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柱不周山

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以“自然”为魂寄：以自然的发生为起点，又以回归自然——追求与“自然”的合一（天人合一）为主旨，这在中华文化创始初期，洪荒远古的“神话期”，就已奠立牢不可破的根基。正同那魏魏天柱一样，立地顶天，上擎苍穹，不可移易。

厚重的大地，邈远的星空。“天地生人”——那作为人的终极造化之父的深湛苍天，是怎么样高高悬悬于上面的？中华初民，以最自然的思维方式给予最自然的解答：那是因为有八根“天柱”赖以支撑。

屈原《楚辞•天问》：“八柱何当？”王逸注：“言天有八山为柱，皆何当值。”八大高山，立起八根天柱，撑起圆圆的“天盖”，永不坠落。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这位天神共工，中国最早的造反者，可真够厉害，差点绝维折柱，倾覆宇宙，幸亏天柱有八根而不是只有一根。

天柱当然是不能倾倒的，因为那是开天辟地的巨神盘古死后的化身。《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自己怎么样了呢？清马骕《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混沌宇宙孕生了盘古，盘古开辟宇宙，创生天地，而后功成业甫，身死化为高山，巍巍矗立天地之间，高高擎起苍天，使地立天悬，各处一极，铸成宇宙永恒不改的格局，再也不会回到以前那种浑沌状态，——这本身就表明了，天地开辟，天柱撑立，是宇宙自然最本己的本性展开，完全不是宇宙自然之外的什么力量所造成；则，天柱不覆，天不塌，地不陷，宇宙构局永恒不改，自是当然的永则，一次小小的事故是不能伤其根本的。

2、帝都昆仑山

不周山既被撞折失去灵气，成为一座死山，于是故事也就到此为止，没有了下文。接着，中国人的兴趣，全部集中到另一座天柱山——昆仑之上。《神异经•中荒经》明确说道：“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围三千里，周圆如削。”气势是绝顶的庞大，足够叫人安心：有如此巨山立为天柱，此后当地稳天平，是再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危险了。

但是，这却不是问题的全部。天地分离，处于两极，这正同于男两性分处两极一样，分离之后，必须继之以新的结合，才可孕育新的生命；如此新旧相续，新的生命之流绵延不绝，方才确保这个世界永葆生机，成为永恒的活体。

这当然不是一种文学的比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深处，就的的确确确认：“天——地”与“男——女”实际是一回事，古文献中触目皆是，不胜枚举。

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有机宇宙观”，终于结出思维之树终久注定要结出的最重要的果实——至少在春秋战国之交，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产生了，它就是：阴阳。阴阳的概念，对天与地、男与女……一系列“有机对待关系”给予最高哲学概括，从而一劳永逸、不可逆转地确立了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根本性格，而与西方哲学那种尽除生命质素（人为因素）以求研究尽可能“客观、严密”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从此判然分途，再不相侔。

是生命自身在思考，怎么反而倒要排除掉生命本身而去分析思考呢？宇宙是一个活的肌体，怎么倒硬是要斩去它的生机、把它变成一个死物去研究呢？生命导致思想，怎么思想掉转头倒要扼杀生命？

不，中国文化对此完全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这完全不合中国文化的性格。阴与阳的关系，不是西哲的逻辑对立关系，不是互相否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对待、互相匹配、离而相合、合而孕生新的生命的关系。

“离——合——生”三部曲，正揭示了，生命之流世代相续、永不枯竭的宇宙的有机本性。

离是合的必要前提。没有离，只有合，这种合只意味着“混沌”，那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宇宙开辟之前的那种状态，一种没有生机的“昏睡状态”。

分离之后，没有合，两极处于隔绝状态，也不会孕生新的生命，世界依然是一个僵死的世界：虽然有天有地，但天地悬隔，不会有风有雨，有四时代谢，百物生长；虽然有男有女，男女分处，就不会有子有嗣，生生不息，世代相续。

这样，天地开辟，男女分化，从根本上说，也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表明，那只不过是造化即兴所玩的一次花而不果的无聊的游戏而已。

共工怒撞不周山，肯定不是一次误撞。这一事件意味深长地表明：在中华初民的深层意识中，曾经一度对天地分离之后那种“天悬地隔”的情状充满焦灼和恐惧，因而不惜触倒天柱、以使天地重新合一，人类重得回到温乎乎宇宙混沌的母体之中。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共工本人最终没能当上天帝，却获得一个永久的“叛臣”的恶谥。

这样，既保持天地分离，又要实现天地的交合，便成为天地开辟之后事关世界命运的一个大课题，而摆在中华初民的面前。我们发现，他们是这样解决这一难题的：架设“天梯”，沟通天地，而使天地连通一气。

事实上，天梯是用不着人工费力去搭建的，有现成的“天柱”在，岂不就是绝好的天梯？这样一来，昆仑山可就变成了一个热闹的世界，比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山奥林匹斯山还更其热闹——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凤皇、鸾鸟皆戴X（X＝“盾﹢犮”）。又有离朱、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一曰挺木牙交。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药以距之……”（《山海经•海内西经》）

昆仑成为天帝在下界的都城，众神所居。有通天之门，由类虎而大的“开明兽”把守；有各种奇怪的生物：各种树，各种兽，各种鸟；最可注意者，还有人——身当祭司之职，可通神的巫人。

这样一来，神人共职，一道充任天地的交通使者，使得地气上通，天气下润，天地媾合，大气周流，四时代谢，百物繁衍，整个宇宙于是成为一个活的生命有机体。

在这里，对人来说，天地自然，不是一个与人对立或两不相关的死的“客观”，而恰恰是由于人的“中介性”加入，天才成为活的天，地成为活的地，人同时成为活的人。

由此我们方才理解了那句传说了千百年的不朽格言的真实含义：“三才者，天地人。”——这难道是一种平面的列举吗？不，这六字“真言”构筑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那一整套“地——人——天”“宇宙生生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正是在此种宇宙观的指引下开展的。

