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许多传统手艺都渐渐消失，如木匠，铁匠，裁缝等，乡下已很难找到。

　　以前我老宅隔壁倒有个木匠铺，可几天前回去发现，那座房子已倒塌，门口的路也没有了，木匠也不知所踪，只剩下一片野草枯藤罗织的荒凉景象。

　　那个木匠姓吉，手艺很好，我老家那张八仙桌就是他做的，只是后来自他做了生产队长后，就再也没时间做木匠了。

　　记得原先的队长是街西的黄三，白脸高个，他曾带着村民们整天挖沟修路，直到去世前两天，他还扛着铁锨去秧板田整地,确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要不是那场病没有捱过去，我想他准能干到现在。

　　他之所以临终前执意要吉木匠做队长，据说是看中了吉的大嗓门。

　　在农业社，每个人嗓门都不小，为了干活得力，村民们总会哎呦哎呦地喊上几声，只是那声音刚喊出来就被锄头砸进土里，别人听不见，村干部也听不着。不像吉木匠的喊声，洪亮清脆。

　　有一次几个村民出工迟了，吉在后面大喊一声，他们就被吓软了腿，瘫坐在那里起不得身。

　　只有西场的三麻子不害怕，因为三麻子的哥哥是村支书。他家原本有头驴扣在村头，早晨驴一叫三麻子就会起床出去拉货。许是那头驴后来也比不过吉的大嗓门，自打吉做了队长，就再也没听过驴叫了。

　　吉说话前总会习惯性打理两下嗓子，然后慢慢地说着第一第二，同时再用手指一点一点，像个指挥家。

　　在我的记忆中，乡村干部做报告大多都是这样，常会无由地清理嗓子，说不了几句话就会咳嗽一声以作儆示。

　　吉做队长那会儿正赶上分产到户，每家每户都要添置农具，他供应着全庄上的牛扒木耙，生意一度很红火。

　　老队长病逝前曾向村里建议由吉接替他做队长，村支书也觉得吉的人缘好，加之村民们也都一致同意，因此才让他做了队长。其实村民们倒也不是看重吉有多大工作能力，只觉得他做了队长，往后哪家缺个牛扒木耙时会好办得多。

　　吉原是个孤儿，那年讨饭来到我们的村庄，是光棍吉大秃子收留的他。他能活下来已属不易，现在做了队长更是他一生最为荣耀的事。

　　吉没有多少文化，也学不来钻营，只知道拼命的干，可怎么干他也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干好干坏没有多大的意义，于他流多少汗更是没有关系，因为他看到许多没流汗的人都提拔成村主任了，自已至今还是一直做着队长，这让他很迷茫。

　　记得有一次村领导开会安排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吉在向村民们转达时却没弄懂，他只是一味重复着，我们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要切合实际开展工作，他布置由老街汪四牵头，圩后的瘦爷配合，一定要把上级传达的任务落到实处。

　　会是开完了，却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其实吉也没指望他们能听懂，只要他们知道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名词就行了。

　　吉有自已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只要平时多批评村民，就可以提高自已的威信，尤其是乡领导过来检查时，他总会大声呵斥，声音大到可以晃动整个生产队。村民们也不敢搭腔，只有年轻人会捂着嘴偷偷地笑。

　　那天栽意杨树现场会时，吉发现老街的汪四语调好像高了不少，乡里领导差点就错认他是队长。汪四似乎也把自已当成队长似的，他一嗓子喊来十几个村民搬这搬那。那夜，吉一宿没睡，第二天就跑到村部说了许多关于生产队的发展规划。

　　西场的窑沟是吉领着村民挖的，挖了一年多，挖出来的土足够盖满整个村庄。原先老队长虽说也挖了好几年，可真正疏通还是吉的功劳。这也似乎就是他可供炫耀的政绩，做了一辈子队长到底有些作为。那条沟保证了一千多亩地的水稻，还让我们的村庄成为乡里引以自豪的粮仓。

　　老队长的事在村庄上早已成为经典，什么时候讲出来都感人至深。吉也想留下一些故事供人传颂，为此他常常把自已带着村民挖沟的事宣讲出去，他讲了左一次右一次，从街头讲到街尾，从盛夏讲到隆冬。可不知是何原因，村民们在茶余饭后评说的还是与他无关，终究忘不了老队长。

　　现在，农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只留下一些老人，他们种不来田，也做不了生意，更懒得去麻烦队长。队长也管不了老人们的事。即便逢年过节，年轻人回乡了，也不把队长当回事。说白了，队长在农村已是没有多大权威的人。

　　窑沟既宽又长，遥遥地通向远方，秧板地头却留下了没有挖完的那一截，宽敞的水流一到这里就变得又窄又急，这让吉的心里一直牵肠挂肚。

　　那天他又组织村民去挖沟，不巧的是，过那条沟时老街的汪四不小心跌倒，就这么轻轻的一跌，他就再也没能起来，医生说他是跌断了大腿。

　　汪四出事不久，村里就撤了吉的职务。小道消息把吉被撤的理由归纳为“四最”，挖沟时间最长，让村民干活最多，队里受益最少，让他下去最好。

　　吉的队长干不成了，可他还想着以前的事，窑沟那一段没有疏通怎么办，根套家后的路什么时候再垫些土。可这些活计说起来简单，如果凭他一个人，得干上半年时间。

　　吉迷茫了，村里张三李四去外地打工，老人们都议论好几天，可为啥撤队长这么大的事就这么静悄悄呢?

　　昨日那些老百姓还认识他，向他打招呼。现在他走进村庄时，像个陌生人一样，连路边的狗都不认识他，跟着他一个劲狂吠。他尝试着站起身来，鼓足劲又喊上一嗓子，村庄没动静。再喊!还是没动静。

　　每天太阳依旧从他家的房顶升起，傍晚还在麦田的尽头消逝，吉也还按照原先的方式早出晚归。即便不是队长了，他还得惦念着那没挖完的窑沟，惦念着那条需要修补的道路。

　　他有时候会去老队长的坟前，坐在那里呆呆向田野看，窑沟的水依旧慢慢的流着，庄稼也在惬意的翻着波浪。吉跟老队长有说不完的话，他感激老队长对他的信任，也为自已没有挖完那条窑沟而长吁短叹。

　　时间不长，村里人发现，吉在雇了几个人挖好那条窑沟后，就离家出走了，是打工还是搬迁却没人说得清楚。我直到至今也没见过他，偶尔回乡向别人提起他时，他们也是一带而过。

　　说起吉挖沟的事，我的同龄人约莫还能记得，年轻人多半就不知道了。只有每年栽水稻时，还会有人嘀咕，说啥时候都不能忘了那些挖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