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历史的主题

从商周开始，中国便确立了农业立国的基本格局，以后越来越得到深入的发展，终至于彻底定型，再也无法动摇，直走到它的逻辑终点，迄今三千年，而刚刚起步开始转型。

农业立国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以土地立国，以农田为建立、维持和发展国家的基本资源。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土地资源的建设。其二是耕作者即农业劳动力的人口基础。其三是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体系的建立。有了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方始具备农业立国之基础，得以农为生，一方土地养一方人。

历史的进程表明，其中第三方面的问题，即农业工具及技术的问题，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从来没有成为历史发展本身关注的中心焦点。这不是说它不重要，可以忽略不计；而是说，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即已获得了解决：犁，牛耕，水利，季节知识，这四项农业的基本工具及技术体系，远在周代即已建立起来，以后的问题不过是逐步予以完善，而完全不构成历史进步的大的障碍，当然也就未成为历史关注的焦点。

成为焦点，而为历史长久关注解决的大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土地和人口两项。可以认为，土地与人口的问题的解决，实际便构成了一部中国史。差不多中国文化的所有实际问题，都是由这一基本“历史课题”所引发、衍生而来。这一基本历史课题塑造了中国历史，也塑造了中国文化本身。

20、土地匹配人口的社会控制系统

土地与人口匹配为一体，确立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群体的建立、维系、保卫及发展，都是在这一结构的支撑之下展开、进行的。

首先，这成为一种生存系统，并适应此一生存系统而成为一种社会管理系统。

无论动物还是人，生存，本质上表现为对生命资源的持续稳定的占有和摄取。为此，在大型兽类，常见的方式是，对一定地域的持续占有，不容侵入，必要时，不惜以武力予以保卫。那是通过无情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来实现的，弱者必须灭亡，没有什么可怜可惜。由此，动物群体，总是维持在一个大体不变的适当规模上，超过规模太大，即不能维持，或者自然淘汰，减缩其规模；或者分群而处，去寻找、占有新的领地。其群体规模之大小，正与兽王一己之个体体能力量相匹配。兽王对其属下每一个成员的统治，都是直接的。

但是人则不同，不仅有体能，更有高级意识，借助意识对物质的真正超越，而发明了“分层管理”，彻底摆脱了动物群体那种王者对每一个体成员一对一的直接管理模式，这使得人的“组织力”几乎扩展扩大到无限。

结果是，人组成了社会，社会的规模也几乎可以无限地扩大。在这张社会组织网的两端，国王和百姓之间，是无数道中间管理环节，而将两端的距离拉至几乎是无限遥远的程度。

但不论社会控制中心与社会被控末稍之间的距离如何遥远，社会组织的规模如何广大无边，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其社会的基础，依然是土地与人口的合理匹配，以此保障生存；社会的一切组织，不论其多么纷繁复杂，都无非是这一核心结构的充分展开而已，为有效维持、维护这一核心结构服务。

21、自然地域，由开放到封闭

中国三代先古社会，实行“贵族分封制”：将成片的疆域，连同此域内土地之上的民众，一并分封给诸侯，多个诸侯，各治一方。在诸侯之上，立一“天子”，成为各诸侯的共同盟主，最高仲裁者。

其时人民未多，地域广大，故而生存的矛盾并不表现在土地的不足上，而是集中表现在人口的不足上。多数部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实以争夺人口为主题。既然土地是开放的，尽有广大的荒野让人去占有、开垦，则一个族群其对外的实力，也便集中表现在人口的规模上：有人便有力量，人多便力量大，便能在与外族及自然的争胜中更有把握占据优势，以保障本部族的生存。而一旦战败，土地家业，统统可以抛弃不要，只领着自己的人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别觅一块生存之地即可。

但是，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天下地域一点点被占去，终于到了周代的时候，走到了它的极限：天下疆域，业已被占据完毕。

这一下可非同小可，问题发生质的变化：原来开放式的地域，现在成为封闭的地域，天下一切的问题，必须在此封闭的系统中予以解决，再不可能一迁了之。

于是，有两个重大情况由此发生——

其一是，既然土地的规模不可能进一步扩大，总量已被最后封闭，则尽可能从既有土地面积上提高其产出，便成为目下根本的出路。——这意味着，必须进一步改进、完善农业生产工具及其技术。这一点，在周代的前半期（西周）业已得到完成，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即前面提到的农业生产四要件：犁，牛耕，水利，季节知识，为日后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奠基。

其二是，既然天下土地业已被分割占据完毕，要想扩展，只有从别人的手中去夺取，而自己的土地也随时有被别人夺去的危险，于是，土地之争，在各地域群体之间，即各诸侯之间，便成为生死存亡之争，绝没有后退、缓和的余地。

以上两项，同驱共进，至西周末，其中第二项遂一跃而跨到历史的最前台，成为社会的最大矛盾所在：对土地的爆炸性争夺，拉开了诸侯之间暴烈冲突的大幕，混乱失序、“无道”的春秋时代来临。

