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大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在另一方面，魏、蜀、吴三国对于领土的争夺也越趋激烈。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围绕军事重镇的争夺战，就不仅仅是缔造了“攻”的阵法、战术、部队，更创造了一批守城名将，丝毫不逊色于进攻方。

　　其中就数曹魏集团的两处军事要地最为有名。一是樊城，二是合淝。樊城面对的是兵屯荆州的关羽蜀军，兵精粮足，整日谋求袭取樊城。一旦樊城失守，则洛阳，许昌堪忧。所以樊城往往最易成为蜀军的进攻对象，守将曹仁所担负的压力也更重。但毕竟樊城的得失始终关系到整个荆州的势力分配，也因而关系到吴国的利益。正是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荆州蜀军夺取整个荆州的步伐，也使得曹仁拥有回旋的余地。

　　既然如此，合淝的险要似乎更胜过樊城。它与吴国的首都建业（今南京）只有一江之隔，撑个船，很快就能兵临城下，所以它一直是吴国的心腹大患。相对于魏国而言，合淝还是其淮南部分的钱粮囤积地，作为淮南地区的经济、军事中心一直虎视眈眈着吴国。况且合淝牵涉到的只是魏吴两国的利益，守城没有相对的回旋余地，只有绝对的“得”或者“失”。

　　因而，在守将人选方面，曹操丝毫不敢怠慢。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于赤壁大战失败后，撤退途中决定派张辽、乐进、李典三人同守合淝，按照当时的情形，一是部队在大撤退，纷乱嘈杂；二是曹操自己惊魂未定，临时派遣幸存的将领守卫各个要地，必然容不得长时间的思考，仓卒而定可以想见。但或许曹操在那一刻灵光闪现，脑海中突然蹦出此三人的名字，便决定委以重任。

　　不过，虽然是仓卒决定，效果却是显著的、长久的。换言之，合淝获得了三个最得力的守将，也由此成就一段守城范例、战士辉煌。

　　首先是因为合淝的敌对势力是吴国。吴国的军队擅长水战，那么渡长江自然就不是难事，纵使你魏军在长江对岸布置的防线如何严密，也照样阻挡不了吴军熟络的水陆两栖作战。但合淝巧就巧在它的周围鲜有湖泊、长江支流等可供水军施展的天然场所。这意味着吴军如果要攻打合淝，水军是，也只能是一个后勤保障，攻坚主力部队仍是陆军。对于不擅陆战的吴军，因为又要攻城，必然会派遣大量部队，力争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对方。其结果自然是守城的兵力少于攻城的兵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要保证合淝城内的兵精粮足，更重要的是守将的勇力和毅力。

　　而张辽、乐进、李典三人，恰恰都以勇闻名。从《三国志》提供的资料来看，张辽自幼就“武力过人”，拼杀多年，征战无数，难逢敌手。他的故主吕布对他十分器重，一直让他担任着“鲁相”的职务，也就是徐州刺史的副官；“武圣”关羽更是与张辽为友，而张辽也是魏军将领中少数几个与关羽保持朋友关系的人。试想，能与“武圣”交上朋友，武艺想必不俗吧？

　　乐进相比之下，虽然“容貌短小”，但却是勇力的浓缩版本，“以胆烈从太祖”，充分说明乐进的鲁莽豪勇，典型的争强好胜类型。此类人并不会因为外界的情况对自己有多么不利而退缩，相反，可谓越战越勇，即使武艺不怎么精湛，也可凭借气势、魄力启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李典，字曼成，其性格如同字一样有着沉稳，谦逊的一面。魏军中则干脆称他为“长者”，表明他的忠厚，不与诸将争功。相对于乐进暴躁的性格，李典正可相辅相成，再加上李典的“勇”更多地体现在“雄壮”一面，即一心为国、从大处着手，不是简单地拼杀，又可弥补张辽的恃武轻敌思想。

　　所以，选择此三人为守将，不仅从敌军弱点处着手，也是对于三人之间性格方面的互补，堪称“城遇良才”。

　　事实上，从之后的防御战而言，此三人确实率领魏军挡住了吴军如虹的攻势，也策应了大部队的到来和全面进攻，甚而几度威胁到吴军主帅孙权的安危。

　　合淝之战的开端对于魏军不太有利。吴军气势旺盛，一举攻下合淝的前沿城市皖城。皖城在此前一直是合淝的粮草供给地，一经攻破，合淝的粮草恐怕只有内部储备。所以，魏军没有理由不警惕吴军的攻势，而吴军也在无形中忽视或者弱化了合淝三将的作用。

　　之后戏份则是曹操的妙手催花。他巧妙地利用激将法，让张辽、李典出城迎战，乐进守城。这看似有点荒唐，乐进是暴躁好胜的将领，必然不乐意被动地守城；李典的沉稳性格也不易让他贸然出战。如此一来，乐进一定自动请战，他的好战斗志在遭受贬抑后必定呈现上扬的趋势，威力更胜于前。另一方面，张辽、乐进、李典三人同受曹操之命镇守合淝，理应共同行动为魏国效力，现在张辽、乐进二人去迎敌，必激起李典的雄心壮志，在报国的大义之下，李典也将欣然出战，形成三人同战吴军的局面。相较直接命令出击，曹操此计不仅令三人斗志、默契度提高，也未尝不是全军的表帅，鼓舞全军的斗志。

　　然后的实际操作三人充分贯彻了“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的战略思想。抓住吴军骄傲松懈的弱点，乐进先以小股部队引诱吴军主力，将他们带入张辽预先设置的埋伏圈，加以冲突绞杀。吴军一则队伍散乱，在防守上处于下风；二则没有料到魏军的突袭，意识上被狠狠地将了一军，所以吴军一旦遭到包围，即使敌方人数少于自己，也立时陷入溃退中。同时，李典又带兵迂回至吴军后方，放火烧毁木桥，毁灭了吴军的后路。这对于溃退中的吴军不缔一击重创，顿时降者降、逃者逃，亏得孙权的援军及时赶到才不至于全军覆没。

　　就整场合淝之战，《三国志》给出了一个完满的评论。原文是“至于合淝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惰；以致命之兵，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

　　这一番话确实是掌握了合淝三将守城的真谛。能使三将造成此功绩的基础是三人都怀有强烈的忠君爱国之心，在他们眼中，并不存在投降或者逃跑，只有出战或守城两种选择。将勇武发挥到极致，并不是一味强攻，而是运用谋略。曹操曾如此评价三人：“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手执节义。”大意为武力已经十分出众，计谋策略周全详备，品质忠厚，性格统一，坚守秉持礼节大义。

　　俗语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有时将领间的互补更有益于战斗，单靠个人的时代已经远去，三国时期更注重的是文武结合，武将互补。这样的结合都以团结为基础，形成智谋、武力、性格方面的互相充实，真正施用于战场，以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