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刘润恩、李善武搜集整理的《大能人解士美》《七十二呆》二书作为山西襄汾县之地域文化品牌之一，将合集予以出版，正式向全国发布。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地域文化是地域的一面旗帜。襄汾县的领导是有眼光的，他们立起这面旗子没有立错，历史将会检验证明。

与此同时，我也为刘、李二先生感到由衷的高兴，特别是润恩，四十多年来持续不歇默默无闻地在做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土拨鼠似的，滚身在社会的最基层，不求闻达，不求回报，不计代价，一心只是出于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热爱，今天终于得到社会的肯定，这真是叫“善有善报”！

襄汾县地处山西南中部，有古人类文化“丁村遗址”，是古晋国之核心区域之一，有著名的陶寺遗址，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山西乃至全国最有文化蓄积的地区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历史记载凿凿有据，不必我再重述。而它的民间文化也一样，或者说更其丰厚——能出“解士美”“七十二呆”这样的民间传说故事，而且形式这样的集中，内容这样的“意蕴深闳”，就是证明。一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按人们通常的理解是地域养人的意思，讲的物质条件这方面；在此我却要特别补加一句，叫：“一方文化养一方心灵”。地域养人，不特长养人的体魄，更长养人的心灵。地域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物质的和精神的，此一方地域才有可能养出具有深闳健美人格的人来，才是真正文化富集并且有效的地域，立于全国诸地域之林而长久不衰，在全国诸地域的历史互动中经常性地处于领先地位，为全国诸地域的历史发展作出有效贡献。

必须指明，“地域养人”，但同时“地域”也是一种属人之创造。地域不是某种与人不相关的地块，仅仅一个空间存在。无论就自然地理方面的物质条件来说，还是就文化创造、积累的精神方面来说，归根结底都是“人”创造的结果。就前者而言，此一方地域即使有着天然平旷的土地及丰沛不竭的水源，其土地也并不就天然成为“耕地”，由土地而变为耕地（进而变为交通道路、变为制造厂场、人畜居舍等等），那是人的创造；至于后者，就更其纯粹属于人的独有创建，即使此一方地域人种优良，有着天生优质的体格，却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必定天然具有优质的精神人格，人格，是纯粹人的自我创造。

在这个意我义上说，襄汾县在两个方面都可列于优质，足可立于全国诸地域之林而不逊，看看他们的耕地（此处的“耕地”是借用传统农业社会的概念，到了现代社会，在此概念之下除农业之外还包括工业、金融、科技等属），看看他们的精神人格，一句话，看看他们的文化，就都清楚了。

讲到这里有人会提出疑问来：说你什么也还没有具体讲到，怎么就叫“清楚”了？我的回答是：地域文化不是什么别的，它就是“地域的创造力”本身，地域创造力则是地域生命力之真正基原。

回到本题，我们用“解士美”和“七十二呆”这两个襄汾县的民间文化创造品，来具体求解襄汾此一地域究竟有着怎样的“地域创造力”及“地域生命力”。

“解士美”是襄汾县的一个民间传说人物，生活于民间底层，小人物，善诙谐，极富民间智慧。刘润恩、李善武的《大能人解士美》此前作为单集出版，当时我曾撰文予以评述。我是这样说的——

润恩先生民间故事专集《大能人解士美》即将出版。……我对“刘润恩”这个人物就同刘润恩对“解士美”这个人物一样，太有太有感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刘润恩就是解士美！他也如解士美那样聪明、善良、多才多艺，也如解士美那样执着、潦倒，不肯屈服命运却终于不得不认命。在刘润恩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历来身处社会底层一批“民间文化人”其文化命运的尴尬——那是一种社会分类学错位的尴尬，就同马进牛群、燕入雀阵那样：他有好的文化修养，有高度自觉的文化责任感，却又结结实实被钉死在田间、陋巷，十指如耙，结结实实做了一名为稻粱谋的劳者，始终为不知究竟该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文人呢还是一名劳者而苦自彷徨，其间多少酸楚与伤情难与局外者言。

也好也好，民间也有的是文化——或者说有着更为高深无比的文化，刘润恩身在其中如鱼入水；尤其，由刘润恩去写解士美，该说是一种再好不过的天作之合，甚而简直是一项命运的预设，二百年前的解士美若泉下有知，该要笑出鼻涕泡来。