22、常数与变数

土地加人民，构成地域群体力量的绝对值。这力量，便是“生存”之保障：不仅表现在对外竞争、保国卫家的国防安全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地域内部通过地方调济以抗御自然灾害的方面。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表明，“土地加人民”这个量越大，国家的安全系数也就越大，生存越有保障，

但是，“土地加人民”这一律式本身，土地与人民之间，是按比例匹配的，多少土地容纳多少人口为最佳，人口太多，土地不足，不仅不能提高国家对外的“有效力量”，相反还会造致内部矛盾的加剧，而使之降低。国家将不得不被迫拿出额外的精力与财力，来千方百计解决如何养活这许多过剩人口的头疼问题。

而土地是常项，人口是变项。土地数量一定，人口数量却在持续增长之中。总有一天，人口的历时结构将胀破土地的共时结构，社会出现生存危机，既有土地占有秩序、乃至整个国家体制将随之出现危机，不得不大规模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调整。

历史表明，经过西周三百多年间的社会持续安定，人口由以持续增长，至春秋时代，终于土地与人口匹配失衡的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土地不足，成为了当时各诸侯国的普遍问题。

于是，为确保生存，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土地争夺战。事关生存，传统的道德律条是再也无暇顾及了，而被孔子抨击为“春秋无义战”。这其中，的确没有什么道义好讲，你去死，我来活，生存之道成为了唯一的最高道义。

一批小国家率先被挤跨、吞并，成批的诸侯国灭亡。最后，连“天下”之最高权威、道义之最高化身的周天子也被吞灭，只剩下七个大诸侯国。周朝正式灭亡，战国时代开启。这同时也意味着更大规模的争夺的揭幕：原来派几千几百人一夜之间占领一个国家的事是再不会有的现象了，代之而起的是动辄兴兵数万、数十万的空前规模的战争。战争的目的只在“争城割地”——依然是土地问题。

浓云厚积，决战的条件早就已经累积到临界状态，是任凭谁也无法改变的天命了。虽然出现了一些外交英杰，将人类可能有的智慧及舌辩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而演出一幕又一幕计谋与外交的活戏，而使得历史在某些时刻的确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合，但戏终人散，历史仍按着自己既定的必然律一路开去，绝不回头。

七国终于合并为一国，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在血与火的燃烧中呱呱坠地，宣告诞生。

以后，土地与人口的问题，就只是这个大一统国家其内部如何解决的事了。

23、统一：时代的主题

事实很简单：既然土地的数量已定，既然土地决定生存，则对土地的争夺便成为没有妥协余地的争夺，直至“最后的结局”产生为止，这最后的结局就是：不是争夺者同归于尽，就是合并为一个“统一体”，以此消除矛盾取消竞争。前者当然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选择了后者。

其实，表面上极为混乱的竞争，正内在地是一种对“寻求秩序，结束竞争”的呼唤。而统一当然是对这种寻求与呼唤的最终回应。

因此，在各诸侯国全力投入竞争以求最后结束竞争的历史结局的同时，“思想”在同步寻求同一个东西，寻求统一秩序的建立。诸子百家，言人人殊，如同列国之间摆开的战场一样，在这里摆的是思想的战场：互相攻讦，口诛笔伐，一派必欲铲灭对方而后休的架势。孔子诛少正卯，甚至到了不惜肉体消灭敌对思想家的地步，其斗争之激烈，正不异于实际战场上的战争。然而，诸家所寻求的，却原来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建立最后的秩序，结束混乱，骨子里没有例外都追求的是统一。

儒家、法家主尊王，主确立天子的最高权威，希望通过此最高权威来统一天下，建立均匀美好的人间秩序，儒家建立礼制的秩序，法家建立法治的秩序。

道家，向来人们以为是主解散国家、将所有人放归自然的，大错特错了。道家是主张“自然”：各人过各人的生活，少干涉，少摩擦，自然无为，清静淡泊。但人们忘记了：为实现这一理想图景，道家事实上提出了怎样的手段。把道家看作空想家，那就太低估了道家的智慧。把道家看作诗人，那不是道家无能，是看事者眼昏。

老子庄子不是白日做梦的说梦人，他们心里要什么他们是清楚的。事实是，是后世解老释庄的人梦中说梦，都搞错了。他根据老庄“小国寡民”“清静无为”等片断，便以为老庄主张散国回家，回到丛林里去，真是南辕北辙！

老庄实在也是尊王的，只不过，他们所尊的王表面上不是权力权威的王，而是道德权威的王，是圣王，这圣王通过自身的道德表率，率领天下一道回到自然。老庄从来没说过，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怎样怎样，天下最后达致理想。相反，老庄从来都是把希望寄托于圣王身上的，希望通过他们的作为——无为，而使天下回到“自然”。

