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康保县地处内蒙古高原中南部的河北坝上高原，西北东三面均是内蒙古的土地，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县就象是一只定位销将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紧紧锁在了一起。

　　康保县是一个历史底蕴非常浅的县。据《康保县志》记载，康保在民国14年即1925年3月设县，到今天也就84年，还没有茅台、张裕、王致和、张小泉这些企业的历史长。在1925年前，这里是一片大草原，元朝时代是民族战争的区地，匈奴，女真，契丹，拉锯一样撕扯着这片土地。元政府在康保南，今张北境内设立中都，这片草原也就成为蒙古铁骑进攻中原的后方根据地。到明朝，这块土地又成为明政府与北方蒙古族的战场，在明朝存续的276年中，这块土地上的战争几乎就没有间断过。这里除了征战的士兵，几乎没有多少百姓生活，康保县内的地名很能说明这一点。比如我所在的乡，就有田家营、郝家营、高家营等村名。我家在阎连山营，旁边的阎连山营盘遗址出土过元朝的镞、戈、矛等文物，是县级文物保护遗址。这多是过去的兵营营盘所在地。到清朝时，康保成为蒙古王公的属地，是相对太平的一个朝代。但好景不长，进入民国，这里又成为了战场。

　　1925年康保设县，到1949年短短的24年间，康保先后被冯玉祥、伪满洲国、蒙德王的伪军政府、伪蒙古联盟自制政府、共产党、国民党先后控制，直到1949年1月康保解放，并于1952年正式划归河北省。这就是康保的历史。

　　康保的居民几乎都是外地的迁移户，大多数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万全、怀安、宣化，沧州献县，山西的灵丘、左卫以及内蒙古的商都等地。这些移民都是为了生存，自发地由南向北迁移的，穷人居多。可以说，康保是河北、山西、内蒙三地在解放前穷人的聚居地，因此，缺少了一些文气，多的则是淳朴、善良和厚道。

　　我就诞生在这样一块缺少文气的土地上，一个叫闫连山营的小村庄里。到今天为止，除了康保县县制的行政图外，公开发行的全国、及省级的各种地图都找不到闫连山村的位置，奇怪的是，周围比闫连山村或大或小的村庄却在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闫连山是一个人名。据说是在1923年春夏之交，家居河北省怀安县的闫连山赶着一辆牛车，拉着全部家当和老婆孩子向北迁移，一家人出张家口市向西北一路行来，翻过野狐岭，闯过狼窝沟，进入到坝上高原的腹地，顺着张（张家口）库（库伦，今外蒙乌兰巴托）大道一边前行，一边留心观察着地理地貌，他在盘算着寻求一块可以安生立命，又能开基立业的土地。当他来到康保县城打尖的时候，店伙计告诉他，再往北走百十里，就到了满天馆了，那里是个三不管的地界儿，在大草原上随便开几亩土地，就够吃够喝了，说不定还能发财。

　　闫连山听从了店伙计的建言，赶着牛车又向北行去。

　　当他走到闫连山村这个地方，他停下了，这地方周匝一圈丘陵山脉，高低错落有致，一条清澈的小河，由南向北蜿蜒流淌，小河两岸芨芨草、马莲花郁郁葱葱，河潭中天鹅野鸭戏水，天空中雄鹰百灵飞翔，间或一两只黄羊、狍子疾驰而过，极目远望，碧绿的草场象天然大地毯一样平铺在这块大地上，这不就是梦中企望之地吗！

　　闫连山决定就在这里扎根了。

　　选择具体的住址是很重要的。闫连山离开张库大道，手提牛鞭，向东边的一道小坡走去。当他走过百十多米的小坡，到达坡顶时，眼前豁然开朗，坡的东南是十几里的一道川地，河水弯淌，草木繁茂，东南是山岗，西北是坡梁，在这里居住，即便是有大兵、土匪之类顺张库大道通行，不越过这百八十米小土坡就无法发现这里居然还住有人家。

　　这个斗大的字不识一袋子的闫连山选择了终身居住地。他把目前还只有他一家人居住的地方命名叫闫连山村，把那条潺潺流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的小河命名为照阳河，把东面一座圆形的山称作脑包山，旁边一座象倒立的铅锤一样的山叫尖尖山，东南远望象心脏的山叫心嘴山，南面有鹰群盘旋的山叫鹰盘沟山，从此他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是一块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当年他就开垦了十几亩，并且获得丰收。为了把事业做大，他派儿子返回怀安，呼亲邀友，两三年时间，这个村子便聚集了闫姓、康姓、乔姓等几大家怀安、万全人，闫连山村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村。

　　这可以说得上是文盲建村。一批批、一家家文盲的后代，在文盲的教育下长大，又繁衍着文盲，这确实是一种可怕的承继。

　　网上看到一则故事，有一个大导演到西北一个贫瘠的地区拍电影，他看到一个小孩子在放羊，他与孩子有如下一段对话：

　　“你在干什么呢？”