同时我们也理解了道家那神秘近似咒语的语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说的只不过就是宇宙的发生过程：混沌生天地（一生二），天地生人（天地人合而为三），天地合成为永恒生命本体，万物建生。

由此可见，位于天地之间，人之为人，其所负使命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不可等闲小觑。这使命完成的好坏，不止关乎人类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关乎宇宙整体的命运。

为此，于是推演出了一整套中华文化的道德信条，要求人怎样修身立德，怎样积善去恶，等等等等。那说的无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作为交通天地的使者，人不能不合格，不能不绝对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否则，人世间凶暴横行，善类枯萎，积恶成灾，那么这灾难就必然是宇宙性的灾难，诚如《易经》断言的那样：“天地闭，贤人隐。”人世无道，天地闭绝，贤人隐遁，紧接着恐怕也就是世界的末日了。

天的的确确是会发怒的，宇宙的的确确是会生病的。这既不是古人的迷信，也不是现代人的杞人之忧。一切都看得比较明白了。

其实，我们离古人是多么近啊！我们依然未能走出“神话”所划定的界域，也许永远不能。

不周山倒掉了。昆仑山成为中国先秦的天柱神山。“昆仑”的本意，原就是“天”的意思，杨雄《太玄•法言》“昆仑旁薄幽”注：“昆仑，天也。”

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兴奋点复又一次转移，由昆仑山转到泰山，泰山成为中古直迄现代中国的天柱神山。其间所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对中国文化来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3、五岳五镇

东西南北中，五方周备，在中国文化中的语义，指谓普天下，尽人皆知皆用，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这一套方位系统，是逐渐发展完备起来的。上古时代，只有两个方位：东和西。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是先民们观察日出日落，由太阳运行这一最直观的自然事实所得的结果。

以后，由二方位发展为四方位，从东中分化出南，从西中分化出北，这才有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而形成一套四向平面座标系。有了这一套座标，人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却有效地指示和识别天下任何方位。

但是，我们说过，中国文化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文化，这种文化在判别客观的时候，总是将判别者自身也加入其中，而不像西方哲学那样首先将人们的主观因素排除尽净、然后再下分析，以求得所谓“纯客观”。

这样，东西南北四向平面座标系，虽然与现代数学的平面直角座标系一样科学，一样有效，但是对中国文化来说却是不充分的——因为在这一座标系中恰好缺少了一项最重要的东西：东西南北四向是指示出来了，但指示者自身却不见了，不知身在何方。

这样，最后一个，也是最要紧的一个方位概念诞生了，它就是：中，而给予了指示者一个切实的方位。这样一来，原来的四方位，不特有效，并且有了“意义”：当指明这四向的时候，就同时暗含了指示者自己所在的方位。在这里，指示者——人，占据了核心的位置：不是由四向确定“人”的方位，而却是“人”在确定四向的方位。

由此，产生了与五方位系统相匹配的“五帝系统”：东方太昊，西方少昊，南方炎帝，北方颛顼，中央黄帝；其中中央黄帝成为最尊的上帝。

我们来看五岳。正像中国文化方位系统由四方位发展为五方位一样，最初并没有五岳的概念，只有四岳。《左传•昭四年》有“四岳三涂”的说法，《尚书•尧典》更具体指明：“四岳：岱宗，南岳，西岳，北岳。”岱宗即泰山，为东岳。与起初中国文化方位系统中没有“中”相一致，四岳系统中没有“中岳”的概念。

五岳的观念，产生于秦汉间，确立于汉武帝时代；宣帝时更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庙祀制度，以后历代相延不改，列入国家祀典。

五岳为：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其中南岳，最初武帝时确定为今安徽的天柱山，当时称潜山、霍山，又称衡山；隋文帝时移祀于今湖南的衡山，于今不改。北岳，西汉以来一直定为河北曲阳西北的恒山，明代时有人建言移祀，未果；清顺治十七年，正式移祀于今山西浑源之恒山，而将曲阳之恒山改称为大茂山。

四岳为四座主山，与四座主山相配套的还有四座副山，为主山之陪，称为“四镇”，它们是：青州沂山，扬州会稽山，幽州医巫闾山，冀州霍山。四岳拓展为五岳后，四镇亦相追随拓为五镇：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中镇霍山。五镇封祀，汉代以来，其祀礼规格相当于“三公”（《汉书•郊祀志》）。

武则天时，首封中岳为“天中王”。至唐玄宗，遍封五岳为王：东岳天齐王，西岳金天王，南岳司天王，北岳安天王，中岳中天王。（《旧唐书•玄宗纪下》）

至宋真宗，复升王为帝：东岳齐天仁圣帝，西岳金天顺圣帝，南岳司天昭圣帝，北岳安天元圣帝，中岳中天崇圣帝。（《宋史•礼志五》）

如同人间帝王一样，有帝必有后，于是，五岳大帝一一得偶，并封为皇后：“东曰淑明，南曰景明，西曰肃明，北曰靖明，中曰正明。”（同上）

到元代，更隆重其封号，封东岳为齐天大生仁圣帝，南岳为司天大化昭圣帝，西岳为金天大利顺圣帝，北岳为安天大贞玄圣帝，中岳为中天大圣崇圣帝。（《元史•祭祀志五》）

明代，复返古义，洪武三年，太祖诏定曰：“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宋。夫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受命于上帝，岂国家封号所可加？今依古定制，并去历代所封名号。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明史•礼志三》）但此时，五岳早已完成了其从早期自然神向人格神的转变，民间信仰汹汹，崇奉有加，不可理喻，继续呼五岳为大帝。

国家对五岳的信仰，旨在保佑国运，希望这些通天之神，确实能起到其接地通天的作用，从而使天地人圆通为一，去除滞塞，天朗气清，万物兴茂，人心安和，最终达到国运昌盛、长治久安的目的。

