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恩先生继其民间笑话专集《七十二呆》推出之后，他的《七十二呆（第二集）》也要出版了。他想让我再说几句话，并打电话问我：“呆人是什么人？”一时间还真把我给问呆了，答不上来。呆人就是愚人，谁都知道，这还需要问吗？但孔子《论语》里明明有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孔圣认为，努力学习向智，是可能达到的；而愚比智更高一个境界——或竟是最高一种境界，最高境界就是“绝境”，自然元始，学也学不到的，只有“大智”才看上去仿佛“若愚”，而还不是真愚。如此看来，老刘问我“呆人什么人”，他是问有所问。

问有所问，自然应该是答能所答。但“有所”是一回事，“能所”是又一回事。换言之，存在是一回事，言说是又一回事。西哲维特根斯坦说，可说的说，不可说的沉默。中哲老子说，得意而忘言。而我等一般浅人却是，既未得其意，先自喋喋以言，智人愚人都算不上，活生生成一妄人。

妄人就妄人吧，已经沾了边，就还是得说。我在《襄汾民间故事选•序》中曾有过一个分析，认为，襄汾民间故事中的笑话有一个特出的内在品格，无论讲愚人笑话的《七十二呆》还是讲智人笑话的《解士美的故事》，这两极故事不约而同走向同一个归结，而证出襄汾民间故事分明具有的一种文化品格，那就是：“返身自指，容人笑己”。

智人笑话返身自指是为“自嘲”，是胸怀宽广的表现，是精神走向自由的表现，无论在生活还是文艺作品中，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虽然难能可贵，却也并不稀见。那是智者的一种率性挥洒，有意而为。而襄汾愚人笑话的“自哂自愚，容人笑己”则非，非愚人有意而为，乃出于其一种纯乎天然之本然，不期然而然。这就是一个大现象了，其中大有深意存焉：“意识”何以会如此？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灵意识”？产生此种“心灵意识”的文化土壤又是怎样一种土壤？一个一个问题一步步逼迫着我们，终于把我们逼到那深不见底、不可言说之深渊边上，心欲知渊中究竟绝秘珍藏了什么，而恨没有神的眼力，穿透深黑，达于渊底；只有无望地站在渊畔苦自盘桓、枯思。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倒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勉强去做，就是尽量把渊外的口岸地形给它描述清楚，即我在《襄汾民间故事选•序》中所谓“描述清楚真理的周遭以逼近真理”，这样，虽然我们或许永远对渊内无知，至少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渊外究竟确切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离真理总算是更近了些距离。我们也只能满足于此了。

翻开《七十二呆》初集、二集，劈面给我的一个感受是三个字：“直接性”。作品的主人公愚人刘呆，他的意识思维葆有一种几乎是最元始的“直接性”，当他面对外在环境，其主体意识做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应对的时候，他的应对总是最直接的，从不作迂思。看例：

东柴坡下常有拉煤的汽车颠下的煤渣，呆呆闲不住，就担两个筐子，到东柴坡下，满满地拾了一筐子煤渣。

一个空筐子，一个实筐子，两筐子分量不等，可咋担呢？

呆呆想了个办法，就找了几块石头放到空筐子里，高兴地一拍头：“这下两头就平了！”

回到村口，碰见能能，骂他是个笨蛋：“你把实筐里的往空筐里倒上一半，两头不就匀称了？何必担上石头回家哩，净出笨力！”

（《这下前后就平了》）

饭后，呆呆取过那瓶中药药液，咕嘟咕嘟喝下肚。刚放下药瓶，突然大叫一声：“哎呀，坏了！”

老婆吓了一跳，问：“咋了？”

呆呆说：“医生交待说：这药要摇匀了才能喝哩，我刚才一急，忘了摇了。”

老婆说：“那可咋办呀？药又从肚子里掏不出来。”

呆呆急得转圈圈儿，转着转着，他猛地不转了，而是把眼一闭，左右掏晃开了身子。

这下把老婆闹懵了，以为呆呆犯了神经病。

呆呆摇晃了好一阵子，这才睁开眼睛，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下好了，保险在肚子里把它摇晃匀了。”

（《放肚子里摇》）

第一个故事：看见地上洒下了煤渣，呆呆就提一只筐去捡；捡满了一只筐，就担；俩筐一实一空不能担，呆呆就找来石头压实空筐。如此这般，呆呆成功地将拾到的煤渣“担”回家。第二个故事：喝药忘了先把药液摇匀，那就把身子当瓶子来摇，从而取得“一样的摇匀”结果。——这就是刘呆的思维和行为逻辑，一种内在的“直接性逻辑”。