　　“放羊。”

　　“放羊干什么？”

　　“卖钱。”

　　“卖钱干什么？”

　　“娶媳妇。”

　　“娶媳妇干什么？”

　　“生孩子。”

　　“生了孩子干什么？”

　　“放羊。”

　　不少人以为这是杜撰，但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存在，也是我在幼年时的亲身经历。

　　在这样的地域环境和历史环境下，要改变这种承继，读书就成为唯一的手段。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的时候，闫连山村已经有100多户人家，400多口人了，但识字的人不多，我的父亲是这不多的识字人之一。

　　我们这个村子大约在北纬42。5度左右，又处在高原上，海拔约在150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零下1-2度，无霜期只有120多天，最近几年气候变暖，无霜期也不过130天，庄稼只种一季，春种秋收，主要作物是春小麦、莜麦、土豆、胡蔴等。从每年中秋节开始到次年的清明节，这漫长的180多天时间里是天寒地冻的季节，那时夜间的平均温度都在零下25度以下，滴水成冰是毫不过分的。在这段时间里，村民们几乎没有任何工作。为了节省粮食，一过秋，人们就把一日三餐调整为一日两餐，一般是上午10点左右吃第一顿饭。饭后，生产队长会招呼社员们将农家肥拉到地里，劳动效率极低，十几个人用镐将石头一样硬的农家粪堆刨开，装到车上，运到地里，每天运三四车就不错了。到下午四点，各自回家吃第二顿饭，饭后便进入了沉寂，天天如此而已。

　　村庄地处偏僻，文化生活极其单调，那时侯打扑克打麻将都被视为赌博，村民们几乎没有任何文化活动，随之应运而生的是“道古”，也就是说书。有一些有文化的人，大多是从南方来的，他们将《三国》、《西游》、《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等背熟，便来到各村庄，谈定一份一部书五升粮食的报酬，便在晚上为村民说书。

　　人们虽然都喜欢听书，但听书要付出粮食，那时的粮食胜似金银，是极其珍贵的，于是就产生了矛盾，有的人要听书，但又不愿意出粮食，只好由组织者自己多掏一份，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就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做了。

　　但文化饥渴的人们仍想听道古。

　　这时我的父亲站出来了，他说：“你们要想听古就来我家，我给你们念。”

　　从此，一进入冬季，我家低矮的土坯房内就挤满了大人小孩，男男女女。我父亲戴上老花镜，凑在油灯下，开始给乡亲们念书。父亲小时候经常到书馆听说书，对平书这门艺术有一定的理解。有一次来了一位说书的，给大家说的是《水浒传》，这位先生将朱富叫作青眼虎，把张青称作没羽箭，父亲便知道这位先生读书不精，当场指了出来，同时还指出了他另外几处错误。老先生立即起身作揖，说道：“偏乡僻隅，隐有高人，兄弟从此不进闫连山村说书了。”父亲每当谈起这段故事都会笑起来。

　　因此，父亲给大家念书，总能得到大家的好评。有的人甚至说父亲道的古不比说书先生说的差。

　　当我记事的时候，正值文革开始。父亲1952年出口外时带来的《东周列国》、《三国》、《隋唐演义》、《西汉演义》、《东汉演义》等书都在大队民兵连长的监督下烧掉了，留下的只有《铁道游击队》和《林海雪原》两部书。这两部书成了父亲念书的主要版本。

　　无文化底蕴的村庄，就这样使我热衷于小说。父亲念的书我都会去读一遍。为此还受到过父亲的表扬，他说：“看闲书、识闲字、明事理，没准儿长大了还能成为一个好书匠呢。”书匠是父亲对说书先生的称谓。

　　更有意思的是，当父亲有事不能为乡亲们念书时，他就会说：“让我家孩子给你们念，他现在认的字比我还多。”于是八九岁的我俨然大人一样，开始给大家念书。当然总是经常念错，比如把“咄咄逼人”念成“出出逼人”，把“临沂”念成“临斤”等等，好在听念书的人们谁也不知道是正是误。

　　从那时起，我的读书生活开始了。

　　1972年我小学毕业时，已经成了村里的小说迷，村子里的小说几乎让我读完了，可惜的是全村也没有多少小说。

　　为了读书还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一次从一个初中生那里借了一本《青春之歌》，他告诉我说：“这本小说，国家禁止看，你绝对不能让人看见了，并且只借给你看一天。”为了这一天，我带了一盏自制的煤油灯，下到我家在村外打的存放土豆用的地窖里，竟然在地窖里呆了一天一夜。等到我从地窖里上来，脸和手都被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就象个黑人。家里人以为我失踪了，到处寻找，当我出现在父亲面前时，得到了父亲狠狠的一脚。有趣的是，那天晚上睡觉后我没有感到屁股的疼痛，却是在不断地念叨林道静。

