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鸣

　　学校设在村子西坡南边的龙王庙下边。说是下边，还是比较高。站在河沟的大路上，往上看须仰视。从学校庙拐的位置看路人得俯瞰，有居高临下的气势，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一条路从文昌阁的石拱券径直通向庙拐。路两旁,一面是依次缓缓向上的石头栏杆；一面是依次缓缓向上靠岸的几棵柏树。那几棵柏树好像就没有认真长过，几十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内敛的不动声色。学校有一个还算是气派的大门，但没有门扇，从我记事起就没有。门没门扇，好处是没了约束来去自由，坏处是，是，其实也没什么坏处。好几十年了，我还没听说因为没有门扇，门里面发生了多么大的安全问题。大门上面有简单的装饰品，写有红色的“人民乐园”的字样。“人民”这个词太泛泛，大概是从人民医院人民饭店人民公社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文学等叫法套过来的。

　　进校门，路把龙王庙和校园分开。西面高高的是庙院，正殿的屋顶起伏别致，檐线和八角立体大气，屋脊上卧着飞龙走兽。东边下十几级石头台阶就是校园——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除东屋是平房外，其余三面是农村常见的石头与土坯建造的二层小楼。小时候，我常常坐在台阶的最上端看着东屋房顶发呆，想一些天马行空乱七八糟的事情。那灰褐色的瓦楞间长有稀稀落落的杂草，随风摇动。到了雨季，就长出肉肉的一拃高的佛甲草来，有翠绿色的，有淡紫色的，十分好看，像现在的盆栽植物。

　　我家离学校很近，站在大门口能听见校园学生们上下课的钟声，“当、当”，空灵而寂寥。六岁时，我会一个人到学校附近玩耍，探头探脑看教室里的学生上课，听从他们口中传来的嗡嗡嗡嗡的读书声。我不知道他们在念些什么，看他们的神情，很是享受这种朗读的愉悦，感染得我也陶醉其中。最令我着迷的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会把三至五年级的学生集中到第一教室（校园的南屋）上音乐课，教唱歌。我会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扒在门缝好奇地往里看。老师唱一句，学生学一句。“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样的歌词和曲调，弄得人内心很是恓惶。直到十几岁的时候，我才懵懵懂懂知道，农民那时候之所以吃糠咽菜生活不如意，原来是地主们作的祟，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读幼儿班的时候，是1971年。教室设在一进校门的土地爷庙内，不大，内里没有窗户，阴沉潮湿，特别晦暗，伴有一股常年挥之不去发霉的味道。高年级的学生吓唬说，那里面有鬼。据说有人见过，是个上了吊的吐着一条红舌头的白媳妇——吊死鬼。一段时间，吓得不敢进教室。直到有一天老师在队前（放学前全校学生按班级列队集合）批评了吓唬我们的那些高年级学生之后，情况才慢慢有了改观。六七岁的孩子能学些什么呢，什么也不用学，凑凑热闹不孤单就行啦。到后来，下雨天或大雪天老师就通知家长不让孩子到学校去了。

　　清晰地记得，我的一年级生活是从一个朗朗春日开始的。早晨母亲给我擦了鼻涕洗了脸，拉着我，把我送到学校。在老师家（老师办公室）报了名，交了钱，领到二本新书，《算术》和《语文》。新书那一股淡淡的无以名状的清香，引诱我不时把书放到鼻子底下深呼吸。它散发出的味道深深地镌刻进我的记忆，这大概就是文人墨客所描述的墨香或书香吧。

　　八九岁的时候，我身体不太好。困扰我的是经常流鼻血，毫无征兆的鼻子就破了，滴滴滴滴总也止不住。有一次，鼻血流得非常多，是黑红的带块状的，一大摊，吓得老师中断讲课，专门处理我的事情。同学端着脸盆到券坡的水槽里舀上水，老师单手抄水往我的额头上拍，啪啪啪啪弄得满脸是水，水从脸上流下来，和着血一起流到洗脸盆，红汪汪的特别吓人。