自然，也是一种人间的秩序，也是需要人来维系的！不是：所有人都如鸟兽散，变作了树林里的蝴蝶，各不相关了事。

怎么样维系呢？当然是：当发现有谁竟然不安于自然，而从自然中擅自走出，变无为为可恶的有为时，那么圣王便有责任对此破坏秩序者予以惩处，将其一拳捣回去！——这说得是有点简单化了。具体说，道家是最讲“术”的，即治术、权术、谋术，以虚为实，以退为进，以无为有，以柔为刚……这一套，为后起的法家几乎全盘继承，成为法家谋国治国三手段“法术势”中最厉害的那个第二手！就此而言，道法其实是一系的，而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也的确奉老子为鼻祖，有史可查。

实在，也不必那么复杂，欲判别道家的真实本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只常识性地问一句：道家既讲“无为”，那还要那么复杂幽深的“术”干什么？

道家讲无为，也讲术，都是讲给王听的，不是讲给细民百姓听的；是讲给王听，教王如何去治理细民百姓，使得细民百姓最终退出争竞而死心塌地安睡于无为。

只可惜，王没接受道家的无为，却接受了道家加法家的术治。于是，王者的实践，学人的理论，二者相结合，滚动发展，遂成为后世中国为王者所乐用、长盛不衰的一套统治模式，一种极凌厉好用的统治术。至其极端，则干脆演为一种阴谋，叫人怵目惊心，毛骨悚然。

对此，古人本看得极分明，班固《汉书•艺文志》有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在班固之前，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综述“六家”，一概指为“治术”，没有例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述乃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止务治者也。”司马谈接着说——

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家：“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为本，以因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声者谓之端，其不中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掩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用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也，何由哉！”

总之，诸家所求，其实都务在“定天下”“治天下”：儒家以仁礼，法家以法术，阴阳家以天道，墨家以道德，名家以名实，道家以道术，纷纷声言天下应一统于他们各自所主张的仁礼、法术、天道、道德、名分、道术之下，一劳永逸，安治天下，永创天下太平之局。

由是而知，诸子百家，建言立论，均以统一天下为主论，旁涉他域，副论也。

诸子在理论上探求呼号的事业，最后通过秦始皇的手，得到实现。而他们各自所主张的仁礼、法术、天道、道德、名分、道术，秦亡以后，在西汉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强有力的综合，真正殊途同归，被整合为一体，成为了以后中国文化大船的龙骨，长久地为中国传统社会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思想武器。

在此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无论以哪种道术统一天下，安治天下，一个首要的前提必须首先予以确立，那就是——权威。权威的思想必须转化为思想的权威，转化为社会的实际控制力量。——这一点，又是为诸子百家所共同主张。这一转化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中国社会由分割走向统一的过程。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西周末年开始，由天下土地业已被分占完毕、土地争夺成为社会生死矛盾的焦点所引发的：一方面引发了社会的战争，一方面引发了思想的战争，两个战场上的战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没有妥协的余地；都是在追求一个至上权威的产生，这至上权威既是“社会的王权”，同时又是“文化的王权”，以求在这样的至上王权的权威约束之下，而达成社会生活的永久安定，结束混乱。

诸子百家自由探求，建言立说，均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定于一尊，以此达成最后的统一。而当他们所追求的统一真的到来时，他们自由探求的结果是，由探求终止了自由。

于是，从秦汉开始，旧的商周贵族分封制彻底被埋葬，高度中央集权制在中国诞生，从此成为定制，直迄于今。

这种制度，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一种关于“土地的秩序”：土地国有，行政控制，用行政的强力分配土地给天下人耕种，使天下绝大多数人直接间接得到或大或小一份生存资源，从而最终实现传统文化赋予“国家”的含义：养民——治民。漫长一部中国历史，其优点与缺点，辉煌与恶劣，都可以、也只能从这一基本事实得到解释。

在这个意义上讲，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一例外都是关于国家的学说，关于土地的学说，是他们的政治论。他们的广泛探讨，关于人的学说，关于道德的学说，关于逻辑的学说，关于科技的学说，乃其副论。

考察世界范围内所有的文化，只有纯粹的宗教与诗，是专用来建设人的。其他所有理论都不是专用来建设人的，只是旁涉到人而已。道德，是用以建设人伦的（人际关系），哲学是用以建设思维的，科学是用以建设工程的，政治是用以建设国家的。

夏代不论，从有文字记载的商周开始，中国从来没有过发育完备因而比较纯粹、独立的宗教，只有许多宗教的片断，作为国家学说的副论而存在。这其中最主要的有：儒家的仁礼忠信，道家的清静无争，墨家的道德兼爱，阴阳家的顺天敬时，等等。

中国文化，以国家文化为主论，建设国家；以道德文化为副论，建设人。前者为其政治论，后者担当了宗教的职能。前者的发育远远强大于后者，后者因总是处于配合前者的地位，其发育是不完全的，更是不彻底的——它从来没有发现不带定语的纯粹的“人”，它建设人的终极目标是把人造就成“圣人”和“君子”。君子，仍然是带定语的人，即社会人。而圣人则事实上成了俗世的皇上，他是君子的主人。