通观全书可以看到，这样的“直接性逻辑”发生在刘呆身上并非孤例，而是他的一项普遍意识原则，构成其基本人格，在《七十二呆（第二集）》中这样故事随处可见，再看《体验高兴》：

闷闷在路上拾到十块钱，高兴得蹦高高。呆呆心里说：“拾个钱就有这么高兴吗？我试试，也尝尝滋味。”

呆呆来到马路上，把十块钱扔到马路上，弯腰拾起，啥感觉也没有！

他又掏出一百块钱，把钱扔得远远的，然后跑过去拾起，还是没啥感觉。

呆呆想不明白这件事，就去问闷闷，闷闷骂他：“笨蛋！”

影响之下，连刘呆的女儿呆妮都是如此思维行为模式，一点儿不走样，请看《让他妈替他担心》：

呆妮准备外出找工，她妈很是担心，妮子大了，第一次离开自己身边，可不敢出下什么事。临走妮妈就再三交待呆妮说：“妮子，在外千万注意着，可不敢叫男的到你房间去住。”

呆妮安慰妈说：“妈，不用替我担心，我又不是憨憨，还颠不开这个个儿？即便要住，也是我到他房间去住，让他妈替他担心吧，你不用替我担心。”

可以想见，以如此意识行为逻辑行走于人群中的刘呆，在与“在社会中”熟练掌握运用“间接性原则”的他人相遭遇、发生关系时，他只能是处处吃亏，一败到底。典型的如《倒霉遇巧巧》，其中刘呆为“直接性”的代表，巧巧为“间接性”的代表，在二人的互动中，简直就是羊跟狼玩过家家的游戏，惨不忍睹。

有的时候，表面看上去是“直接性”的刘呆取胜了，实际完全相反。比如《不识时务》：

村委会正在开会，村主任突然放了个屁，屁声不太响，主任赶快干咳了两声，把声音掩饰过去。

过了一会儿，臭味散开，大家都闻见了，可谁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唯有呆呆不识时务，说主任：“屁放就放了，装模作样干什么？咳嗽两声把声音盖住，能把嗅味压住？”

这个呆子，他比《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还更不懂世故！当面揭穿“间接性”的虚伪，他胜了，而随后他将招致村主任怎样的讨厌，受到村民们怎样的小看，可想而知。

这还是一小小村主任，如果是往金字塔尖的方向上行，遇上县主任、省主任、国主任呢？一定就要闹出更严重的后果，来看《总理真好》：

呆呆在北京城里卖豆腐，为了多挣几个钱，直干到腊月二十八才歇工。可是回家时却遇到一个大难题——买不下火车票。虽说可以预订，但要等到半月以后。过了明天就是春节了，人还在千里之外，这可咋办！呆呆都愁死了。

呆呆躺在床上，不经意瞥了一眼桌上的电视，一个画面让他眼睛一亮：有了！原来电视里正播放国家总理下到基层访贫问苦、关心民生的事儿，他受到启发：马上过年了，我却回不了家，这不就是最急的民生问题吗？总理有那么大能耐，还给我买不下一张火车票？对，我找他去！

咋找呢？呆人自有呆主意：他找了一张硬纸片，在上面写了一句话：“总理，请您给我买张火车票”。打着牌牌就上街了。

哪知刚一上街，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嚯地跑出来几个人，二话不说，就把他塞进一辆汽车内，拉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

为首的一人问他什么人？扰乱社会治安，是何动机？何人指使？呆呆本以为遇到了劫匪，手握拳头正准备应付呢，听了对方问话才知道不是，而是遇上了官家。就赶忙掏出身份证，脸红脖子粗白眉黑眼地解释。对方听了，也不跟他说话，而是给襄汾县委打电话。打完电话，领他出屋，又把他塞进一辆车里，呜地就开，连夜把他送回到了襄汾县。

事后村里人调笑他：“咋地，让人给遣送回来了？”

呆呆笑答：“哪是！是总理派专车送我回家。”

看，如果事情发生在金字塔高处，那最讲“间接性”的地方，那么“直接性”就不是被视为愚呆，而是要被当作“危险性存在”，要受到毫不通融的吓人处置！

但即使受了如此处置以后，刘呆还是搞不明白：在他与社会有些人之间，何以不能是他这样的“直接的”？不是“直接的”又该是怎么样的？没有人、没有办法能让刘呆明白其中深奥的道理。