作为个体的人，从百姓到官员，自然是关心自身及家庭的命运，希望威力无比的诸岳神能保佑自己福寿安康，家运昌隆，人丁兴旺，免灾祛难。至于那一位独一无二的个体——帝王，人间权位福禄已达极顶，再无可求，所以就只求长寿不死，最好是能身登仙籍。

在中国文化中，天作为“造化者”，如同西方文化中的“创造者”一样，既是原创者，必定是“决定者”，威力至巨，无所不能。

而苍天邈远，无所倚依，下手把握。于是，那看得见、摸得着的通天的山岳便成为实际的天的有形化身或显形代表，而受到崇信。所求，千言万语，其实不过一个字：“生”。困窘者求命运之神援以救助之手，而使其艰难人生稍稍有所改善，倘能豁然开朗，顿开新境，则更好不过；幸运者求继续保有其幸运，并传之子孙后代；帝王及修仙者们，则求造物主能格外施惠，而将那赐予他们的极为难得的一次性“生命”延长、再延长，最好永远不要收回。

世界万苦，苦之极莫过于死。一死，万境澌灭，全部终结。为此，特别是贵人们，畏死如虎，一想到死，便如五雷击顶，晕眩夺气。

由此，“生”的问题立即转化为“死”的问题，确切地说，转化为如何克服“死”的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在对五岳神的五花八门的信仰中，其中最突出的，倒是对东岳大帝作为冥间之主的信仰。

这是很有启发性的：本来，泰山作为五岳之长被崇信，是因为其绝顶之高，接地通天，因而获具“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之作用，即，是生之始原；而发展至最后，却归结为它的反面：死之掌握。

这一转化过程，大约起始于东汉。西汉尚无泰山主死的文献记载，在东汉墓中出土的镇墓券中，则有了人“死属太山”的说法。

这一观念，至魏晋时，盛极一时，而泰山神也便成为泰山府君，成为掌阴府、理万鬼的最高冥王了。以后，更与佛道二教混同一道、滚动发展，终至铁案如山，彻底征服人心，成为民间最为敬畏的一位威神。

道教说，泰山又名“天孙”，乃天地之孙，“主召人魂魄”（《重修纬书集成》卷五《孝经•援神契》）。

佛教本有自己的一套冥府系统，由地藏王菩萨及其下属阎罗王掌管冥府，一整套的善恶原则，一整套的机构设置，一整套的处置措施。与东岳大地的信仰对接后，互相渗透，混融发展，声威更著，镇慑人心。虽然明太祖诏令去除五岳帝号，而明清两代，东岳庙遍天下，并建立了与佛教地藏王菩萨的统属关系：地藏王及其下属阎罗王被统在东岳大帝的属下，再往下，是冥间诸司、科，牛头马面，群鬼狰狞，刀斧镬锯磨，百刑毕俱，让人汗毛倒竖，不敢直视。

只说山西蒲州的东岳庙：建在一座孤山上，远远望去，只见四面群山，峰峰童山秃岭，唯独东岳庙所在孤山，郁郁葱葱，松柏成荫，仙气蓊郁。这是怎么回事？当地人说，这都是因了一副对联所致：清末民初当地一位县长，为了有效保护山树，就借东岳大帝的口气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庙门上，道是：“砍我树木我不言，要尔性命尔莫怪。”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人敢动山上一根树枝，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一样；庙里的泥胎就更没有人敢碰了，而得完好保存至今。由此可见东岳大帝的威力。

4、贯通天地，联接父母

泰山，古书中常写作太山。太、大、天三字，古文通用，所以泰山也就是大山，天山。

在先秦古籍中的“四岳”（无中岳）及汉以后的“五岳”中，泰山都是诸岳之首，最为尊贵。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者，始也；宗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待，故为五岳之长，王者受命恒封禅之。”

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泰山之所以成为众山之最尊者，应劭并没有特别提到是因为泰山的高大雄伟，高耸入天，而却是因为，它有着“万物之始，阴阳交待”的作用。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出来，正复与上节“昆仑山”的命意完全相合，一脉相通，那就是：万物之所以创生，光有天地开辟还不够，还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即，有高大的天柱之山，连天接地，使得天地沟通，阴阳交合，方才孕生出世界万物，与男女媾合、孕育后代正复为同一模式。在这里，山与男性的生殖之根不仅在作用上是等价的，而且在观象上是同位的。在这一点上，中华传统文化中基原性的大山崇拜与生殖崇拜天衣无缝地合二为一了。

归根结底，五花八门、纷繁复杂的人类关心，无非是对人类自身的关心。而生殖关心，又成为一切人类关心的核心，成为中华文化系统中不可化约的最初和最后支点。

虽然外在的表达是：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子孙，有社会（《易经》语）；而其内在的意蕴恰恰相反：现实的夫妇，正成为“天——地”这一宇宙万物最大、最根源性夫妇的模本。

将人性投射到天上，反过来又以融涵了人性的天性来解释天性决定下的人性。于是，人与天，一切都混融为一了，天中有人，人中有天。

单线的因果链条在这里绝对不存在，也绝对无效。像古希腊亚里斯多德那样，把世界分析化约为“实体”和“属性”两样，认为后者由前者所承载、所发散，然后从地上追踪到天上，去追踪那实体的实体——本体，从而希图追踪到世界存在的终极原因，结果一切都排布好了，可就是运转不起来，最后只好由上帝伸一只手出来予以最初的推动，称为“第一推动”。从此世界得到发动，开始运转起来，永不停歇，而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一个世界。

不可以说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那是不能这样下结论的。但就感觉而言，我的感觉是，西方文化的冷峻的分析是强有力的，化生为死，化动为静，拆整为零，万源归一，不容人喘一口气，厉害！中国文化却是：化死为生，化静为动，林林归总，统统投入生命的整体流中，其对整体的直观、直觉把握，推开表面，直摄神理，同样让人惊叹，有力却并不冷峻，而是让人感到亲切！