于是，我们有了《大能人解士美》。

而要我讨论这本书，我却实在踌躇得很。原因极简单，因为——它是民间文学。

对任何一位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分析者来说，最害怕的不是复杂，恰恰相反，是简单，正如人们不难于讲解一座山，却难于讲解一个原子、一个量子，不难于开说成千上万的数字序列，却难于说清楚最简单的开头那个“1”，不难于正论《红楼梦》，却难于释读一则笑话（刘润恩的民间笑话集《七十二呆》出版时也曾让我发言，我就没发出来，只诌了三首诗以体会其意）。据说维特根斯坦特别善长于将复杂分析还原为简单，海德格尔反是，特别善长于从简单中释读出常人想像不到的复杂。我心仪于后者，可惜力有不逮。

《红楼梦》是繁富高级的文人文学，《大能人解士美》是质素简单的民间文学。在我看来，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最根本的区别在，前者是有意为之，后者是无意为之。只要是有意就好办，总有办法去体会去鉴赏，因为作者既系有意所为，其意总归是人之意而非天意，读者我也是人，也尽有的是意，不妨以意度意，将心比心，去细细揣摩、梳理、把握；而无意就难办得很，无意就如天意，要想理解它，那就同去体会造化一般，根本无从下手，任何一种看似在理的说法很可能其实与文本本旨毫不沾边。

为此，研究越是深入，我对民间文学越是心存莫名的敬畏，总以为那里面潜存着一个神圣的“秘密”，那是关乎人类心灵、精神的秘密，就同人身体里“隐藏”着一个灵魂那样；倘若真能将其读懂了，也就是读懂了“精神”本身，读懂了天书。“解士美”本人当然也不懂，他只是依其造化（文化）赋予的精神本能去行为，用自己的行为去实践天书的精神。他总是跟世界开玩笑，用玩笑作武器把这个世界中森严林立的一个一个拦路虎予以瓦解、踢开，而求得一种解脱、解放，求得自由。

就是这样，我猜想——所谓“大能人解士美”，其能耐的核心追求该是在追求一种自由——精神自由。

很显然，完全的精神自由，只有在艺术中才有可能实现。所以，“解士美”的生活态度又可称为是一种“艺术的态度”，就是，他把生活完全当作艺术，任情挥洒，终至于将自己也挥洒成一个艺术形象，作画者成为画中人，由此精神实现最后的超越，达致自由之境。

不难想像，“解士美”的行为在现实中当然是行不通的，他即使再智慧、再有胆识，也不是“现实”的对手，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那些既得利益者会联合起来，以秩序（王法）的名义把他的屁股打个稀烂，叫你再跟老爷我开玩笑！

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屁股尽可以被打烂，精神是打不烂的，民众追求自由的渴望是永远不会被冻结的。于是，他们也联合起来，经过千百位无名作者的集体创作、加工，终于塑造出一位不败的“能人”，以寄托自己的精神理想。他就是“解士美”。

“解士美”这一艺术形象是纯粹集体无意识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由它所表达的文化理想更纯粹，更有效，毫不打折扣，而完全不同于由某位先知先觉者人为“想”出来的所谓“理想”。人们不妨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精神追求自由的本性是不可遏阻的。如果说竟然有遏阻，那么也只有来自精神自身，即精神自己阻遏了自己的绝对展开。润恩记录整理的这本《大能人解士美》，不知是无意还是有心，当“解士美”一路挥洒，用玩笑将先生、东家、财主、商人、县官等强势者统统予以扫荡以后，书的最后一段故事是，“解士美”自己开自己一个玩笑——认驴作父（《聪明反被聪明误》），全书总收场。哇，妙不可言！

解士美路过西王，见村口围了好多人。这个人说：“头都碰破了！”那个人说：“唉！死得好惨呀！”还有的说：“也不知是哪村的，主家也不来看看。”

解士美爱凑热闹管闲事，想挤进去看一看，可是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简直连水都泼不进去。他挤了半天挤不动，忽然大叫一声：“快闪开！叫我进去，外是俺老人！”

人们“哗”地笑了，给他让开一条路。他进去，一看，咳！死的原来是头驴！

这才是：能人也有跌跤时，聪明反被聪明误。

如果润恩是有意作出这样一种编排，则可以见出润恩非同寻常的大智慧，我简直要敬仰他了；如果他是顺其自然，不过依采录过程中当时的顺序编排，则他亦为“集体无意识”中之一员，而文化具有着怎样的内在必然性就可见得更其明白无误……

