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国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莘莘学子为追求他们的“做官梦”（当然，这也是“中国梦”之于个体而言的一部分）而血拼；为成为那“百里挑一”的新贵中的一员而赤膊上阵！其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外战争史上任何一场战役。

　　“360行，行行出状元”。在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当今中国，这句流传千年的经验之谈，理应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和实践价值。换句话说，就是成为某个领域的“状元”——成功者的可能性提高了。但为何会出现目前这种千军万马挤“公门”、而且热度持续上升，有悖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奇特现象呢？其实不外乎历史与现实两大原因：

　　1.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进程中，特别是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读书人（知识分子）占全民的比例极小，而且在科学技术极其不发达、农耕文明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受儒家“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染，使读书人把出仕当官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于是才有了“范进中举”的历史奇观；于是也便有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繁盛”。存在决定意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文化现象无可厚非。但当“官本位”作为一种主流意识被长期强化，并被深深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骨髓后；其“文化糟粕”的贻害将是巨大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历史原因。

　　2.在这里，我还想引用司马氏的那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趋利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人往高处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人生价值，对于生命个体而言，原没有什么不对。但当“官本位”这种传统文明中的糟粕被人为地强化，官员选拔、任用机制又“与时俱进”地为其提供滋生的土壤时，其对社会肌体的破坏作用就无以复加了：一是价值观念的“复古”。知识分子把出仕作为最重要的选择目标。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大部分社会成员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学而优则仕”，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这与封建社会有区别吗？二是把是否做官、官阶高低当作评判其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在中国社会，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能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的盛行。更不可思议的是，那种人身依附意识及其现象又在人民共和国死灰复燃！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三是当官是当今社会最完美、含金量最高的职业。这主要指的不是其明面上的经济收入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多少；而是其官位的"附加值"无可估量。从一不小心栽了跟头的极少数大小官员贪腐的数额就可以看出，十万百万不算贪，上千万元沾点边，亿万“腐翁”“找”不见。这就是说，只要步入官僚机构这个“圈子”，只要你多少动点心思，仕途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自不必说；经济利益上的“实惠”才更让人垂涎欲滴！贪腐成本之低，恐怕也是让人才扎堆的重要原因吧。这才是最可怕的！然而，就如同一个人持续高烧的结果，是使身体受到严重创伤，乃至丧失生命一样；而当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持续“高热”（如中国的楼市）时，其后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