于是土石堆砌而成的泰山，数千年绵绵不绝，成为最受中国人崇拜的神山，其根源，其神性，正复来自它所饱涵的人类精神的“生命性”。

这种意识，隐隐显显，从远古迤逦而来，到秦汉之际，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形式系统，远古的神秘传说，也便成了确凿的历史，这便是：封禅。

什么是封禅呢？封是祭天，禅是祭地。祭天祭地同时进行方为封禅，其实质当然是旨在沟通天地。

天高高在上，祭天自然要上到高山之巅，封丘为仪；相反，祭地则选在高山之下的小山丘，掘凹坑为仪。

历代王者封禅，据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有：无怀氏（伏羲前古王者），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周成王。他们祭天所封之山均为泰山，祭地所禅之山，除黄帝禅亭亭、禹禅会稽、周成王禅社首之外，其余均禅云云。此外，改朝换代，易姓而王者七十二家，他们是封泰山，禅梁父。——司马迁说，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成之后，欲行封禅，就问管仲意见，管仲于是讲了上面有关封禅的历史。管仲接着以“凤凰、麒麟不来，嘉禾不生”为由，劝阻桓公不要进行封禅这样的旷世大典，“桓公乃止”。

齐桓公是明智的。他完全弄懂了中国传统中所谓“封禅”的意义：那是一种至上的境界，一种天人完全和谐的境界，只有完全实现了这种境界之后，方才有资格封禅，即报天报地，举行天地人的大联欢。在此之前，任重而道远，人必须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去完成人现实的使命，去做好人该做的每一件事。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天人文化中，人处于怎样一种中心的地位，一种关键的“中介地位”。在天地人的大格局中，要紧的倒不是天地两极，而恰恰是处于中介地位的人。天地固然是最高的权威，但却不能自我达成绝对圆满：天是人的天，地是人的地，天中、地中先天就蕴含着人的构成，而此种构成又是如此地举足轻重，以至只有当人完全完成了其连接天、地的使命之后，天方才成为完全的天，地成为完全的地，而没有任何的不圆满。否则，天也会变色，地也会震荡，万物也会受伤毁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责任该由人来负。

反过来说，人，是天地的人，正像天地中先天就蕴含着人的构成一样，人中同样先天就蕴含着天地的构成。为此，作为人，只有惨淡经营，老实去完成其天定的使命，使天地达成圆满。这是人生来唯一的最崇高的使命，没有其他选择。就在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使天地达成圆满的同时，人也达成人自身的圆满。这时，宇宙的神境佳境，便到来了。

这样的文化格局，意识模式，造成了中国特别发达、特别具有顽固性的“忠臣孝子”观念，个体独立人格严重弱化，更谈不上权利意识。统治是极为严酷的，反抗同等地恶毒无情，但都是借了整体的名义进行。历史上频频改朝换代，易姓而王，造成一次又一次社会大分裂，大震荡，大流血，大崩解。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所求只是推翻旧王，换一位新王。干脆不要“王”行不行？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因为这太荒诞了，不可想象，就像想象人如果不要“父母”行不行一样荒诞无稽。面对暴虐的父亲，或暴戾的母亲（在中国的传说故事中常常是后母），作为子女，唯一能做的只是比常规更加倍的忠顺，以冀通过卧冰求鱼的刻苦功夫终于能使父母感化，有一天回心转意，回到正常。舜对少恩的继母和偏狭“盲目”（瞽瞍）的父亲，就是这样做的。

相比之下，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处，古希腊文化，则要痛快淋漓得多，完全要不得什么委屈求全，忍气吞声。暴君之父，必得被推翻，这在作为父亲他的儿子出生的那一时刻起，就已经成为注定，无可更改了。这就是希腊文化所信仰的所谓“命运”，那连神也无可奈何的至上的“命运”——

希腊神话讲，第一代天父乌拉诺斯，他与地母该亚结婚，生下六个子女，体力惊人。乌拉诺斯感到恐惧，每生下一个，就当场把他们扔到大地的最深处（冥界）。嗣后，该亚又生下十三个子女，其中一位叫作克罗诺斯，得到保全，终于有一天，用他母亲赐给他的巨大石镰，突然袭击，杀死了他的父亲，并将尸体砍作几段，投进大海。

克罗诺斯取代他的父亲成为新的天父，不曾想，他与他的父亲一样暴虐无道：他与瑞亚结婚，因为害怕所生子女就像他当年杀死他的父亲一样杀掉他，于是一当瑞亚生下一个孩子，他随即张开巨口将其吞入肚中，志满意得地说：“让命运女神的预言完全落空去吧！”

瑞亚眼看着一个个孩了被暴虐的丈夫吞噬，心痛难忍，便从她的母亲那里求得一计：当她在山洞里生下最后一个儿子宙斯后，先将儿子秘密转移，却将一块石头包起来送给克罗诺斯，克罗诺斯丧心病狂，看也不看，一口就把石头吞进肚里。结局可以预料：宙斯长大以后将他的父亲杀死，他自己当上了新的众神之父。

难怪弗罗伊德创立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最后得出这样的普遍性结论，认为：儿子天生恋母（俄底普斯情结），天生是父亲的敌人；在人的精神最深处，那黑幽幽深不可测的潜意识王国中，作为人的精神的绝对主宰——“力比多”，其原始动力和动机，就是要“杀父娶母”。

弗氏失在没能充分注意琳琅满目、情态各异的世界诸不同文化系统，而以西方文化一种文化样式为基础，研究所得结论，却宣布为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自然是太过于自以为是了。于是不可避免，他的弟子之一荣格，由于对东方文化更有偏爱，有更多的了解，在老师生前，就对老师的理论作了大规模的修正，取消了弗氏的“个体无意识”，代之以“集体无意识”。

中国的传统，与希腊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在希腊，子女被视为父母之间的“插入者”，是导致父母离异的原因。中国则恰恰相反，父母，作为一对男女，也许他们本来并不相爱，或相爱不深，而却因为有了子女，最终有了“情分”，终生不改。在这里，子女倒成了紧密联结父母的纽带，一种强有力的联键。