　　我们村里有一个姓乔的老人，我是叫他作二姥爷的。乔二姥爷是怀安人，读过几天私塾，有点文化。五十年代初期，当过村支书，父亲是会计，两个所谓的“有文化”人很是惺惺相惜。乔二姥爷家里藏着一本《儒林外史》，分上下两册，竖排版，繁体字，依稀记得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乔二姥爷从不把这部书示人。有一天我父亲在家里与他下象棋，边下边谈起了说书的事。

　　他说：“天天给人们念《铁道游击队》，村里的人都能背下来了，我看今年冬天就给大家念《三国》吧，让这些人学学关二爷。”

　　父亲说：“先前是有部三国来的，可惜烧掉了。”父亲出车沉底，说道：“将你一军，死了吧？”

　　乔二姥爷看了半天，哼哼着说：“不行，还真不能打你的马，悔一步，再悔一步。”说着复盘，重新考虑下一步。在这时候，父亲说：

　　“你不是还藏着一套《儒林外史》么，要我说今年冬天就给大家念他吧。”

　　乔二姥爷举着一枚未定的棋子诧异地看着父亲，“你怎么知道的？”

　　父亲神秘地笑了笑，“你有《儒林外史》我知道，你还有一部《金瓶梅》我也知道。”

　　乔二姥爷脸色骤变，那时谁家藏一部《金瓶梅》，一旦被发现，不进监狱也得被打成“反坏右”，是极大的一件事。

　　父亲说：“早知道你们党员都敢藏几本，我也不会全烧掉了。你放心，我只和你说，不会对别人说一个字的。”

　　乔二姥爷叹了口气，“《金瓶梅》也烧了，不敢留，《儒林外史》还在，但也不敢让你拿去念。”

　　“唉，好好保存吧，别让耗子咬了，这书以后不会再出了。”

　　“没事，我把他放在了西耳房的桃木柜子里了。”

　　我被两人神秘的交谈所吸引，非常好奇这两个大人如此看重的一本书到底是什么，于是我悄悄的朝着二姥爷家溜去。

　　他家平时只有老夫妇俩居住，儿女们全都另居各过，而且乔二姥爷家的西耳房是他家的储藏间，堆放着锨、镐、簸箕、筛子等农具，房间从来不上锁，只用一个铁栓闩着，只要二姥姥不在家，拿到这本书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二姥姥真的不在家。正象预想的那样，顺利地翻出了用一块蓝色劳动布包裹着的书。

　　上下两册，竖排版，繁体字，一看我就认定这是一部古书。我想把书带走，看完后再送回来，但又不敢带走，正在心慌意乱，进退不定的时候，乔二姥爷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就知道你跑这来了！”他笃定地说了一句，一把夺过了书。这时，我的父亲也来到了乔家。原来两个老头刚悔了棋，却发现我跑出了院，警惕性极高的乔二姥爷对我父亲说，“别下了，你家四小子偷我的书去了。”父亲说：“看看，输了棋就找由头┄”

　　但他没再往下说，而是改口道，“快去看看吧！”两人一前一后赶到乔家，正好把我逮个正着。

　　那天我确实吓坏了。父亲的家训是：“穷死不盗，饿死不偷”，只要家里多出一点他认为可疑的东西，他都会问个一清二楚。这下可好，不管我怎么讲，溜进人家的房子里，拿着人家的书，还能跑的了一个“偷”字！

　　挨骂、挨打，甚至一天不让吃饭的处罚都在我的预料之中，但这丢人现眼的偷书行为一但传出去，我将被村里所有的人所唾弃，甚至会象偷生产队土豆的廉老汉一样，被压到主席台上去批斗。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父亲和乔二姥爷不但没有打，没有骂，还极尽温柔，先是责备我说：“想看书，找二姥爷借借么，还用得着悄悄的来拿？”，之后是夸我“好读书，懂事理，是全村最有出息的孩子”，之后又亲切地指点我，“这书全是老字，你认不全，还是老古文，你也看不懂，等你长大了，有了学问，二姥爷就把书送给你。”更让我意外的是，二姥爷还拿了一枚咸鸡蛋给我吃，要知道，当时能吃一个咸鸡蛋，那是绝大的奖赏。最后两个老头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讲。”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到外参加了工作，有一年回家过年，又想起了那本《儒林外史》，（这时我已自己买了一本），少年时的记忆仍时时冲击着我，很想再看看这部竖排版、繁体字的书，当然还有另一个隐隐约约的想法，如果象当年乔二姥爷说的那样，等我长大后，他会送给我……

　　父亲告诉我，乔二姥爷已经辞世，那部书落到了他的哪个孩子的手里就不知道了，不过几个孩子都住在一个村里，可以打听打听，结果是几个孩子谁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