24、两只车轮

中央集权制，在传统中国，其最终归结，归结为一种土地秩序。它成为了传统中国解决土地争夺、也就是生存争夺，保障社会群体的共同生存，最有效的制度，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

但是，要维持这项制度，这种秩序，却是至为艰难的。其间经历了多少战乱，付出多少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真是难以计数了。

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特别的爱造反，爱打仗，而是因为——还是那个老问题：人口增长，土地有限，常数与变数的矛盾。

商周以来，中国建立了以农业即土地种植为根本的生存体系：一家一族，占有一块耕地，昼作夜息，春种秋收，繁衍生存。这种“定居农业”的生存方式决定了，“繁殖”不仅成为了生存的手段，而且就成为了它的目的，以至可以径直说：繁殖就是生存，生存就是繁殖，二者一体，互相推助，互相圆转，合成为同一件事。

这是容易理解的。要保障生存，必须大量繁殖：一是土地之上粮食作物的繁殖，一是耕作者自身的人口繁殖。只有依靠大量的农作物的繁殖，提供足够多的粮食，才能保障种植者自身的生存。只有大量繁殖人口，才能战胜天灾疾病、战争伤亡、男女不孕等多种自然及社会灾害，保障家族种系永续不绝，为农田提供足够多的劳动力，从而保障土地持续得到耕作种植，永不荒芜，在此一方土地之上，人的世界永远是一派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一句话，“繁殖”，成为了由人与人工栽培作物合为一体的此一生存系统得以持续存在不灭的根本支点。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存就是繁殖。

由此，越来越多量的作物繁殖，要求越来越多量的人口繁殖，以保障足够量的劳动力提供；越来越多量的人口繁殖，反过来又要求越来越多量的作物繁殖，以保障足够量的粮食提供。两个“繁殖”于是形成一种互相追逐、在追逐中求得“共保”的态势，哪一方也不能停下来。

结果，两个繁殖成为了传统社会的两只车轮，共同撑起社会大的厦，缓慢地向前开动，而创造出此一社会灿烂丰美的文化。

文化转而对其所自来的基础，予以全力维护与赞扬，为其铺路开道，为其保驾护航，务必确保此二车轮长久滚动，不要断了幅，折了轴，出现任何的故障。

一套完整细密的“生殖文化体系”由是被越来越编织得更为细密完整：天子是为天下“第一农夫”，身体力行，倡导耕作；皇帝皇后为天下第一夫妻，由皇上率领后妃敬祀天地（天下万物生殖之总父母），敬祀高媒神，倡导生殖。整个行政系统乃至天下所有人，都跟着皇帝，浩浩荡荡，奔趋“繁殖”，一则繁育作物，一则繁育人口。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安稳静谧的农业生存方式，得到特别的保护与赞美：白天，是静谧的田园；晚上，是静谧的农舍。在此绝胜绝美的田园与农舍之中，新的生命不断被孕育，创生。二者合为一体，真正互为自身的对应物：田园对应着农舍，农舍对应着田园，田园的永不荒芜与农舍的永不颓圯，人字形结构，互相支撑，形成稳态。

两个繁殖，在文化上干脆就合为一个，可以互相喻代甚至指代：所有的农作物，什么瓜果梨桃，五谷杂粮，哪一样都作为生殖的果实转而成为生殖的象征，尤其在婚礼中被广泛使用，以求得多子多孙的大吉祥，所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诗•大雅•绵》）而人的生殖，复可将其神力转移给作物，在作物生长过程中拔节开花的关键期，民俗中有让年轻夫妇共宿于田间的神秘仪式，以助粮食作物的丰产。

当然，二者亦有矛盾的时候，文化于是予以有效的协调，务使双方不要互相妨害：在农忙季节特别要劲的时候，民俗要求年轻媳妇不要修容打盼，好让丈夫全力投入农事，勿将精力分流于房事；而当农闲的时候，春暖花开，百物复苏，文化便鼓励男女互相结合，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地官•媒氏》）

总之，此一种生存方式，既是一种以生殖为手段兼目的的生存方式，又是一种特别适合于生殖的生存方式。生殖就是效率，就是善，就是美。

25、循环

如此追求生殖，将其无限制平面推进，不可避免终将遭遇到它最后的极限，使推进受到最后的遏阻。这极限就是：土地是有限的，不可能为无限生殖提供出无限开放的无边基地。

结果，土地越来越趋于严重的不足，便成为此一社会及其文化的不可解决的死结。社会的所有矛盾，归根结底，最终将统统汇向土地不敷使用这一难以疗救的病灶上来，而集聚，而爆发，最后炸裂既有生存系统，掀翻社会。这就是所谓：人口的历时结构（历时增长），胀破了土地的共时结构（家户平均占有土地）。

社会的应对手段不过两项，一项是硬件的，即不断新增土地开发：开发荒地，开发林地，围湖造田，等等。与林草争地，与水争地。这解决了短时期内对土地的需求，长远说来，却恶化了环境，造成水土流失，荒漠化，湖区蓄洪能力下降，河床增高，等等，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更加剧了生存的压力。另一项是软件的，即文化的，而使两个口号变作两个最万众一心的文化号召，这两个口号便是平均与节俭，它成为了万众认同的最高道德律则。