西方文化是二元对立的两极文化，任何第三者的出现，必打破既定的二元相持的格局，因而任何第三者对于既有的二元来说都将是一个不能相容的“异在”，是一种威胁。插入者必定要遭到排拒。

中国文化则是一种三相圆转的三元文化。在这里，两极失去了其本体的意义，第三者，不是作为插入者——一种“异在”，而是作为“中介者”——一种“同在”，而起着承上启下、关键的枢纽连接作用。

没有子女的一对夫妻，“膝下荒凉”，只有面面相觑，那被认为是很无聊的，甚至是虽生犹死、没有希望的。

同理，中国文化认为：没有人类的天地，天悬地隔，地老天荒，同样是没有生机、没有希望的。

抛开人，根本就无法体认天地，谈天说地。

子女担负着联结父母和谐共处的使命；人担负着联结天地和谐沟通的使命。

中国古人对此认识得是很清楚的。于是，像“封禅”这样的大典，最为神圣，他们是轻易不敢动此念头的——作了点子事就以为已然完成沟合天地的神圣使命，这未免也太狂妄、太不识天高地厚了！是故，像齐桓公那样的国君，功不可谓不高，业不可谓不大，但一经管仲提醒，也就放弃了。

但是，这不表明中国人对此减弱了兴趣，正好相反。秦汉以后，泰山成为中国历代帝王最为魂牵梦绕的一座神山，雄图大略、纵横天下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功成之后，都必上泰山封禅，舍之不足以表达其旷世功业；守文的君主如喜静好道的宋真宗，对此一样念念不置，不惜用贿赂的手段拉拢大臣，以达到一上泰山封禅的目的。

5、迷醉的秦皇汉武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统一中国，对于中国历史，确实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而就他个人来说，那心情一定是奇妙无比，有神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当然难与细人言说，那正如同打天雷给蚂蚁听一般。只有那苍苍昊天，才是合适的对话者。

天下已定，将万代不覆。有些人不满意，那不要紧，杀了了事。剩下的人，虫聚蚁合，当如同一个人一般，统统以秦王之心为心，以秦王之志为志，不会、也不敢有三心二意，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是的，旷古的伟业，旷古的理想，已经达成，就在眼前，此时此刻不去封禅、大报天地，还待何时？

于是，秦始二十八年，统一后的第三年，秦始皇东巡，队伍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从咸阳出发，绵延不绝，一路向泰山铺开来去。

来到山下，秦始皇召来齐鲁诸儒生博士七十人，共议封禅礼仪。这些个书生们，不改其敬天畏物的书呆子习气，却大煞风景，纷纷建言，说什么：“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史记•封禅书》）要秦王上山时务必小心一些，要用蒲草将车轮子裹将起来，以免车轮轧伤山上的土石草木。诸如此类，絮絮叨叨。秦始皇一听就烦了，什么一帮琐屑细人，一堆琐屑细事！于是以“议各乖异，难施用”为由，“绌儒生”，不得一道上山参与大典。随后，一声令下，劈出一条车道来，从山脚一直通向山顶，人嘶马鸣，车辚辚，马啸啸，气逼霄汉，一口气向泰山顶奔去。

不美的是，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行至中途，暴雨聚至，把上山的队伍打了个七零八落。秦始皇仓皇跑到一棵松树下勉强躲过这场恶雨，心感老松树蔽雨之情，当即下令封这棵松树为“五大夫”。接着，豪兴不减，一口气上至山顶。

文书们忙起来，奉命写出世界上最美好的文字；石匠们忙起来，叮叮当当将其刻在石头上，以颂始皇帝盖世之功，齐天之德。

天之“气”既已为秦王摄纳入怀，下一步，就是将此“气”移贯地上，从而使天地贯通，圆融为一，以秦始皇自己为核心，团团裹作一个圆溜溜的整体。妙哉此体！当初盘古开辟天地，使天地分离，从此创生人世；现在，在秦王手中，天地复又媾合为一。但是此合一却非当初那样的混沌为一，位在此天地合体其中心的秦王，也非当初那位茫昧的盘古氏可比拟。这是一种人文的合一，一种通过人文而把握宇宙世界的胜利！

秦始皇从山之阳上山，事毕，从山之阴下山。山下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包叫梁父，始皇帝复到梁父进行了祭地之礼——禅。

天地合体，一个全新的世代开始了！一种神的境界就算是宣告诞生了！秦始皇踌躇满志，感到再没有什么大事好做，于是，一甩袖子，率领队伍开到东海，他要到那苍茫的东海上，找到那不老不死的神仙们，拉他们来一道加入他的王朝——既然他的王朝已然成了神的天朝……

6、汉武帝上泰山

秦始皇东巡封禅，一方面当然是向天地报功，而其内心的个人动机则是志在通神，以求长生不死。但是昊天不悯，再过九年，秦始皇便死掉了，死在了巡行求仙的路上，河北沙丘，享年五十——这在医药不发达的那个时代，自然已不算是短寿，但却无论如何不能算是长寿。

汉武帝，在多方面与秦始皇极为相似：好动恶静，穷兵黩武，严刑峻法，疲惫天下，如出一辙；至于爱好神仙之道，多方觅求，至死不悔，则更有过之。后世秦皇汉武并称，不是凭空之言。

