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哪里来

　　偶购得新编《枫桥骆氏宗谱》，开卷就是祖宗骆临海公的画像。据说为出版这本《枫桥骆氏宗谱》，族内（包括海外）不少热心人士奔走并忙乎了几年。介绍云，该宗谱自一九三二年修订过后一直没有续修增补，七十余年风雨黯然，世道多舛，族人族事历尽沧桑，族谱家谱皆已佚失，尤其所谓的文化革命梳篦，怕惹来麻烦，自觉投入火中，荡然无剩了。续修旧谱已众望所归，热心人士一家一家去调查核实，收集相关信息资料，可想工作之繁琐，纂编之艰辛，应该化了不少心血。

　　《序言》云“据中华书局所编全国家谱综合目录所载，现今海内仅剩一部”。此谱的修订成功，幸得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大力的支持，在那里找到了明万历四年（1576）修编的《枫桥骆氏宗谱》，线装刻本有四十二册，可谓洋洋之大观矣。至于家族有些资料，方志中亦有零星记载，但毕竟比较抽象，特别口口相传的轶闻轶事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以讹传误，有些相传的一些事，滑稽到荒诞不经，历史越久，故事人物跟窖藏的酒一样慢慢发酵变神（醇）了，以宾王公生死迷团为例，至今没有一个权威可信的说法，民间故事随心所欲，神乎其神，只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新版附录《骆小虹传说》几乎没有什么可参考的史料价值，八大房头混同乾坤合在一起虽不乏大家族，但每个人不明了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房，我粗略地查看了自己的家人，连子孙的名字都颠三倒四，错乱不堪，校雠考究不谈，潦草马虎实在可以。明景泰·骆象贤在编纂《诸暨县志》曾云“编次之要，不难于论撰，而难于纪实。……事有依据，言有精魄，传世而不误”的精神，子嗣差之远矣。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一定年纪了，大多会反思自己，思考这样的问题，甚至想知道事件的前因后果。记得幼年每逢过年这样的重节，祖父箱箧拿出数张画轴，把祖宗画像挂在堂前靠壁的雕有龙辅首的墙上，点起斤通大红烛，烛光摇曳，香烟袅袅，供上馒首果品，祭列祖列宗。记得画像中间端坐一人，左右两幅有男有女，虽经过祖父训诫，但已记不得说的什么，画中的祖宗穿大紫大红的绣袍，头戴红樱帽，童年不知道清朝的装束，不顾忌讳“不可能长得这样”而受祖父母的詈骂。

　　认识了几个字，不认识认半边，破四旧雷厉风行，家里把世系画像、仅藏的图书、线装家谱，拆了楼堂上的神龛，把供着的祖宗牌位，通通掷进火堆里。随后发现有一只紫檀木做的长匣子幸存留下，四方木盒的抽板上，隽刻着“山水上座宜子孙绍箕裘”十个阴雕字，笔力遒劲，字体娟秀，但不知道其中的含意，后来把它当作了工具箱，不失“古为今用”；后来到外闯世界，收购红木老家生的行商，问母亲有什么老式的东西可卖，行商瞄准这只红木长方抽屉，问“卖不卖的”？母亲问能卖多少钱？行商不屑一顾说“这破箱子10块钱撑足了”，后见一件挂衣服的老衣架，根据现在回忆，老衣架两端龙头翘首，金漆浮雕，凤攀高枝，只是足底部有些瑕疵，10元钱收入囊中，连同缺了一角的澄泥砚一齐都卖给他。除了改造得不三不四的老院子，祖上的东西全部散尽。

　　曾听太和房的清叔公讲：我到义乌梅林骆家祠堂，只要说是枫桥骆家来的，几房头、清字第里，祠堂总管拿出一本记账簿，管你一宿三餐，祠堂有“植本梅林支行松楂，叶亦相亟世德，发源汉代行流唐宋，历代不殊文人”的一副对联。清叔公对骆氏的来龙去脉知道得较多，劳作休息，常听他谈起，当时没有兴趣听这些，更不要说刨根问底了。

