯一又肯定的答案。
影片没有美化我们所处社会，也没有批判我们所处的时代，影片的结尾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经历风雨的家驹与莉莉的故事，没有演变成美国电影《风月俏佳人》式风尘女子遇到白马王子式的浪漫，也没有处理成“感情换为人民币”的《租妻七十二小时纪实》中猛然醒悟后狂奔的温情，而是让他们两人从此成为天各一方行同陌路的人儿。影片的最后，家驹从拘留所见到的是一个与王莉同名的妓女，在他回家公司路上的十字路口，阳光照耀在身怀六甲的莉莉脸上，曾经的妓女获得了新生。
“妓女重生”的结局或许是路学长出于通过电影局审查进而公映的考虑，不过这一结局少了刻意的献媚。因为，影片中的王莉与疯女子正好阐述了妓女这一阶层的两条出路，毁灭或者重生。人，总是面临着不同的选择，走向的也将是截然烔异的路途。
（《租期》又名《租期》，在第三届东京国际数字电影节上荣获“最佳故事片”大奖，个人觉得这是一部称得上优秀国产电影，向没有观看的朋友推荐该片！）
本文来自芒果秀影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