于是，方术之士，侥幸之徒，大行其道。奇思异想，连哄带骗，一旦哄住武帝，立即暴贵，位盖公卿，天下侧目。

为武帝宠信、曾红极一时的方士先后有三位。第一位叫李少君，自称有祛老不死之术，出入侯王贵人之门如履平地。一次，在武安侯、丞相田蚡府上，座中有一位九十余岁的老人，李少君就说：他与老人的祖父相识，当年曾一块儿游历，并将所游之处一一指了出来。其中有几处，恰好为老人儿时曾听祖父讲说过。众人闻听，一座皆惊。从此，李少君名声大噪，传入宫中，武帝亟召见，拿出一件古铜器问少君，少君脱口而出，道：“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史记•封禅书》）武帝让人仔细辨识铜器上的铭文，果系齐桓公之物！于是“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于是少君为武帝大讲一通祠灶炼丹之术：祠灶可致物，致物而后丹砂可化为黄金，以黄金为饮食可益寿，益寿而可见海中蓬莱仙人，见仙人之后，上泰山封禅，封禅之后，可得长生不死。——黄帝当年就是这样的。说得武帝心醉神迷，灵魂出窍，不知身在何乡，今夕何夕。正要依少君之术一一按规程去实行，不幸李少君却死掉了。武帝茫然若失，自己安慰自己：少君不是死了，而是化（仙化）去了。

李少君死后，又有一位方士，齐人少翁，获见武帝。这时武帝所宠爱的王夫人新死，武帝思念不置。少翁就为武帝行招魂术：在暗夜中布置一番，让坐在纱帐中的武帝看到了王夫人之形影。武帝大喜，立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巨大。接着，少翁在宫中展开大规模的祠神活动，要为武帝通神。可是过了一年多，也没能使神降临。少翁技穷，不得已，只好铤而走险：把一块写好字的“帛书”喂牛，让牛吃到肚里，然后在“偶然”间碰到这头牛，不假思索，立指牛说：“此牛腹中有奇！”武帝让人将牛杀掉，果然从腹中取得帛书，其文怪诞，莫有人识。而再仔细看，武帝认出，这不是少翁的手迹吗？一查，果然！于是诛杀少翁。

少翁死后，少翁的一位师兄弟叫栾大，入见武帝，与武帝交谈，口出大言，面不改色，说他能通神：“黄金可成，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史记•封禅书》）武帝心动，小试其术，栾大立即搬演一套棋子在棋盘上自相碰击的奇术：把磁石擣碎，用鸡血和起来，用棋子蘸着磨一阵之后，放在棋盘上，棋子有了磁性，相互吸引碰撞，煞是奇妙。武帝大悦，即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数月之内，身挂六印：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使，封乐通侯食邑二千户；赐列侯甲第一所，僮仆千人，车马器物无数；并招为驸马——以卫长公主妻之，带金万斤。一时间轰动整个京城，公卿巨僚，纷纷奔走于五利门下，震动天下。于是，五利将军来一番轰烈烈的铺排准备，说是要将海上仙人招来，但最终连个鬼影也没得见。武帝震怒，复将栾大杀掉。

而武帝长生之心不死，听齐人、九十余岁的丁公说：“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于是紧锣密鼓令诸儒生博士演习礼仪，又登上了高高的泰山，封泰山，禅梁父。接着赶到东海去寻找神仙，随从人员群起附会，好多人说看到了“神”——先行官公孙卿说夜见大人，长数丈；另一巨僚说曾见海上有一老父牵狗，倏忽不见。武帝高兴，即下诏，与天下人相约“更始”——为善去恶，从头开始。恤孤寡，赦罪囚，减免租税，倒也着实给疲惫的天下人带来一些实际的好处。只是先行官公孙卿不知得罪了哪路尊神，暴病一日，死在途中，使武帝心头不免掠过一丝阴影。不过不要紧，很快，武帝就给自己找到了合适的解释——他认为，公孙卿已见过仙人，是仙化了。

苍苍泰山，“造化钟灵秀”，真正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使得威震天下的人主也不得不匍匐在他的脚下，六神失主，唯岱是依。这都是因为他太高大的缘故：高耸入云，上与天接，能将天上的神的气息下贯于地，将地上人的心意上达于天的，就只有他了！如果没有他，那么，在空旷宇宙中的中国人必然成为一种孤立的存在，上不依天——天高悬于邈远的极处，下不亲地——只不过局促在几个地角旯旮里罢了，完全一个可怜虫，而找不到其存在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讲，泰山就现实地是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文化的实际支点，是他，支撑中国文化得以保持平衡：使人感到，人自己不是没有来头的，不是没有价值的，不是没有使命的，不是没有前途的。

7、唐太宗拒绝封禅

不论怎么说，唐太宗李世民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号可称为伟大的帝王。我这样说，不是因为他所建立不朽的功业，不是因为他宽怀大度，最能纳谏；而是因为，只有他，在做皇帝之前和之后，创业草创阶段和功成之后，始终保持着极少有人能保持的那种“清醒”，那种作为天地中“人”不论帝王也好、抑或伟大的帝王也好，所必当具备的对天地自然的“谦恭”，不狂妄，不得意忘形，自视为神。

贞观六年，群臣请封泰山，太宗曰：“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昔秦始皇自谓德洽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节约，刑措不用。今皆称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礼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足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数尺之土也？”（《旧唐书•礼仪志三》）

太宗之见识胸怀，可谓明达宽广。他所依据的，完全是中国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依百姓之忧乐为忧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民心即天心。

唐朝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朝，不是没有根基、没有来由的。

8、武则天最需要泰山

唐太宗不封禅，他的那份谨慎谦恭，并没能完全传给他的后代子孙。太宗死后，在紧接下来的高宗——武后朝，应群臣之请，特别是由于新当上皇后的武则天的暗中撺掇，高宗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泰山封禅活动。

但这次封禅，更主要的是一种唐廷内部的“政治事件”，那就是：武则天欲借此机会帮助高宗——当然也是为了自己，从那班太宗朝的功勋卓著的元老重臣手中收回权力，加强帝权（同时加强后权）。武则天后来终于夺得天下，成为一代女皇，其实在这次封禅大典中就早已埋下了日后生根发芽的种子。就此而言，这位早年太宗朝的宫女，武媚娘，她应当感激“泰山”。

9、唐玄宗祈福埋祸

另一位跟上泰山得福、得祸，因而不知是该感谢还是埋怨泰山的人，是玄宗朝宰相张说。张说是玄宗朝的中书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封禅大典特殊地热衷，“累日固请”（《旧唐书》），极力撺掇玄宗皇帝封禅。