但显而易见，这两项应对当然不具有根本解决问题的力量。它只是一种勉强维持的手段，一种暂时缓和矛盾的手段。总有一天，矛盾的集聚达到极限，那时，有大片居民失去生存的保障，不能活了，任哪一种手段也无法予以解决，于是，社会被炸裂，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全面铺开。

战乱像洪水一样，几乎每一次都总要波及全疆域中的全体居民，尤其是那些土地肥沃平旷、生存条件优良因而居民稠密的富庶地区，更必被深深卷入——为争取这一地区的粮食与人丁而支持战争也。

战乱过去，社会陷入普遍的萧条，人口大大减少，大片土地成为荒地。而争得王位的胜利者，在此基础上于是从容颁行一套重新调整更订过的土地及税收制度，把所有的居民尽行予以安置：安置到一块一块的土地上，开始了耕者有其田的、得到了生存保障的新生活。社会于是很快忘掉了刚刚结束的战争的创痛，从上到下一片欣欣，朝廷也欣欣——为其得到了天下，民众也欣欣——为其得到了土地。整个国家，一片从头开始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新景象。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此时，社会的道德状况也特异地奇好：人人纯朴，个个良善，真仿佛是经过了战争的大洗礼之后，将社会人心普遍地洗涤了一遍，大家都换了一副心肠似的。民众高度认同并感谢新统治者，以为真的救世主（真龙天子）现世。新统治者也极尽抚慰民众之能事，说新王朝的诞生也有他们一份功劳，这天下是朝廷与民众共同的。上下一片的协和。

其实呢，这只不过是，战争像一把利刃一样，一刀将前朝积累了数十百年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及人事纠葛给斩去了，像做手术似的，把社会病累给清算了，因而使得新朝之下社会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纯化：没有了恩怨，没有了仇恨，有的只是“全民更始、咸与维新”的好心情，恶梦终于结束、新生活终于得以重建的渴望和憧憬。放眼望去，似乎所有的人的面前，都是广阔无边的发展前景，谁也不会妨碍到谁，倒会相互帮助。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人怎么会不变得格外温和善良了呢？

然而这一切却只是一种暂时的幻相。

社会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发展。这意味着，其实是将前朝曾经走过的路重新再走一遍，只不过，眼下所在的位置是在路的开头一段，因而格外好走而已。随着“新生活”的建设步伐渐次拉开，渐次迈入历史的纵深，各种社会关系也得到重建，并且愈来愈充分发育，枝叶繁茂，盘根错节，而成为“旧的”乃至“老的”社会关系，成为负荷越来越沉重的社会关系，新生活便也成为旧生活乃至老生活，新社会成为旧社会乃至老社会，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民众与统治者之间，从起初小的不协调，愈来愈发展为大的恩怨，累积为不解的仇恨，最终再一次引发社会的自我爆裂。

纷争的起因，总不过为了占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土地。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人”的欲望天性所然，更根本的却在于人口的增长，使得人群越来越密集，人均生存资源越来越不敷使用所致。人口的历时结构胀破土地的共时结构，前朝的传说故事重新排版，一点一点准备着，即将重版发行于今朝。

26、贵人多占地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秩序即土地秩序的制定者、维护者兼最高仲裁者——王朝政府，社会权力的最高掌握者，社会的主宰者，一方面——表面上——固然是在尽力维持既有的秩序，另一方面——根本说来——却又是争夺生存资源的最强有力的参与者，因而也是使得社会关系越来越走向恶化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

这倒不是说，作为统治者他们本人的人性怎么样格外的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统治者，他们本身也是一个生物群体，并且由于他们的强势，他们成为了一个最“密集繁殖”的群体：他们在他们的头领皇上的率领下，每一个人都娶成群的妻妾，犹如兽王率领一大群雌兽一般无二，吃最好的营养，营建最好、最适于性交生殖的场所（完全不同于农舍），不受农忙农闲的干扰，绞尽脑汁别出心裁的性刺激精巧设计，而使得他们几乎不分昼夜极为频繁地进入性亢奋状态，进行着为文化所大力鼓励的生殖活动。

结果是，他们的后代也就真的瓜瓞绵绵，大瓜连小瓜，一嘟噜一嘟噜串着往出生，每一位贵族男人，不生出十几、几十个子女来就不算正常。至于皇上，王爷，就更多。

问题在于，这每一个新生儿，可完全不同于降生于农舍中的农家儿，他们生来就是贵人，要占有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倍于农家儿所拥有的生存资源。当皇宫里一个孩子呱呱堕地之时，即意味着也许一个县的土地将被挤占；当王侯将相府中一位产儿呱呱堕地，也许一个乡的土地将被挤占。如此按比例排列下去，整个统治者贵族群体，就会排出一张极可怕的“预占土地表”来。而且，这贵族人口的出生及土地的被挤占，甚至不是以马尔萨斯的“几何速度”进行，即一生二生四，而是以超几何速度来进行，那是以一生十几的速度来递增。

