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早在３万多年前，这里就已有晚期智人“黄龙人”生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在这里积淀深厚，孕育出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景观和文化现象。

　　陕北，通常是指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总面积约８０７４４平方公里。包括延安、榆林两个地区，二十六个县市。黄河由府谷县北折向南流，萦回曲折，在东部形成与山西省的天然分界。境内有无定河、洛河、延河、秀延河、大理河等诸多水系，有桥山、子午岭、雕阴等诸大山脉。陕北，是陕西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陕北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在周秦汉唐等朝代，陕北是周京沣镐、秦都咸阳、汉唐长安的屏障；就是在宋金元明等时期，陕北也是军事要冲、边防重地。历代王朝为了经略陕北这块土地，曾付出了很多代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陕北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畜牧区。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从陕北地名中，可以看出古代民族的地理分布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大部分是地名。”因为地名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实记录。

　　陕北：陕西北部也。通常是指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大地区。镶嵌着延安和榆林两颗耀眼的明珠。用美国记者斯诺的话来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的确，正是陕北的贫瘠和落后，才孕育出陕北人吃苦耐劳的人文品格，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物。

　　陕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黄河、黄帝陵、万里长城、黄土地，在这里神奇地融为一体。

　　历史上，陕北文化有过几次辉煌。第一次是轩辕黄帝时期。黄帝作为人文初祖，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先河。第二次是战国后期至秦朝初期。劳动人民用自己的智慧，修筑了长城，修筑了直道，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迹。第三次是东汉时期。目前在陕北境内出土的大量的东汉墓葬画像石、画像砖，表明陕北的文化和经济在汉代曾经拥有一个发展高峰期。第四次是明朝末年。陕北人十有八九投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写下了中国农民运动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我们不能不说这是陕北文化显示的巨大力量。第五次当属２０世纪。

　　２０世纪，现代文明、古老的农耕文化、草原文化、西方文明在这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撞击。外国文人、中国文人中的优秀分子以及陕北土生土长的文人汇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南北文化、中西文化在这里撞击、嬗变，为陕北的文化发展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２０世纪，陕北文化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１８７２年冬，比利时天主教士叶茂枝到靖边县宁条梁大沟湾传教。１９００年８月７日，靖边民众与教会爪牙发生冲突，成为民众武力反教斗争的直接导火线。直至１９４６年三边解放，人民政府废止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三边教区土地。正是由于外国传教士的宗教信仰和陕北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才发生了长达４７年的三边教案。

　　２０世纪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北京“五四”运动的爆发，陕北人的文化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涌现出了杜斌丞、李子洲、魏野畴、刘含初、呼延震东等一大批优秀人物。他们纷纷回到陕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踏上这片土地，便给陕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此，陕北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延安时代。

　　延安时代，一批批文人通过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便是当时大多数文人的心里写照。文人们来到延安，自由地学习，自由地工作，自由地思想。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窑洞是冬暖夏凉的，人是纯朴、亲密无间的，相对于国统区来说，犹如天堂一般。延安成了文学艺术的乐园。各种文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了。在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伟人毛泽东因了汲取了陕北文化的丰富营养，才变得更加伟大。《毛选》四卷共１５９篇，在陕北写成的就有１１２篇，其中９３篇是在延安写成的。

　　延安时代，清凉山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出版事业的发祥地。中国的最强音就是从这里传往全国的四面八方，从而唤醒了千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毅曾作诗赞道：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１９３８年８月，只有７人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成立起来了。他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摄制了一批影片，如《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称《南泥湾》）、《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九一运动会》、《秧歌运动》、《国际青年节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等等，拍摄出数以万计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照片，巡回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１９１８》、《远东边疆》、《祖国儿女》、《假如明天战争》、《我们来自克隆斯达得》、《夏伯阳》、《十三勇士》等十几部苏联早期的优秀故事影片，培训了大批电影业务骨干，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电影事业。