——以上是《大能人解士美》出版时我写的感想，现在重读一遍，感觉仍然看不出有什么大谬。解士美所追求的“精神自由”，正是生命创造力之真正命意所在。就物质世界而言，于物的世界中求得自由，那必定意味着真正的智慧创造，如庖丁解牛，畅游于物，而与物俱谐，一无所碍；就精神世界而言，畅游于人的社会，而与人俱谐，一无所碍。矛盾哪里去了？矛盾在人的智慧中被全然化去了，解构了。但就在此过程中，精神并没有一神独大，成为世界的霸王，将精神之外的一切一脚踩到脚下，霸王演为走上邪路的可怕怪物；而是，精神畅游世界的同时，返身指向自身，向自身开一个大大的玩笑，约束精神自身永远不可以离开世界独自疯长畸长，从而不特成为世界的否定，同时也成为自身的否定——“自由”的绝对展开即走向自由的反面。

“机智人物”是民间文学中的一个大品类，全世界各民族普遍都有各式各样机智人物的传说故事，其中比较著名的比如新疆的阿凡提。解士美的传说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不简单是一个系列的“斗争故事”——那仅仅是它的皮毛，是表象；它的真正内涵在于，它其实真正要表达的是，精神努力去解决精神与世界如何达致一种真正和谐这样一个自有人类以来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性的人类难题；以及，精神与精神自身如何达致一种真正的和谐这样一个自有人类以来的人本性的更大人类难题。前一个难题，在世界诸多文艺作品其中包括机智人物的故事中都有表达；后一个难题，解士美的传说故事中出人意料地给予了关注，提出并试图加以解决，这是解士美的故事真正了不起的地方，让人不禁感觉眼睛一亮。

那么，面对生活的矛盾，解士美以智慧为武器，对一切邪恶予以不留情的嘲弄，所向披靡，得胜之后，胜利者解士美转而对解士美自己予以嘲笑，作为他智慧人生的最后的收局，落下最后的一笔，请问，这样一种精神样态，对于襄汾文化来说，仅仅是一种天才偶得，还是有某种的必然性、一贯性？

如果，襄汾只产生了一个解士美的传说，那么我还真不敢遽而就断定，那一定是襄汾文化性格中的一个偶然抑或必然。而读了襄汾的另一个传说，同由刘润恩、李善武搜集整理的《七十二呆》的故事，事情的性质就变得清晰明白起来。

但，说解《大能人解士美》难，说解《七十二呆》就更其难上加难。正因为如此，当时《七十二呆》出版的时候，润恩亦是想让我说几句话，我就避开解析，只言感受，最后诌成三首打油诗，这样说——

其一

大愚若智千千万，

大智若愚世上无。

聪明常被聪明误，

愚人自有愚人福。

其二

你方唱罢我登台，

嗡嗡嘤嘤混世来。

笑人最好笑自己，

七十二呆第几呆？

其三

满纸荒唐笑汪汪，

笑断卿家纤纤肠。

人生寂寞大无奈，

且笑他人度时光！

世界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汗牛充栋，直析《伊索寓言》的有几部几篇？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啊。智慧可以去感受，而智慧本身难以言说，那是跟神一样的东西。所能言说的，通常仅仅是智慧的外围，好的解析者能做到尽可能地逼近智慧，已然谢天谢地！

《七十二呆》是一部民间笑话集，与一般笑话集不同的是，其笑话的主人公不是一群有名无姓的虚拟人物，而是同一个人物——刘呆（偶而间以刘呆的父亲刘老呆、儿子刘小呆等亲族），并且据说，此人曾是真人，有真实的生活地，是襄汾刘庄人。

刘庄姓刘的一大姓，姓刘的编出刘呆这样的笑话，自己讲述，津津乐道，到处传扬，这件事本身就是极有意味的一件事，试问：这不是刘家人在自己作践贬损自己吗？放其他地方紧着避讳遮掩还遮掩不过来呢，刘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回头再去比照解士美的故事，明白了：与解士美的故事如出一辙，这是刘庄人有意自己嘲笑自己，而且更有甚者，这一笑就笑出一大本子书，并不止是一段两段。

于是我们似乎真的越来越逼近了所谓智慧的核心地带：精神一路向前展开，最后返身指向了自己：笑人最好笑自己！——襄汾文化又一次显示出，它确有着“容人笑己”这样的文化品格，并不仅仅是一个偶然。

笑话，全世界满地都是。笑，全人类，自打有人类以来就会。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只有感到了什么东西“可笑”，然后才有笑。笑，那是连有些智灵性的动物都会。“可笑”，只有人类才有的感受。这一感受可了不得，真正的智慧就从这里孕育。

全世界不同地域的人有着不尽相同的“可笑”标准，但都有着一颗可感受“可笑”的心灵是相同相通的。“人生寂寞大无奈，且笑他人度时光！”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度生涯的，鲜有例外。刘庄乃至襄汾人的超凡之处在，他们心灵中的“可笑”对象不止是他人，尤其包括自己在内：