固然，“国家政治”作为一种权力，总不能随着贵族群体的迅速暴增，便也将“权力”无限制地稀释分派出去，分派给贵族群体的每一位后代；那样的话，很快就会将“权力”分派尽净，如水渗入沙地，国家也就不能成立，中央集权式国家尤其不能成立。

于是，有了越来越激烈的政治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使一部分贵族掌权者被挤出权力的圈外，有些甚至被肉体消灭。国家以此来维持权力的集中，有效。否则，统治者将自我消蚀，最终谁也沦为无权。

这抑制了贵族群体的膨胀的速度。然而，却并不能根本消除其越来越走向膨胀的总趋势——至少在经济上。回顾历史，哪一个王朝，一二百年过去，至王朝末，都产生了一个极为庞大的贵族寄生群体，汉、唐、宋、明、清诸大王朝都是这样。

结果，一个贵族占有生存资源抵得上几千几万平民，将大量土地占去；与此同时，民众的人口也已然暗中增加到了一个就要突破极限的数字，生存危机开始叩门。再往前跨一步，社会暴乱立即爆发！

几乎每一次社会暴乱，民众的愤怒都将矛头指向官府，指向整个贵族群体，指向大土地所有者。那口号就是：“分土地，均贫富。”概括了从秦汉到二十世纪上半期一切农民斗争的根本指向，没有例外。

为此，面对历史，我们还不能感情用事，把造成民众贫困的根本原因指为统治者的“骄奢淫佚”。那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的。根本的原因在：人口的历时增长炸破了土地占有的共时结构。这其中，皇上领头的贵族群体的人口增长，为尤其强有力的因素。

27、水涨坝高

为了使如此人口众多、人口与土地如此不成比例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越来越加强国家机器的政治强力，以超级强力强行约束汹汹人群，使之保持镇定安静。这就犹如，水越蓄越多，水位越来越高，汹涌澎湃，水坝于是不得不跟着越筑越厚越筑越高，以为束更多水量之用。

结果，中国历史，专制中央集权越来越趋于加强，至明清达到其极端。

秦汉以后，中国结束了分权制，选择实行中央集权制。地广，人口越来越多，是造成中央集权越来越趋于强化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我称之为“桶箍效应”：用少量木板箍一小木桶，只需要小的铁箍就可；反之，木板众多，欲集中箍成一巨大木桶，则需要巨大铁箍予以箍束之，方才称力。

这是两种力的平衡问题。统治者统治一千人与统治一千万人，所用力度是完全不同的。统治者的统治力，与被统治者的反弹张力，恰如堤坝的阻力与水的压力一样，二者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力学关系，所谓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随着社会人口的越来越趋庞大，土地资源越来越不敷使用，生存矛盾越来越趋激化，国家统治，作为一种抑制矛盾、使社会保持平静的约束力，其力量当然也就跟着越来越增强趋大。

这就是中国历史何以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却未能跟随世界的脚步越来越走向开明、文明、民主，反而背向而趋，越来越趋向于极权的根本原因所在。

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出路在，找得一种适当的分权制，分中央之权，释中央之负，减中央统治之压力。不要把所有的水都储于一只巨桶内，而是分装于许多小木桶之中。

28、田埂：分割守护

人们也许要问，既然人口的压力导致社会不稳，最终总是循环炸裂社会，为什么社会不予以调整，抑制人口的过速增长呢？那样的话，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这是不可能的。第一，这是因为，前节已讲明白了，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生存方式，“生殖”直接成为保障“生存”的内在手段，因而，“生存”当然不可能回过头来转而抑制“生殖”。其次，本节将揭明，为了保护农田，保护农业社会的生存基地免遭异农业文化的游牧民族的毁坏乃至毁灭，人口的优势，在民族战争中起了几乎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历史，远从周代开始，就一直承受着来自北地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

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就两种文化的形态学比较而言，中国中原农耕文化，是一种静态的守的文化；塞外草原文化则是一种动态的迁的文化。守，即守护田园；迁，即迁逐水草。换句话说，在前者，其命脉系于一守字，愈是守得好，就愈是有生存保障；后者反是，愈是游徙无阻，迁转畅达，愈能获取更多更好的生存资源。

两种文化展开的方向完全相背，各自努力寻找自身赖以立脚的支点：前者以“田埂”为根本的支撑点，后者以“骑射”为根本的支撑点，而分别展开各自的生存逻辑。

说农耕文化以“田埂”为支点，这是容易理解的：田埂就是界限，田埂立，则界限生，不特为技术上灌溉之需要，尤其为一套理田治土之有效组织原则：举国上下，一整套“田埂”的系统确立，也便意味着一整套的“土地秩序”的确立。由此，居民群体也便完全进入到秩序中，各守自家田，互不相扰相侵，而各自得到自己那一份生存保障。西周的“井田制”，是此一套生存秩序的最典型的体现。