这时，唐朝达到鼎盛，社会上下，普遍繁荣，许多外国使者云集长安，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先进发达的国家，长安成了世界文化的东方中心。唐玄宗李隆基是极聪明、极有才情、极有胆识、又极爱风流的皇上，听了张说的话，自然是一拍即合，正合了自己的心意。况且，客观地讲，他创立了空前繁荣的开元盛世，压倒前此一切世代，如果说，封禅的本意是“告天成功”，那么他该说是最有资格向天报告的了。

于是，立即布置了下去，准备大典，礼仪要什么样的礼仪，人员要怎样组织，等等。张说被授右丞相兼中书令之职，领封禅使，总管一切事务；源乾曜授左丞相兼侍中之职，为副。

张说首建封禅之议，又领了大典的总务官之职，自是风光得意得很。他本是一位才子佳士，但这时却失于计较，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乘机进行安插，或为供奉官，或为主事，安排一起跟圣驾上山，而许多本该参与此事的官员却被排除在外。人们对张说心怀不满，此外，那位源乾曜本不同意封禅，而未被皇上采纳，为此也对张说心存不平。

封禅事毕，凡参与大典的官员按例一律荣升一级，但是张说的女婿郑镒却骤升五级。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十二《语资》记：“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酺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旛绰曰：‘此泰山之力也。’”

由此引出两件事来：一是引出一个典故，“泰山”成了“岳父”的代称，至今延用；一是张说本人引致众人非议，许多官员弹奏张说，并节外生枝又引出受贿等种种复杂情节，越闹越大，皇上下旨，逮系张说入狱，接受调查。过了两宿，玄宗皇帝让宦官高力士去看视，高同情张说，就有意替张说说好话，回奏说：“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惧之甚。”又进言道：“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玄宗动心，于是罢去张说中书令之职，而没有加罪。（《旧唐书•张说传》）

封禅通神，以求获福，但张说先生看来是适得其反，由此却得了祸。也许他撞上的不是福神，而是凶神。

至于玄宗皇帝以及由他代表的整个唐王朝也是如此：玄宗皇帝的事业做得固然好，国家繁荣发达，如日中天，全世界都瞩目，封禅之后，更是连神也轰动了。由此，玄宗皇帝的倦怠之心也便滋生并逐日增长，日甚一日。终于物壮而老，由盛转衰，三十年后，爆发了那场摧毁性的“安史之乱”，云衣花容的杨贵妃被杀，五十年太平天子唐明皇落职，而整个唐朝也由此一蹶不振，再没有翻起身来，直至亡去。想想当年封禅大典那场面，那气派，那辉煌，真不由人不胜今夕之感，为之浩叹。而更觉出太宗皇帝的英明，非凡，确乎亘古一帝，无人能及：大概也只有他，是全心全意领会并忠实执行了那中国周秦以来确立的“我民即天”的文化传统；其他的人，不是无心无意，就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虚情假意，由是江山坐不好也就是当然的了。

10、宋真宗贿赂宰相

宋朝，开国之初，生存环境就有些蹙迫，边患的压力，自始至终，未能解除。经太祖、太宗两朝的苦心经营，总算初步有了个基础。到了真宗朝，真宗皇帝天资好，但人们却想不到：一个傻子做皇帝自是国家的凶兆，如晋朝的惠帝，分不清冬夏春秋，由皇后主政，招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国家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再如三国时蜀国的刘禅，到底将他父亲百千苦辛得来的江山断送了去。而由天赋好、聪明的人做皇帝，却也常常不是国家的福音：隋炀帝是最著名的好例，不必说了；另一例，则可举出我们正要说的这位真宗皇帝。

这话是怎么说的？其道理其实很简单：皇上天资一好，他自然不能安分，什么都想染指，心总是处在骚动之中，又想干这，又想干那，不得安静。于是国家便也跟着他一会儿东摇，一会儿西晃，躁动起来，不致乱不能罢休。

宰相李沆对这一点最清楚了，他是一位好官，有远见，敢负责。在真宗即位之初，有鉴于真宗的情况，苦心孤诣，想着怎么样杜绝这可能出现的危局。于是，他不断地报忧不报喜，今天天上出现灾星了，明天地上出现灾害了，后天边防有了军情了，等等，使得真宗总是处于谨慎应对之中，无暇胡思乱想，产生邪念。

但是，这样的局面注定不会维持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的平衡遂逐渐倒向皇帝一边。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讲文治的国家，文士地位很高，开国初太祖皇帝就立下铁牌，遗令后代嗣君不得杀士。这样，一向以“文死谏”为天职的文臣们，可就更其腰壮气壮得很，遇事犯颜直谏，与皇上死争，就是不改口，闹得皇上也没办法。真宗欲封刘氏为贵妃，一天晚上，派使者持手诏送李沆处征求意见，李沆当场将诏书烧掉，告诉使者说：“你就回奏皇上，说李沆以为不可！”（《宋史•李沆传》）真宗果然以李沆之不可为不可，未封刘氏。

李沆老了，死了。其他文臣一样不好对付，只是没有李沆那么厉害而已。这给真宗出了个难题，他想封禅，却不知道怎么下手。他料定朝臣们不会同意，首先，宰相王旦就不会同意。以权压制是没有用的，并且根本就不能这样做，宋朝没有这样的传统。真宗想来想去，最后觉得，只有用贿赂的办法来软化王旦，“遂召（王）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金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不复异议。”（《宋史•王旦传》）

王旦其实也是一个好官，但不像李沆那样刚烈。现在，皇上竟然向他行贿，那么他还能再说什么呢？向来，连庶民百姓都是吃人嘴短拿人理短，他是又吃又拿，并且对方是皇上，那么他也就只好闭嘴！