晋南地方有个乡俗，不管有钱没钱，都得剃头过年。有道是：“宁穷一年，不穷一节！”

腊月三十，呆呆来到镇上去剃头，谁知一连走了几家剃头铺，铺铺都等着不少人。有人劝他说：“别转啦，耐心等会儿吧，今天哪个剃头铺也不闲，再转你今年就别想剃头啦。”

呆呆脖子一拧说：“天底下剃头铺多得是，襄陵县没有我不会到平阳府？平阳府没有我不会上北京城？”又指指自己的头说：“我不信提上猪头我还找不下庙门！”

众人见他把自己骂了，都大笑起来。他弄不清别人笑啥，扭回头自言自语地说：“这些人真怪，我胡球放个屁他们也笑哩！”（《自己骂自己》）

自己笑骂自己，刘呆一辈子也搞不清楚，在他自己的行为中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在他人那里却可笑到不能容忍。

由此可见，精神要能够做到“反躬自省”那是怎样的艰难。尽管我们时常嘴里念着“吾日三省吾身”的语录，并且也的确有一些人能做到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但要能真正做到自省自己的“可笑”，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诚如卢梭说过的，难的不在于暴露自己所犯过的大的错误，却在于自揭自己曾有过的羞于启齿的某些过失。要解释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并不难，其原因即在于：“错误”往往是事件性的，而“可笑”却是精神性的，检讨错误不过是检讨自己在某个事件中行为的不当，而自揭可笑，却意味着对自身精神人格的否定。

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好多人对一副赞颂大肚弥勒佛的旧对联大加追捧，什么“大肚能容，容世界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在我看来，佛若有知，对赞他的这副所谓“妙联”一定不会满意，他会毫不犹豫提笔予以修改，改为：“笑口常开，笑世界可笑之我；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人。”斯为真正智慧之境耶哦！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极不同意有的论者所认为的，呆人故事反映的是“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社会生活，“较低层次的情趣和意识”。这真是叫眼不识宝，错把珍珠当作死鱼眼了。难道，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呆人”而是“和珅”，故事的生活道具不是叵箩皮裤豆腐，而是金碗玉壶，人物的语言不是刘呆那样的呆言呆语，而是纪晓岚那样的灵牙利齿，就高级、不落后了？持这种认识的人，本身就依然生活的“人生寂寞大无奈，且笑他人度时光”这样的精神囚狱中而无法自拔，是所谓精神的“自困者”；而没有意识到，对待像笑话这样极简单而精微的精神品的时候，判析其精神内核的品级层次的高低，理应才是最正确的判定标准，除此以外，都是皮相。

更何况，《七十二呆》故事所反映的生活场景，事实并非真的封闭落后，恰恰相反，这些笑话的产生却正是出门逛世界、与异地域文化进行接触的结果，如走亲串友，如卖豆腐跑买卖，豆腐甚至卖到了北京城（说法可能有夸张，但出远门见世面的事实是一定不错的），这是落后吗？这正是在守土重迁、静态封闭的农业社会那样的时代，其中小一部分人率先走出封闭“先进”行为，不是吗？

笑话产生于可感知“可笑”的人类心灵，心灵其所以将某物事感知崇高、某些物事感知为可笑，说明心灵必定内存有某些个在先的“标准”，合于某标准即为崇高，不合于某标准即为可笑——若讲出来即是“笑话”。

由此，异地域文化有着关于可笑的不同标准，在某一地域认为是正常之事，至另一地域或即成为可笑之事。当初欧洲人初到非洲，当地土人看到欧洲白人即认为非常可笑，妇女说：快来看呀，看那男人，白得多么可笑！

所以，笑话最常也最多产生于“交流”，特别是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包括异民族、异地域、异群体文化之间等），而不是封闭，越多封闭，越不具产生笑话的土壤。刘润恩、李善武的《大能人解士美》和《七十二呆》，都是我说的这样的“交流”的结果。民俗学家贾芝先生是襄汾人，他说这两集传说故事是他家乡的“二宝”。他先生是整体性说的，我尝试将宝石剖开一小小的侧面，略窥到其中“精神追求自由”和“精神的返身自指”宝光一缕，并由此推而广之窥到襄汾此一方地域其文化中“容人笑己”的精神宝光，我内心感到一种由衷的爱赏不置！不吐不快，故而也就不计对错，说出来与大家一道交流、分享。

（李维加2011•4•26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