刘呆他就是这样：始终一贯葆有他的“呆智”，一如继往以此作为他意识和行为的逻辑总则，他总是直接面对当下直接呈现给他的现实环境对象，予以直接的应对，绝不放开意识越出此“直接对象”的界阈之外，越前或越后，越左或越右，拐个弯，稍稍来一点“间接性”迂回、跳跃。他的“直接性”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大智”而后“若愚”修炼出来的，他天生如此。这就是他的“原本”——在他的“原本”里原本就没有“间接性”，只有“直接性”。来看《老实娃》：

呆呆老妗家在京安村。十岁那年，看到地里棒子长得好，呆呆就扳了半袋嫩玉米，背着送到老妗家，想让老妗尝个鲜。

刚到老妗家，突然雷吼又闪电，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老妗看看天，就对呆呆说：“呆娃，这雨看来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不行你就住上一夜，明天天晴了再回去。”

呆呆高兴地说：“行！我听你的话。”

吃过午饭，雨小了点儿，可还是下个不停。

过了一会儿，老妗突然发现呆呆不见了。老舅也慌了，忙喊全家人快去找。可是找遍全村的旮里旮旯，连呆呆的人毛也没找着。要是把呆呆给丢了，怎么向外甥交待呢？老舅老妗在屋里原地转圈。

正在这时，呆呆踢里扑腾进了门。他浑身淋了个透湿，胳肘窝下还夹着个铺盖卷。

老妗忙问：“好娃哩，你到哪里来？快把人急死了！”

呆呆一脸认真地说：“你不是说天下雨，让我住一夜吗？我见你家铺盖少，晚上睡觉，给我盖了，你们盖什么？不是叫你们受屈？我就回去拿铺盖去来。”

老妗说：“俺娃心真好！”

老舅说：“好是好，就是太实诚了。”

实诚，就是直接性意识。间接性意识是有想像力的意识：立在一点，通过层层中介，级级推进，七拐八绕，而到达无限远的另一点。这是人类经过漫过历史发展、思维得到充分发育成长后的结果。“直接性意识”浑朴未雕，其外在形态呈现为接近于某种“动物意识”的形态。动物在对待它的环境对象时，总是以其身体本身为工具而予以直接性应对（少部分动物具有可以运用“非身体工具”的迹象），只有人则发明了纯粹意义上的中介性“工具”这“工具”包括两类：一类是外在实物性的——通过此物以达到彼物，另一类是思维意识性的——通过此物以想到彼物。彼物为目的物，此物为中介物，中介物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甚至无限。由此，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就得以完全突破身体有限性的局限，而获得一种神奇的延长术：思想上，人立于眼前和当下，却可以一下想到“无限”，无论是空间的无限还是时间的无限；行动上，立足当下时空，外可以远达太空，内可深探至原子核的内部。

由此，一项让神也感到惊奇的发明诞生了：借助于“间接性”，我们人类发明了“社会”。有些哺乳动物也有社会，但那是极简单、有限的社会，因为它们不懂得运用“间接性”中介工具，它们的社会，其最高组织者动物王在管理它的群体成员时总是一对一地直接面对，因而其群体容量也就非常的有限，太多了就管不过来了。只有人类发明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间接面对”即“分层管理”：一级属一级，一级管一级，而将人类群体组织为一金字塔形庞大组织，几乎获具无限组织容量。此一组织便是具有文化性质的国家“社会”。可以认为，迄今为止，我们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文化成果，主要都是借助于“间接性”手段取得的。

然而，就在我们通过“间接性逻辑”创造取得我们人类的全部辉煌的时候，我们又丢失了什么？回答是，我们丢失了我们的“直接性”。“直接性”，因为它的“微效性”，我们将其丢弃得是如此久远、如此彻底，以至我们已然完全想不起来它原来究竟是什么玩艺儿，只知道那是完全没有用、不值得去回想的蠢东西。我们一心一意地发展我们的“间接性”，将其发展到无以复加炉火纯青的地步，甚至总结进入到我们的智慧宝典——《三十六计》之中，并据此宝典“借树开花”的训则，玩出“借刀杀人”“杀人不见血”等等一系列数不清的新花样，将如何对付物、如何对付人的把戏玩到纯艺术的绝高境界。