　　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农村，和陕北群众打成一片，在陕北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写出了长诗《青年近卫军》、《吴满有》、《十里盐湾》、《王贵与李香香》等。出现了歌剧《白毛女》。出现了《黄河大合唱》。同时，陕北民间艺术也获得了新生。《东方红》、《绣金匾》、《翻身道情》、《南泥湾》、《高楼万丈平地起》等民歌就象长上了翅膀，飞遍了全中国。以《十二把镰刀》为开端，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大秧歌运动轰动了延安，波及到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４２年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音乐工作者刘炽、张鲁等人，到米脂县向唢呐艺人常文青请教，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常文青向他们传授了《将军令》、《大摆队》、《粉红莲》等乐曲。１９４３年，刘炽、张鲁等人将深沉悲壮的《粉红莲》加工改编成由多种民乐演奏的哀乐。１９５６年，刘炽在电影《上甘岭》音乐创作中，再一次将《粉红莲》加工为双管管弦乐队加大锣的追悼哀乐。其后便有了我国通用的《哀乐》。

　　延安时代，群星灿烂。作家有丁玲、萧军、欧阳山、茅盾、柳青、高士其、陈明、陈学昭等，诗人有艾青、柯仲平、何其芳、李季、郭小川、严辰、刘御、贺敬之等，音乐家有冼星海、吕骥、贺绿汀、马可、张寒晖等，版画家有古元、力群、彦涵、罗工柳等。漫画家华君武。摄影家吴印咸。说唱艺术家韩起祥。考古学家尹达。民歌手李有源、李增正、张天恩等。还有外国文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海伦、王安娜、郑律成、爱泼斯坦、卡尔逊、李敦白等。据粗略统计，延安时代，陕北有４００００多文人。毛泽东曾经骄傲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陕北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经常举办短期训练班，建立识字组，开办夜校、半日学校、冬学，不拘形式，扫除文盲。著名秧歌剧《夫妻识字》就是当时陕北农民学习文化真实的写照。

　　全国解放以后，人民群众过上了当家作主人的日子。陕北人民认真贯彻毛泽东《复电》精神，“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陕北的文艺工作者，不敢放弃自已的责任，继续按照毛泽东“５．２３”《讲话》指引的方向，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诸如《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在全国耀眼夺目。《安塞腰鼓》、《洛川蹩鼓》、《宜川胸鼓》、《志丹扇鼓》、《黄龙猎鼓》响彻环宇。安塞剪纸、洛川麻绣、延川布堆画、绥德石雕、子长唢呐，还有陕北民歌、陕北秧歌、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等民间艺术象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中外游客，使他们流连忘返。

　　陕北有壶口瀑布、延河、无定河、洛河，陕北有宝塔山、万花山、清凉山、凤凰山、二郎山、红石峡、镇北台、红碱淖，陕北还有黄帝陵、统万城、蕲王庙、蒙恬墓、扶苏墓、香炉寺、白云山，这里的美景美不胜收。陕北的作家、艺术家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反映着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创作出一大批令人瞩目的艺术作品。

　　需要提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300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来到陕北上山下乡，和农民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这种结合，不但改变了陕北人的生活习惯，而且出现了一批知青作家，象梅绍静，象高红十，象叶延滨，象史铁生，象王晓建，等等等等，他（她）们的作品响当当，不乏重量级。

　　陕北文化的特点：是在陕北独特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发展诸因素下形成的。

　　陕北的开发并不算迟。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统治者只顾在这块土地上征伐讨略，致使战争连年不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其结果导致这块土地生产力滞后，文化落后，经济发展迟缓；连年的战争，也使陕北由一个“森林茂密，水草丰富，河流湖泊星罗棋布，宜农宜牧”的好地方，变成了如今的光山秃岭、沟壑纵横，风沙干旱的情景。植被的严重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又使陕北成为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

　　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畜牧区，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这种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对陕北传统文化的形成给予深刻的影响。陕北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陕北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的文化个性。

