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
(3)
时间已近阴历的新年,我们回乡后,便被派到蔡家坡去挖沙子。那时水利工程很多,渠道需要衬砌,所需的沙子要在塬底下去拉。我们是去在渭河滩上准备好沙子,等汽车来时,再装上车。活儿不累,几个人白天在渭河的河床上找沙窝,再一锹一锹挖起,用铁锨扔上来,弄堆。渭河冬季时水很小,只沿南岸有一股,窄窄的。其余的空地,都能挖出沙来,不过有的地方沙层很薄,只有一小堆,还不够装一汽车。因而要找沙层厚的地方。满河滩都是挖沙子的,各段也都有人管,不能超界,要找一个好沙场还是要下功夫的。年前干了十几天,年后接着干,等沙子拉得差不多了,我们便撤了回来。大队成立了预制场,专门给渠上打预制板,抽调我参加。一共二十几个人,地点在一个涝池岸边。遇到下雨天,就组织在一起排练节目。我没有表演才能,跟着别人跑腿。不几天大队里调我去管广播兼出纳,我二话没说,就走吗上任了。我的两个同学到了学校,做起来民办教师。其余的有在小队做会计,还有仍然;劳动的。
新的工作是每天早上六点整时要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其次就是打扫卫生,时时开着门,接待群众和外调的人,分报纸、开会作记录。有时给下乡的干部派饭,领他们去群众家里就餐。中午放一次广播,晚上再放一次。活不多,但办公室要时时不离人。我之所以喜欢这事,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年上大学都是推荐的,且要经过大队的研究。一般在这里干过的,是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比起劳动的人来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那时,有推荐资格的,必须要劳动满两年,但由于指标太少,仅仅推荐到了七二级,我只好等,等时间和机会。
初次接触社会,我还是非常的幼稚,总把人事看得简单。慢慢的我便看出了领导关系的微妙。书记是退伍军人出身,年轻热情,直率,说一不二,副书记两个,一个不怎么管事。另一个却老奸巨滑,一双老鼠似的眼睛,经常扎吧着,一肚子的坏水,其它的支委也是各拥其主,表面上嘻嘻哈哈,暗地里钩心斗角,公开闹的时候也有。过了不久,书记招工走了,那个副的升为书记。他主政后,先换了一批生产队长,要我去水利工地作施工员,我没有同意,便去问另一位副书记,他说,自己不知道这会事。还说,你扛着,看他能把你怎样。这事最后也不了了之。接着县上来了路线教育工作队,实际上是来调整领导班子。运动中,先从书记着手,查出了作风问题,被就地免职。另一个支委当上了书记。紧接后查出了一个小队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偷盗集体粮食的事,刚刚当了几天的书记与保管员是亲戚关系,在办案中,阻挠抵触,结果也被撤销了职务。
工作队接下来就组建新的领导班子,过去的一个老书记(原来是支委)又当上了书记。这人虽只有初中文化,但长期在基层锻炼了一口表达能力,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远近闻名的才子。原来与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工作吵过一仗,结果被关押了几个月,组织审查他的问题。几个月下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审查的人却佩服了这人的口才。案子在专案组灰溜溜晚上逃走后自然结束,也没有个结果。这时那个党委书记被调到县商业局任局长,原来与老书记关系好的副书记当上了正书记,再次让他当书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位书记与我的关系很好。在工作上,从来没有为难过,有时还把重要的事交给我来办,很是信任。我也调到会计的职位上,原来的大多工作还都是我的。但环境宽松多了,心情也好多了,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大队的前面是商店,经常收些旧书,按斤论价,一斤二三分钱,我在里边淘了许多好书,闲余时间作为精神食粮,来充实我的生活。大队原来有个读书馆,书籍在外的干部和职工捐献给团支部的,平时我管着,有好书就迫不及待的阅读,有的看来几遍。只是那时的书籍的确大少了。
1976年9月9日下午,大队召开支委会,我在广播上通知几遍,就打扫办公室,突然,电台上通知有重要广播,共说了两遍,我们几个人还在猜测,有人说一定是毛主席的病情报告,大家还议论假如毛主席去世中国会怎样,等了一会,哀乐奏起,广播里播出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接下来的几天里,安排布置追悼会的会场,找人去七八里的地方折柏树的树枝,搭起了一个彩门,上面横拉着悼念的横幅,两边是一副对联。追悼会召开的那天,整个会场庄严肃穆,两千多人逐一给主席像鞠躬,书记作了发言。而我在广播旁放哀乐。会议气氛惹得不少人哭了起来。
紧接着就到了十一月,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赶忙找来一些书籍,开始了复习。在报名时,为报大学还是中专犯愁。我寻思几年下来,学的东西忘的差不多了,就报一个中专的名吧。后来参加了考试,不长的时间接到通知,预选上了。要去验身体。当时县上停电,一律到陕棉九厂医院,我们同学考上的一共四个。到了蔡家坡,碰到同班考上的,还有的比我们高一级同乡,检查完后,就回家了。我当时,报考的是“沈阳钢铁学校”、“衡水铁路电气化学校”、“湖南无线电学校”,可惜在漫长的等待中,看到其它的人一个一个上了学,我们四个都没有被录取。因为当时录取是先外省,后本省,我们不知政策,加上自己心较野,一心要到外地去闯闯,自然失去了机会。
政策的变化,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有了认真的思考。我决心要到学校里去,因同村的一个做民办教师的同学考上了宝鸡师范学院,学校缺人,我正好顶替他。同书记去说,人家不同意。说;我的事。要公社党委书记同意才行,因为我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批文已下来。我没有法子。硬着头皮去找。这位书记也很开明,他说找文教专干问问情况,再给我回话,过来一天,他捎来了话,同意我去学校。
1978年3月3日,我拿着被褥,正式到学校报到,开始了我的另一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