可怕啊，我们的心灵已然满满溢溢灌注了毒液，而我们浑然不觉，却在那里为我们发明出来的“高效间接性”沾沾自喜呢！

是的，我们在运用“间接性”一往无前去求取成功的时候，未能保有一份对“间接性”可能含有的毒素的清醒警惕。我们只顾着追求“效用”，而遗失或曰遗弃了我们心灵的“原本”。只有少数社会哲人对此有清醒意识，自古及今长久以来孜孜苦求这个“本”——本来，本体，本性，本心。譬如老子就提出“返本复命”，孔子提出“直道”，孟子提出“明心见性”，西人海德格尔提出要重新回到人的“本真存在”，而马克思则坚决反对“人性的异化”。这些哲人们他们并不是无病呻吟在那里钻牛角尖，不是在那里作“纯思”之妄想。他们一心想要找到的，就正是为我们人所本有、后来迷失的那个“直接性”，那是我们人类心灵元始的“善”啊！

太傅诗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大林寺桃花》）谁想得到呢？善——此样为人类心灵原有后来不幸迷失的最宝贵的心灵之元神，却意外保存在一位传说中的愚人身上！来看《让妈美气》：

呆呆骑着自行车，后面带着他妈，要到县里去赶集。当时正是五黄六月大热天，可把母子二人热坏了。

来到一个长坡前，呆呆没捏住闸，车子直往下冲，风一吹，浑身凉爽。

呆呆问妈：“美气吗？”

妈说：“美气。”

呆呆听了，咚地跳下车来，二话不说，掉转车头，推上妈返程重回坡上。

妈问呆呆：“哎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呆呆说：“我让你再美气一回！”

这就是愚人刘呆！他的思维和行为就是这么的“直接”，不作任何的迂回跳跃，更没有跨越，总是直接面对其直接相邻的对象，由一想到二，由二想到三，而非由一想到三；与此同时，就在这种“直接性”当中，蕴含了刘呆天性中最元始、最本真的善。

这是一种未经“概念分化”的善，即不与“恶”相对的善，我称之为“元善”。老子曰：“人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人们知道了某物何以为善，就意味着他心里已然在先地存在有了一个“不善”。刘呆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感觉自己的意识和行为是怎样一种“善”，因为他内心里原来就不存有一个与“善”相对立、相比照的“不善”。

老子和海德格尔都是极力追求“本真”，反对“概念分化”的。我不知道刘呆这样的人物是不是就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就在人类丢弃“直接性”，借助“间接性”一路向前犀利开辟、高歌猛进的时候，我们人类在其进化进步过程中丢失的最珍贵的东西，无意间却保存在人类中最不被看好、几乎要被开除出类外的“另类人”身上，比如刘呆，正如某些稀有的生物性状保存在某些最落后原始的生物体中那样，这无论如何是一件极有意味、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事。我们是要追求我们的效用性人类文明，越有效用越好，但我们该具有怎样的心肠，做怎样心灵性的人，难道是小事一桩，可以忽略不计的吗？心灵的建设，社会善意的建设，难道不是全部社会事务中极其极其重要、甚至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设想：自以为精明强干、或以精明强干自期的我们，自以为精明强大、或以精明强大自期的社会组织，如果稍稍去掉哪怕一点点其身上的“精明”，而来上一点点刘呆那样的呆气，温情，不好吗？

可以肯定的是，“直接性”意识原则，是农业社会农耕文化的产物：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旱灌园，雨涝排水……一切的程序都按“直接性原则”来开展。人不欺天，神明自佑。天道好还，长与善人。而“间接性原则”则是商业社会商业文明的产物：行商坐贾，吃一看三，甲地收购，乙地倾销，逢低囤积，遇高宰市，买空卖空，无所不用其极，所追求的目的物只有一个，那就是利润。在这里，天道自然的原则是很少被讲到的，复杂迂回的运算和精明稳准的运筹是保证取得成功的绝对手段。

我们怎么选择？难道说，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效率与良知之间，一句话——在“直接性”与“间接性”之间，就没某种折中兼顾的原则存在，我们一定得是选择巧巧，而不可以选择刘呆吗？这——是《七十二呆》初、二两集民间故事的主人公刘呆提给身处转型社会中的我们一个大大的拷问！

愚愿：刘呆不是寂寞开放在愚人苑的夏日最后一枝桃花。

（李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