　　基于以上因素，形成了陕北文化的以下特点：

　　陕北文化是古老的文化

　　在陕北这块厚重的黄土地上每一个层面都保留着纯净的原始文化基质，传统的原始的淳风在这里长久地存留。同时又由于它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与外界较少接触，所以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迟钝的文化圈。秦皇汉武在此开直道、修长城北御匈奴，出现过灿烂的秦汉文化高潮。明代以后，由于天灾人祸，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直接导致其形成历史上的文化封闭和交通封闭。因而其它地域早已失传的古老的民族文化能得以在民间保存下来，成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著名美术家靳之林先生在陕北考察多年，他以民间剪纸抓髻娃娃、出土文物和古史传统三者印证，破译出了二十多个出土文物的原始文化符号。安塞民间剪纸家高如兰所剪《抓髻娃娃》，她把女孩头上的两个抓髻剪成两个鸡，用鸡的欢跃、飞腾来表示少女的成熟。少女一手举鸟（阳），一手举兔（阴），阴阳结合便产生了生命，是生殖崇拜的遗存。它反映了男婚女嫁、企盼子孙繁衍，是一种万世不变的吉祥物。这幅剪纸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女佩完全一样，专家考证这是别处早已失传了的商代民俗文化。

　　陕北秧歌，古称阳歌，它起源于巫仪，隐含着远古“太阳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双重含义。陕北方言中保留的古词语和宋元方言，如后生（青年人，后辈）、先后（妯娌）、夜来（昨天）、外后儿（后天）等等，都说明陕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

　　陕北文化是多元的文化

　　陕北曾是各民族相互征战的战场，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地方。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广泛交融，互相影响，产生与当时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的过程。陕北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整合的结果。在陕北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变迁，都为民族的交往、杂居提供了条件，也使不同的文化取长补短、重新组合。这种文化整合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文化被汉族文化整合，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足以说明，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到汉族的文化之中，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合了鲜卑人、匈奴人的文化，五代至宋融合了契丹、女真、西夏等民族文化，陕北文化受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也较大。陕北对犬的禁忌中，蕴涵着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整合与冲突的因子。陕北风俗中，民间历来不吃狗肉；清明节前后，家家户户吃摊黄，摊黄鏊转送过程中，必须用笼布把摊黄鏊包严实，千万不能让狗看见，若是让狗看见，摊黄就会变白口唇（黄边较厚实的部分不再能摊成焦黄、好吃好看的颜色）等等禁忌。据研究，这是殷周以来一直活跃在陕北大地上的、信奉狗图腾的赤狄、白狄、犬戎等民族的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冲突与整合的结果。汉民族虽不认可狗为祖先，但也承认戎狄等民族对狗的崇拜，天长日久，“狗肉不上抬秤”就变成陕北民间一项普遍遵守的习俗。摊黄鏊不可让狗看见，就是两种文化融合中一种潜在的冲突和对抗成份，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汉民族对于戎狄民族排斥的一面，又有承认其所信图腾具有巫术和魔力的一面。

　　陕北方言词汇明显地留下异族接触的痕迹，分音词的出现和大量异族地名的存在，都与陕北历史上的民族大交替、大动乱有关。例如：延长县可也村，来源于稽胡族，“稽胡呼堡为‘可野’”（《太平寰宇记》）；陕北话称父亲为“达”、“老子”，其称呼源于羌人。《广韵》：“爹，陡邪切，羌人呼父也。”据反切原理，“陡邪”得音“达”。陆游《老学奄笔记》载：“西垂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乃悟西人所谓大范老子、小范老子，盖尊之以为父也。”另有“蛮婆”、“蛮汉”两词也是从四川松潘和青海东南部北迁而来的羌族的遗物。还有，陕北北部靠近蒙古族的地区，在饮食习惯上吃炒米、用酥油、饮奶茶，在地名命名中受蒙语的影响；在整个陕北中，对羊肉的喜好、揪面片等饮食习俗；跳火堆燎百病、对神树的崇拜等习俗都有游牧民族文化的遗存。

　　陕北文化是开放的文化

　　人口流动迁徙和屯垦是形成陕北文化兼收并蓄特点的重要原因。

　　陕北的战争从周王朝建立后就开始，据史书记载，周王朝建立后，康王姬钊曾两次命管理少数民族的死司戎盂率军征伐鬼方。周唐王两次伐鬼方，共俘斩鬼方人民近２万人。这或许是在陕北大地上进行的最早的战争。但陕北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开发要从秦汉开始。

