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伯勇

　　据新华网大连４月７日电，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对他的学生说：“当你４０岁时，没有４０００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此番言论，近日在中国引发民众热议。

　　社会纷纭复杂，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不一样。有些人追求职位高低，以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些人追求金钱多少，以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有些人树立自己的名节，以此赢得社会的尊重；有些人展示自己的才华，以此获得他人的赞赏……这些本身就没有错。一个人的追求，只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没有危害，就没有错。同样，一个人追求财富，只要合理合法，就无可厚非。拥有财富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讲，既是一个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更是一个人对社会付出与贡献的体现。正如董藩说的：“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ＧＤＰ、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避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

　　卡尔﹒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因一辈子著书立说，又被迫过着流亡生活，而穷困不堪。1852年9月8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云：“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女佣）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能否弄到这些，还成问题。”他的穷困，从这就可见一斑。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穷困，以致他的七个孩子中就有四个孩子相继夭折。所以，穷怕了的马克思，为保障自己的女儿劳拉“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在选择自己的女婿时，坚持要未来的女婿拉法格报告“经济状况”，并刨根究底地问他有多少资产。他对拉法格说：“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再结婚了。”一个如此伟大的人、一个平生都在研究“资本论”的人，都尚且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而我们凡夫俗子又何尝不可呢？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资产、资金及财富的多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仍然是第一位的。

　　一个人在追求财富时，只要动机是善良的，只要手段是纯洁的，只要过程是清白的，只要有利于国家和社会，这种追求就是崇高的，追求的结果就应该受到尊重。我们中国人很多都是“两面派”：明明热衷于政治前途，偏偏说自己一无所求；明明在追求卓越，偏偏说自己甘愿平淡；明明在沽名钓誉，偏偏装着置身物外……追求财富也一样，明明在拼命追求财富，偏偏说“钱财如粪土”。试想，如果钱财真的如粪土，那你何必将它存入最安全的银行？那你何必将它装入最里面的腰包？那你何必将它紧紧攥在手心不放？

　　一个人的追求，最终必将转化为物质或者精神。而作为一个高学历的人，如果他在精神方面没有多大建树，那么他在物质方面就不能两手空空。所以，我很赞成董藩的言论：“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如果我们的每个高学历者在临死之时，都没有创造点什么，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就是失败的，同时这样的高学历者也只是徒有虚名罢了，是可怜的，也是可悲的。我们的高学历者应该是社会前进的先驱，应该是社会前进的引擎，应该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如果他们都创造不出什么东西，中华民族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一些网民说，教师不应用挣钱多少来衡量学生是否成功。我认为，挣钱多少虽然不是衡量学生是否成功的唯一尺度，但至少也是衡量学生是否成功的很重要的方面。难道我们要天天坐而论道不成？“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不光是指一个国家，还指一个地区、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任何东西，我们首先必须“拥有”，然后才是“鉴别”；如果没有“拥有”，那岂不是“空谈”？假如我们在什么都没有拥有时，谈一些健全的人格、社会责任、理性精神、科学的价值观等，岂不是很荒诞吗？正如任志强反问的：“激励人们创造财富有什么过错？”

　　中国社会历来就缺少敢于讲真话的人，尤其是位高权重者更是如此。董藩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教授，敢于这样对学生讲话，这需要勇气，需要魄力，需要胆识。韩愈在《师说》里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董藩不枉为人师，他除了“传道”、“解惑”外，始终不忘对学生“授业”，始终没有忘记培养学生的财富意识。除了他，教育战线上，还有几人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