西周末，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业已占有完毕，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最终炸毁了周代的一套国家制度，其中核心的有两项：一是政治上的贵族分封制，一是土地上的井田制。通过漫长的战乱，最终过渡为秦汉的中央集权制。但是，“井田制”的配田制度虽然废灭了，“田埂”作为一种划分土地的方式，却为新的土地制度所采用。这是唯一有效的一种土地划界方式，保障居民的生存权利全系于此，公理公道全系于此。它对于保障社会是如此重要，以至毫不奇怪而渗透入文化的深层，成为了为全民所认同的一种深层文化意识，那就是“分割”的意识，“守”的意识，“小国寡民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意识。所有这些，浓缩为一种意识，即“墙”的意识：在野外，是一道一道的田埂，将自己与他人划分得清清楚楚；在庐舍，是四面封闭的院墙，将咱家与他家隔得严严实实。

通过如此的分割隔离，越发使得血缘家庭家族凝聚为一个坚不可摧的生存单元。所有的这样的单元平面铺开，几乎漫无边际，却秩序井然。

29、长城：分水坝

这样的分割守护是如此的有效：不特成为家户家族守护生存的根本手段，亦且为国家所采用，成为了守护国家疆域不受侵犯的国防手段——它便是“长城”。

长城，只不过是“田埂”的扩展放大而已。它最初在战国时为各诸侯国所采用，主要以防他国的侵入。秦朝大一统后，便成为二千五百年来中国中原农业社会阻挡北地游牧社会的侵入的最主要的手段。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为深层的方面，为常人所未见到的是：正有赖于长城的“分割”，方最终造成各不同自然地域的有效融合，由近及远，直迄于清代的真正的“大一统”出现。无须解释，各不同自然地域的融合，实质上也就是各不同文化的融合，其中包括汉、胡两大异质文化即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融合。

这话是怎么说的？

这其实讲的是这样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即：“统一”是怎样造成的？显然，它不是自来就有的：某一自然地域中唯一有人类居住，然后这一人类群体不断繁衍扩群，并随之而向周边地域扩展地盘，由此扩展再扩展，终至于由点到面，扩展至全地域，成为大一统。历史的进程不是这样的，而是：在某一自成单元的大的自然地域之中，如西马拉雅以东的东亚大陆，平面分布有许多人类居民点，分别占有一片亚地域；然后，这许多亚地域之间，通过漫长的“合并”（主要渠道是战争和通婚），最后走向“统一”。

问题在于，这是如何可能的？这就有待于其中某几个、最后是一个“亚地域”率先得到异常的充分发育发展，具有了这样的能力：不仅有能力征服其他亚地域，将其合并到自己的版图之中；并且有能力予以维持，而使合并之后的统一地域融为一有机整体，有稳定的秩序，最终形成统一的文化。

为此，“合并”就是有条件的：要求某“征服者地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之后，才去进行合并，从而避免了上古时代那种单纯掠夺性野蛮征服的发生——占有一地之后，抢夺其财富女人，随即弃地而去。

长城，正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作为一种分割，一种屏障，它有效地挡住了外地域的随意入侵，也为本地域立下一个不可轻率越过的地理及心理界限，保护本地域的生存系统；而使得诸地域得到完全、充分的发育发展，直至有一天具备了前述两种能力之后，方才可以越过此屏障，有资格成为征服并占有统一地域之主。

历史上，上古时代的炎黄合并，夏、商、周的统一的造成，都是这样的。只不过，那时所倚“屏障”多为自然屏障，山障与河川，所成之统一亦为小规模的，局限于中原地区，是为“小一统”。

春秋战国时代，进入到酝酿“大一统”的历史阶段。此时，不特倚山河为自然屏障，人工的“长城”同时被发明出来，而为“统一”提出更高的条件要求，更高的要价：要求征服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全面合格以后，方才有资格承担统一大业。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强，纷纷修筑长城，在长城的保护下，各自开始了比赛一般的发育竞争，看谁成长得更快更好！

最后，秦国比赛获胜，被历史选定为统一的承担者。秦所开创的大一统，从此也便成为中国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走向，它的绝大多数建设成为惯制，为后世所遵承。