　　《骆氏宗谱》“骆氏源于炎帝之后姜姓，炎帝生于姜水，因以为姜。至周，太公望有子名骆谷者，子孙遂以骆为姓……”东汉章帝建初间，骆雍临（字季周）因得罪权贵窦宪，为免遭横祸，携妻儿由陕之骆谷迁（逃避）到乌伤（义乌）。义乌骆姓宗族以雍临公为始迁之祖，至宾王公廿二世，然后又陆续出现分支往外迁徙，廿八世的发公迁居去东阳上况，廿九世的诰公迁居诸暨十三都的渎山，三十世的点公，迁往岭南广东的台山，是台山骆家分支的一族，也就是骆家辉的始祖，南宋靖康元年（1126）文朋公从义乌的梅林，迁徙到陌生的枫桥定居，他就是我们枫桥骆姓的头代太公了。

　　宗谱扉页有骆文朋公的画像，言云“文朋公，字有信，行百十九，系宾王第十六世孙，南宋末携夫人及三子自义乌梅林迁枫桥定居，是枫桥骆氏始祖”。

　　《宋迁诸暨枫桥始祖百十九公传》记文朋公云“自幼沉毅，不妄言笑，廉静自守”。讲到为什么会来枫桥定居？又云“因去绍兴途经枫桥少憇时，目睹枫桥山川盘结，景物鲜妍，泉甘土肥，民醇俗厚”。

　　云“靖康耻”值南宋灭亡，国不将国，民不聊生，最高统治者朝不保夕。问题文朋公当时从义乌出来去绍兴路过枫桥，他在逃难呢，还是游玩？参照当时的时代背景，我想多数是出来逃难的？皇帝东躲尼姑庵，西藏和尚庙，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政府官兵溃散，百姓四下奔命，金兵掳掠追杀，当地诸如金华、义乌一带，周作人在《谈食人》“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野无青草，民生斯时，弱肉强食，斗米至数千钱，盗贼官兵以致居民更互相食”。一枚去颅、剖腹、暴脯的壮丁，不过十五个铜钱，路边像唐西甘蔗的竖着卖。小康王躲进化城寺避难，可想枫桥也不太平。参考文朋公去绍兴“目睹枫桥山川盘结，景物鲜妍，泉甘土肥，民醇俗厚”似乎并不像逃难，见不到乱马兵燹的迹象，这里山青水秀，临时起意打算定居下来。

　　当时的文朋公究竟处于怎样一种情况，究竟为了哪般？哪怕是逃难途中路过也罢，在枫桥他既无恒产、又无恒业、居无定所，完全处于一个陌生的地方，枫桥果然山秀水清，可能让他留连忘返，但哪有你想住，就能住下来的便当么？户籍丁册的管理制度，早在秦汉就设立了，会稽一郡共有多少田地、多少门户人口、缴纳多少官粮，官方记得一清二楚，刘邦官兵要的秦二世的财宝，而张良谋的是全国的户口登记簿。就算民风醇厚，不乏地头蛇、黑社会、官僚、吏狱、门客、劣绅、土豪，肉弱强食，各霸一方，后来者要想在他们中间立脚并占一席之地，这谈何容易！太公是怎样战胜种种困难的，今人已难复原和体会了。这是抱问的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问，文朋公要出来闯天下，难道义乌容不下？还为了子孙出去谋求发展空间？自己先出来打栈站，然后再带家眷安顿下来？为什么他不在梅林的根基好好的生息繁衍？偏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发展？这些只剩主观的一些猜测，根本无法还原当时的况味，如何说也难自圆其说。

　　已知骆氏始祖在中原骆谷、内黄，到义乌梅林的原因由骆雍临公得罪了权贵，没有说从梅林迁徙到枫桥的成因，范不出原始模范，只能归咎于民族的喜于好徙的习性，尤其生产率低下，家无恒产的游民，“灶头打在脚背上”，只要看今天的样子，不必回头去追究始祖的生存状态，不就释疑了吗，今天没有天灾，也没有人祸，有多少人离开了出生地，甚至跑到世界各国，哪怕古老还是今天，生活的法则大约万变不离其宗的。

　　别的不必说远去，反正文朋公已成为我们枫桥骆氏的头代太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