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字范孙，天津人。他是十九世纪90年代贵州教育界一位勇于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革新家。严修于光绪二十年（1894）任贵州学政，在黔督学三年有余。下车伊始，他就发布《观风告示》，明确宣布自己的督学纲领，提出“读书将致用”的主张，要求生童熟悉经世之学，留意军国富强之策和民物利弊之源，努力成为有用之才。在《劝学示谕》中进一步阐发“学以致用”的宗旨，坚持进“朴雅之士”而退“浮华之士”，要求生童言行一致，德才兼备。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以言行作示范，使黔中“士林蒸蒸向风，见闻一变。”当时贵州科场积弊不少，枪替、烂索、诈骗等不法行为防不胜防。严修到任后，严惩作奸之徒，歪风被杀住，寒士受惠不浅。在视学中，他发现“好学能文之士，所在多有，惟见闻太陋，志趣不广。”可读之书，实在难求。虽然他把自己带来的图书全部放置省城书院，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努力筹建贵州官书局，并捐出自己的廉俸。以致黔中士林流传有他“视学三年，负债八千”的美谈。当时贵州书院，只讲授四书五经及八股制艺之学，对西方学科闻所未闻。严修力倡学兼中西，于是改革学院教学内容，坚持以儒家思想教育学生，学习内容则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并自己兼任数学教师。为让生员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当时正在兴起的维新思潮，他便顶了大量的报刊让学生阅读，使学生感受到时代的新思潮。严修“变通书院”的指导思想，大体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严修视学期间，甄拔了大批英才，是他的又一大功绩。如毛邦伟、刘显治、周恭寿、姚华、钟昌祚等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经过深思熟虑，他冒着风险上了《奏请设经济专科折》。所谓“经济”之才，是指有经邦济世的真才实学之士。此折受到朝中顽固派的极力反对，而维新志士则视之为“戊戌变法先声”，梁启超称之为“变化之原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严修设经济科之议，虽属改良主义，但作为废科举，兴学堂之间的过渡，在教育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

　　严修一生热爱教育，力主“教育救国”，是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爱国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