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女性形象的丰富多彩和女性作家的稀缺，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类的历史，从性别角度讲，就是男性和女性生活的历史。自小说这一文体开辟以来，女性自然而然地占据着其中重要的角色位置，无数男性作家给我们创造了许多经典的女性形象。她们光彩照人，名垂后世，我们随手即可拈出一大串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李娃、崔莺莺、杜十娘、潘金莲、林黛玉……。然而，遗憾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古代作品中，我们几乎见不到女性作家的影子。唯一值得一提的，也只有清代女作家的弹词（韵文体长篇小说）创作，但相对于庞大的男性作家队伍，她们简直是凤毛麟角。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这值得我们思索。

　　从父系社会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男性本位的文化传统，女性的地位江河日下，发展空间受到极度压制。《易经?系辞》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又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尊女卑的思想由此生发，随着儒学的官方化，后来又发展为“夫为妻纲”，女性必须“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产生后，女性进一步受到思想上的禁锢和毒害。“三从四德”是绝对的真理和标准，“女子无才便是德”更成了愚化女性的紧箍咒。在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下，绝大多数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封闭在无知愚昧的状态之中。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处于依附地位，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和“女不言外”的要求，不能与社会交往，更不能参与政治生活，这就使女性与外界全然隔绝，只能生活在狭小的空间内，体味相对苍白的人生经验。与此同时，男性却获得了广阔的人生，广泛参与和见证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处于主动的支配地位。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可见，小说的产生是与国家政治生活密切联系的。从这种角度讲，只有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才有如此需要，也只有处于政治生活中的男性才有写作小说的可能。唐之前，小说家并非“有意为小说”，唐以后才“……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1］”唐代作家写作小说的目的是“作意好奇”，但为何要“作意好奇”呢？归根究底，是出自男性的心理需要。这种心理需求，又建立在男性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小说成为了一种社会交往工具，“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2］”，男性往往期望以此增大获得功名的可能性。同时，小说又是一种政治手段，借小说诬蔑仇敌，例如《补江总白猿传》讽刺欧阳询，《周秦行纪》诬陷牛僧孺，等等。而这些都是身在政治生活高墙外的女性所不熟悉和不需要的。

　　尽管传统文化鄙视女性，经常视女性为“祸水”，但毕竟人类的一半是女性，男性无法抹杀这一事实。男女之间的互依关系是人类存在的基础，男性不能不受女性的吸引。因此在男性本位的宗法社会里，女性受到禁锢的同时，男性其实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这使得他们需要寻找释放的途径。作为正统文学的诗词，尽管可以抒发出一定的情感，但过于单薄贫乏，缺乏巨大的包容力，而“文备众体”的小说，没有死板形式的束缚，没有纪实载道的要求，可以容纳其它文体所不能容纳的内容，比较而言，就更显得适合需求。男性对女性总充满了各种期待和想象，从而塑造出了各色各样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但男性作家在不自觉中深受男性为本的意识控制，总会站在男性本位的立场，所以绝大多数小说往往凸现的是男性视角、男性价值、男性意识和男性经验，女性的视角、价值、意识和经验则被掩盖、被遮蔽。小说中通常带着强烈的男性性别偏见或性别盲点，男性的意识形态压抑了女性生存经验的价值体现。小说史上所出现的女性，可以说都来自于男权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并且经常有利于强化这类根深蒂固的习惯。女性总是在被规定，成了男性用以确定自己的参照物，和体现男性需求及权力的对象。

　　以小说史上的“才子佳人”模式为例，所谓“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我们会发现，在古代男性作家的心目中，才子们理想的佳人不仅要貌美（这是首要一条），还要是大家闺秀，有身份有地位（家里有后花园）。此外，佳人还要是红颜知己，不仅是才子的生活伴侣，也要是精神上的知音。她们能够在才子失意时就慧眼识英雄，赏识他们独特的价值，甚至还能帮助他们获取功名。这一切都体现了男权中心的观念，它的要义在于女性的服从和男性的获得，女性是男性价值呈现的一部份。男性只需要有“才”，一切仿佛就都解决了。在各个时期的小说中，我们还经常能见到这样的情节：美貌富裕的女仙、女神或者女精怪爱上了凡间的普通男子。以此设计，才满足了男性创作者和阅读者的胜利感与征服欲。

　　由于长期的强制教化，大多数女性接受了男性本位思想，不仅不反抗，而且还不自觉地去维护既定的传统。她们在丧失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丧失了创造力，一切以取悦男性为要。在古代社会里，能识文断字、有些才华的女性，相当部分人身在青楼。她们的文学才能，只是为了增加自身对男性的吸引力，往往是浅尝辄止的。只有少数女性，因为有较为丰富的人生体验，而突破了思想的暗牢，站在了人生境界的高处，但小说一贯被视为文学的末流，且女性偏于感性，喜爱抒情性质的文体，所以她们通常也都专注在正统文学领域。直到清朝以前，这些知识女性都没能开拓到小说领域中。小说的创作，不仅需要内心观念和情感体验的支撑，更需要丰富的阅历和开阔的眼界，还要逻辑的规划，这些正是古代女性最为缺乏的。

　　小说从产生以来，一直是在不断的演进、发展之中，传播范围日益扩大化。最初，一篇小说的读者可能仅限于几个男性，但后来就由书坊成批刻印，读者群逐步扩大。读者群的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小说业的繁荣。因此读者的审美需求也成了影响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自有科举制度以来，男性文人就一直奔波于求取功名的坎坷路上。在他们枯燥寂寞的时候，在他们困顿失意的时候，小说是打发时光的最好良药，同时还能得到阅读的快感和心理的满足。他们是小说最大的阅读群，也只有其中的一份子才最懂得他们的需求，创作出相应的小说作品。而女性既无缘于科考功名，又困守在闺阁，男性家长权威时刻监视着她们，她们极少有机会接触到小说，更不用说形成读者群了。直到清代，随着启蒙思想的兴起，少数有才华有抱负的女性渐渐萌发一定的女性意识，她们在接触诗词曲后已不再满足于抒情，而是渴望讲述女人自己的故事，于是动手写作自己所要写的弹词，从而改变了小说史上女性作家的空白状况。但她们的弹词作品仍有局限性，传播范围也只限于女性读者群。

　　总而言之，古代小说史上女性作家稀缺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思想的养成，及礼教施加在女性身上的重重束缚，导致了女性文学创造空间的狭隘。男性作家具备天然的优势，在各个社会资源领域占有主动权和享有权，从而在小说的生成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据主导位置。一部古代小说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男性对女性的幻想史、认识史。

　　参考文献：

　　［1］［2］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插图本，第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