封禅大典于是大规模地展开。大中祥符元年十月，通令全国禁屠一月。人员，车马，仪仗，组成一支规模盛大的大军，浩浩荡荡向泰山开去。到了泰山，从山下到山上，两步一岗，夹道排列。真宗庄严肃穆上到山顶，依礼燔祭，初献，亚献，终献，然后向天称臣，诵读表文，礼成；再下到泰山旁边的小山社首祭地，而完成了这一规模空前的“天人合一”盛典。往返前后总共用了四十七日，耗费巨大。

由此打开了一个缺口，在真宗的表率下，全国风气大昌，掀起一股崇神拜神的狂涛，势不可挡。今日这里献瑞，明日那里显灵；与当年李沆所倡正好相反，报喜不报忧，祥瑞成潮。真宗推波助澜，乘机大规模开始兴建宫观，一处又一处，金碧辉煌，刻金镂玉，所费财力，何止亿万。由此使本来就不太强盛的宋朝愈陷入贫弱的劣境，终有宋一代，未能翻身。

这时王旦想起了李沆。李沆当初为宰相，王旦为副（参政），李沆告诫王旦说：“人主年少，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此参政他日之忧也。”回想这些话，当年虚语，今日现实，王旦不由浩然感叹道：“李文靖（沆）真圣人也！”（《宋史•王旦传》）可是已经晚了。

这段历史，并为后世史家所浩叹，元丞相脱脱领衔所修《宋史》曰：“真宗，英悟之主也。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渊既盟（与契丹订立和约），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崇神活动），一国君臣，如病如狂然。吁，可怪也！”（《真宗纪》）

说怪也不怪，真宗固然特别有嗜于祷祠之事，而他能煽动全国上下崇神成潮，如病如狂，所依据的恐怕应该是全国性的民族心理，那就是：数千年来所形成的对天的崇拜，对“天人合一”最高境界那视同性命一般的渴望。

11、明清不封禅

宋真宗封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正式封禅，明清两朝不封禅，只以祭五岳的常礼祭泰山。这标志着，明清两代，历史已进入“近古”的范畴，与中古以前相比，毕竟有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少了一些以往的质朴、狂信，多了一些“文明”——这所谓文明，多半是一些教化性质的“文饰”，弱化了信仰的原始性，却强化了行为的政教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初，太祖定制：承汉唐千余年间合祭天地一贯之制，太祖亲制祝文有曰：“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遂定每岁合祀于孟春，为永制。”（《明史•礼志二》）到了明末，明世宗主张分祭天地，与乃祖持论正好相反，他说：“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共享祭物。牢，太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明史•礼志二》）将天地比作父母，犹或情有可原；而一旦由此推论天地为夫妇，就绝对不可以了，因为这样一来，那庄严神圣的天地就成了男人和女人，势必要行男女之道，不免堕入下流，当然是“亵慢已甚”了。中国古老的男女生殖信仰，受到了当时实用政教的压制，这标征了，封建礼教对人世统治的强化。

12、千山万峰上入天

自然物，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格。若问“山”在中国文化中的基本品格是什么？那么首要的便是：天柱。不周山——昆仑山——泰山，一系相贯，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中国家一级的“天柱系列”。在地域文化中，事实上，所有的山峰都这样那样地充当着天柱的角色，发挥着贯通天地的重要作用。

山，立基于地，是地的一部分；又通向天，成为天的一部分。由此产生了中国文化对山峰的一套完整的命名体系——

中国文化认为，山的最高峰已达“天界”——这是一个不同于凡界的全新的界域，它与后者既是连续的，又是分隔的，其连续和分隔的“临界点”便是：“天门”。

江苏花果山，浙江普陀山，山东泰山，河南嵩山，湖南张家界，湖南衡山，陕西华山……都有“南天门”。如人间衙门朝南开一样，天界也多是天门南开（泰山并有中天门和西天门）。

跨过天门，便标志着进入天界，种种自然景观也便成为天上景观，如辽宁千山有七重天、九重天、天外天，安徽黄山有天都峰，福建武夷山有天游峰、天心，泰山有天街、玉皇顶，等等。

而山上的湖水自然也便成为天水：吉林长白山、江西庐山、新疆天山、陕西华山，并有“天池”。庐山的天池还分为小天池和大天池两处，华山的天池称为“仰天池”，广东鼎湖山上的池水称为“天湖”。

先秦用以祈神通神的物殊建筑“台”也广泛被移用过来，命名山峰：浙江有天台山，安徽九华山有天台正顶，华山上有摘星台，衡山有望日台，山西五台山并有东、西、南、北、中五台。

在人们上山时艰难而又奇妙的跋涉中，随时都能体会到，这的的确确是在“上天”，他们脚下的路，就是天路：华山有上天梯，千山有下天桥，张家界有天桥。

“荡胸生层云，绝眦入归鸟。”（杜甫诗）仰望那高耸入云的巨大的山体，一向那种天悬地隔的平地上的感觉顿时瓦解，而深切感到：地与天，的的确确是相通的，那贯通天地的山，的的确确就是天柱：安徽有天柱山，天柱山上有天柱峰、天柱松、南天一柱；衡山有天柱峰；张家界有南天一柱；武当山有天柱峰；海南三亚市临海的沙滩上兀立着三块巨石，两块分别镌刻着“天涯”“海角”，另一块高大独立的圆锥形巨上刻着“南天一柱”。

“天柱”，已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它不特真的像柱子一样为中国“天地人”文化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结构支撑，使天地人得以融为一体，而为人的存在提供了宇宙论的存在依据；而且也为个体的人的生存提供了精神的支柱，使人觉得，天道虽然邈远，但毕竟与人是相贯通的，为善为恶，冥冥中确乎有一只“天眼”在注视着你（浙江有天目山）。如果你确信自己的行为是属于善的，那么你就放胆去干吧，不论如何艰难困苦都难不倒你，压不垮你，因为你深信：正义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天与你同在。毛泽东当年有一首词《十六字令•山》这样写道：“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就是从“天柱”信仰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他后来的成功不是无缘无故的：西方的社会理论给了他最锐利的分析的武器，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他倚天而立、百折不回的精神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