　　秦时，蒙恬北逐匈奴，在匈奴退出去的地方设置九原郡，有４４个县城，同时将内地人口迁徙到河套九原郡屯垦。西汉时，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西汉政府曾多次“募民迁徙塞下，屯田筑城”这便是自秦朝后的又一次大移民。汉武帝一面出兵打击匈奴，一面徙民实边，巩固边防。公元前１２０年，关东大水，汉王朝命令迁徙关东贫民７０余万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地。此后，汉王朝还命令在“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书．食货志》）。汉还曾经七次向西北边郡移民实边。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物。同时亭燧等防御设施也得到加强，邮亭驿署相望于道。移民实边的结果，使陕北、宁夏和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农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以致使这里被称为“新秦中”，也就是说这里的富庶程度不亚于关中平原。这种有计划的移民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

　　征战往往迫使一些人迁移。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战争，除了交战者进行的往复运动旬，经常随之出现百姓的大迁徙。这种迁徙和方式除屯垦外，还有被俘和逃亡等。因征战而造成的这种迁移，在陕北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

　　陕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自己开放的特性。大量的移民带来异地各具特色的文化，陕北人对异地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则是“来者不拒，为我所用”，使陕北文化既具有传统文化的因素，又显得丰富多彩。

　　陕北民歌正是广泛汲取了相邻地域民歌的特点，汲取了其它民间文学形式的养料，从而使陕北民歌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如陕北民歌在遣词用语受山西民歌“山曲”、宁夏，陇东等地的“花儿”、内蒙古南部的“爬山调”等民歌的影响较大。如今流传的一些民歌就是异地民歌的“陕北化”。像如，陕北民歌中的“采茶歌”的流传，可能是通过江南移民带入后辗转传播而予以普及的。南方土生土长的“采茶歌”一经传入陕北，又被陕北地方特色所同化，沾染上了浓郁的陕北色彩。陕北民歌中的“榆林小曲”就是明末清初从江南传入榆林的。

　　陕北民居、民俗也体现了陕北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如榆林民居建筑中“四合院”结构；黄龙民谣中唱到的二月二的礼仪风俗：“二月二，敲梁头，大囤满，小囤流。二月二，敲案桌，打得粮食没处搁。二月二，敲锅台，大小元宝滚出来。二月二，敲门墩，坐下不动也生金。二月二，敲门垴，大的领着小的跑。”象这样的风俗很难说出是南方还是北方风俗。

　　陕北文化的这种特性也注入了陕北人的行为性格之中。陕北人豪爽仗义，扶危济困，热情开朗，轻利重义等等，正是长期漂泊流徙的结果。

　　陕北文化是进取的文化

　　陕北文化尽管在某些历史阶段发展迟缓但不迟钝，有时相对封闭但不僵固，在陕北文化长河的底层蕴积着进取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因素。

　　陕北有句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是说陕北多出美人和英雄。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貂婵就出生在米脂。即使现在陕北小伙的英俊刚毅、陕北姑娘的俊美多情也是闻名于世的。陕北历史上更是英雄辈出的地方。这与多民族的互相融合不无关系。

　　民族互相交融对人类整体素质的提高是有益处的。这种益处表现在各种信息观念的扬弃、吸收，血缘关系优化组合，锤炼了人的精神意志。

　　无庸讳言，陕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陕北文化研究的对象是迄今以来陕北境内所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宗教信仰、文物考古、历史人物、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摄影绘画、戏剧音乐、电影电视、科技教育、出版印刷、饮食起居、方言俗语、民间美术等诸多内容。

　　当今的文化现象也足以证明陕北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优异的特质。当人们听厌了软绵绵的港台流行歌曲后，从“黄土风”中体味到顽强豪放与生命的热力；从浸润了陕北文化的甘露而走上文坛的史铁生、高建群、路遥等人的小说、梅绍静等的诗歌创作中，人们感受到厚重的文化底蕴；从安塞腰鼓那剽悍粗犷、潇洒豪迈的午姿，昂扬激越、蓬勃向上的风貌中，受到鼓午，感到振奋，激励起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热情。

　　总之，陕北文化一旦被人们认识，就能从其中汲取到丰富的养料。随之，你就会发现：陕北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源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