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主席台前，提包别人拿，茶杯别人端，你知道会场底下的干部怎么看？难道你就不能自己拿一拿？”政法委书记吴大洪对童金波的批评辣味不减。（《湖北日报》，2014年6月19日）

代领导拎包，虽说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可难免招人非议，即便是下属嘴上不说，心理也有另外一番计算。一位连包都不愿自己拎的领导干部，人民群众还能期望他做好什么？

给领导配助理是为了协助工作开展，可将工作助理如此“万金油”地使用，是否太过于官僚主义？或许拎包只是一件小事，可从这件小事中，我们看到了大问题，即领导干部不能做到凡是亲力亲为，不论是工作或是生活，对秘书都过于依赖，会导致领导干部懈怠情绪膨胀，脱离群众，滋生官场上的“无形腐败”，影响干部整体风气。

拎包一方面懒惰了干部，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官本位思想。中国经历了千年的封建社会，特权思想很容易被继承，具有深厚的历史土壤，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官气是封建社会做官的特权，包括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官员把特权思想、特权作风、特权享受作为当官的最大乐趣与最高追求。

很多人都还未意识到拎包所带来的危害。它不仅仅是一种懒惰的形式表示，更多的在于官僚主义的滋长。要克服这样一种不良风气，领导干部要带头做起，从拎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