秦国的征服是建设性的征服，是融合性的征服，而不是掠夺毁坏性的征服。在此建设性的征服——融合——统一的历史进程中，长城以一位“资格审查者”裁判官的身份，做出了独有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以后，中国历史进入胡汉对抗——融合——统一的历史进程。在此漫长历史进程中，长城又成为一道分割两片不同水位、水温的“水域”的分割堤，使得此二“水域”的融合总体上循渐进的路线进行：北地草原民族，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入塞，然后逐渐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如此循序渐进，从秦汉直迄清代，终于使得北方草原民族，匈奴、鲜卑、回纥、蒙古、金满、羌藏等等数不清的草原人，渐次融入中原文化。至清代，终于完成最后的融合，而使得西马拉雅以东东亚大陆板块上所有民族最后合并为一体。从此，在大陆区内，东西南北广大地域，其“水位、水温”大体拉平，成为一统一的“水域”，而“分水坝”长城由是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基于古代社会的交通条件，在一个自成单元的自然地域中，其历史进步一定是总体的，不可能其中某一亚地域单独进步，一路发展，而将其他诸亚地域远远甩到历史的一边不管。其二，先发展起来的亚地域带动后发展的诸亚地域，主要以“征服——合并——融合”为形式，而融合是渐进的，分阶段进行的：分割与合并交替进行，分割而使诸亚地域得以尽可能充分发育，发育成熟一部分，合并一部分，直至最后完全统一。没有分割，来自北方高地的“寒流洪水”势必暴泻南下，既冲毁中土之土地田园，亦使“寒流洪水”本身散漫乱流于广野，消亡于无形，二者同毁。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历史选择了长城作为“船闸”，借以完成历史通航的节律。而概以封闭的象征恶视长城，浅之乎其见，未能真领会“历史”的真谛。

30、长城筑在人口的基础上

必须追问的是，长城究竟筑在哪里？回答：长城筑在中国“人口”的基础之上。

其一，从工程学的角度看，没有一定的人口基础，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完成长城这样的超大工程。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其二，即使完成了这样的工程，也没有任何意义，并不能起到“分割”的作用。因为，从历史上看，北地草原民族越过长城、大面积进入中原的事发生过好多次，倘若中原完全依长城为绝对保障的话，那么中原文化早就灭亡好几回了。

长城的真正作用是“分割”，使长城起到长城之作用的，是“人口”在背后的决定性支撑——

因为有庞大的人口基础，于是七国争雄，才最后以“合并统一”的形式结束战争；否则，如秦国对赵战争，一次就坑赵卒二十万，这若在远古野蛮时代，早已一国尽空，这样的战争就是掠夺毁坏性的：灭其人，夺其地，而非合并统一型的。

因为有庞大的人口基座，秦汉以后，二千年来，南北拉锯，汉胡争胜，其最后的结果才是北地分期分批不断地融入中土。若不然，长城以南地域，早就与蒙古草原连作一片，全成牧场了。

这就是说，中国人之所以修建了长城，那原因只是因为，中国人有条件“使用”这样一特殊物，这条件就是，他们有灭绝不完的庞大人群，足可以“守”为本，而不是相反。

人们从来都是制造他们能够掌握使用的物具，这一点，在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们一刻都不要忘记。

31、人口成全了中国

因此，我们讲，“人口”成为中国的最大负累，人口的历时增长总是炸毁土地生存资源的共时分配，而周期性地引发中国全面战乱。这一致命先天内疾，像一把希腊神话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中国人的头上，每过二三百年就掉下来一次，削掉无数中国人的脑袋。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最要命的是：而成全中国之为中国，使中国历数千百年漫长途程，在东亚大陆自然地域之中长存不灭、长立不倒者，却正有赖于中国的“人口众多”。

而当中国进入清代，终于完成了东亚大陆的地域全融合后，历史的脚步来得是那么快，至清中叶，一个世界融合的时代旋即到来，叩响了中国的大门：西洋人像古代草原人骑马那样驾着快船开过来了，像草原人手持利箭那样手里握着最新式的火枪火炮打过来了。这时，又是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才使得中国从亘古所未曾遭遇的劫难中，九死一生勉强挣扎出来。否则，中国人倘如澳洲土著那么一点点居民，则谁能说中国人一定不会遭遇澳大利亚毛利人、美洲印第安人那样的历史命运？

1949年以后，中国终于取得历史性的完全的民族独立——这是共产党的历史功绩，终于左冲右突从西方殖民者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挣脱出来，然而中国的国防形势依然严峻，不敢大喘一口气。于是，紧握住先前的历线索，紧握住“人口”这根救命的稻草，便成为中国内心深处压底的一张大牌。

于是，中国拒绝了马寅初的建议，继续将那条历史线索伸展得更远，直至二十年后始发现，在这条路上，中国实在是走得有些太远了，人口的优势转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赶紧实行新人口政策，晚婚节育，等等然而为时已晚，悬崖勒马，沉疴已成。

历史对于中国从来就不轻松，未来中国的命运一样不轻松，如果不是更不轻松。预言历史总是一种自不量力的冒险，然而我还是愿意做如下类比——

我把清朝的灭亡类比为当年西周的解体；而把20世纪初至1949年这半个世纪类比为秦秋战国——那样一个战乱绵延、却又思想极度活跃、产生巨人的时代；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时代，是为秦朝大一统时代；接着邓小平开出西汉中期以前的新局面……

西周解体以后，中原面对四夷，是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从此拉开中原紧张应对周边、融合四夷的漫长历史过程，直迄于清，一口气走过二千五百年，融合宣告完毕。

清朝解体以后，中国面对四洋，东西南北洋，是中国当时、今天乃至未来的“国际环境”。从此以后将怎么往下演绎，现在还无法予以“推背”；但可以提出一个问题由而今而后所有的中国人一道来回答：你们，能像你们的祖先做得一样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