　　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流鼻涕，擦得袖口上面明晃晃的，大人逗趣，说，能划着火柴。一双小手常常是黑呼呼哩，有人戏谑，说，看那个孩子戴的黑皮手套。明知道人家是笑话自己，从没有觉得脸红羞臊。最令人发愁的是，我两泡尿之间间隔的时间短，课间时常请假小便。老师大概是怕打断讲课节奏或学生思路，总是不痛快准假。没办法只好硬憋着，终于有一次没憋住，一泡热尿淋了一裤裆。自此，老师们才知道我不是故意捣乱，是真的憋不住。就这，还特别好和同学睡，有时自己搬铺盖，有时睡人家的。因为有上面所说的那个毛病，不免尿床，尿了自己的铺盖，好说，尿了别人家的铺盖，好像人家也没嫌弃或给脸色，刚开始还稍稍有些羞耻心，不过三分钟，就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晚上依然几个孩子睡在一起，凑那个热闹。人的记忆真是不大理性，认真想想，那时候，人们吃得穿得都没有现在好，冬天虱子夏天蚊子跳蚤折腾，受得什么罪啊，现在回忆起来，童年的时光真是美好，甚或还觉得略略有些温馨。

　　放了暑假，小学生都得参加集体劳动，体力活干不了，只能拾整整一个月麦穗。孩子们五个一群三个一伙，挎着篮子，里面放着一塑料壶菜汤，一晃一荡，晃晃荡荡在五月如火的骄阳下。麦收结束，校园堆了厚厚一层带秸秆的麦穗。有一年园子里都盛不下，东屋南屋两个教室堆的把桌子也掩没了，俨然一派大丰收的景象，我们在上面跑啊跳啊地狂欢。仔细想想，还没有土地承包到户后我家一年收割得多。麦收结束后，学校会组织全校师生在一起吃一顿大锅饭，吃馍馍或拉面，配南瓜豆角等菜蔬炒得“混”菜。拉面一顿吃几碗，我不记得了，馍馍我能吃五个，外加一大碗汤；这还不算，临走还得悄悄摸摸装上两个，带回家让父母也尝尝。

　　七十年代的农村学校一直上早自习。迟到，老师不让进教室。常常是天上还有星星或月亮就起床，迷迷怔怔去叫和自己相邻的同学，等人家起床，相跟上一同去学校。到学校，校干部吹着哨子，集合列队，围着操场跑；有时也做广播体操，完了，大家一起唱个歌，唱得最多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是公社小社员学习大寨赶大寨，还有跟形势走的赤脚医生向阳花交城的山里有个华政委，记不清了，大概就是这些个意思。唱完歌，东边山顶的轮廓渐渐明朗，天空泛出了鱼肚白，早操随之结束。到教室，老师布置作业，一般是背诵课文。之后，拿着语文书，拥出教室。有在校园里、有在操场上、有在庙拐的、有的跑到大峧地里或土坡上、还有的居然别出心裁爬到柿子树上背诵。哼哼唧唧的早晨，确也背下了不少文章。一段时间，可能是大队交不了电费，上晚自习大家都提着灯笼，晚上放学后，漆黑的夜里，晃晃悠悠的灯火，成了村庄一景。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七月，半夜的一场火灾，把龙王庙南殿付之一炬。半夜醒来，庙院熊熊大火烈焰冲天，大峤崖的断面被火光映得通红。豆峪的男女老少被锣声和喊声惊醒，人们担桶端盆拥挤在狭窄的街道和水井旁，忙着救火。村里长流水的四个水井的水都掏空了，就到麻池挑水。直到上午九点，现场所有明火才被完全扑灭。那时阳高的刘雄文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出的作文题目就是《救火》。火灾的可怕和造成的后果给我的恐惧，至今想来仍然令人惊骇不已。之后，县公安蹲在豆峪好几个月，破案小组的领导姓刘，村里人都叫他老刘，老刘大高个，脸黑黑的，上身雪白的警服，下身深蓝的裤子，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态。好像老刘在老师办公室还挨个叫过我们，询问一些破案线索。他嘱咐我们有甚说甚，不能胡说；老师也帮腔，说，配合公安局破案，是每个人的义务。还说，再救得迟一些，连学校也烧成灰烬了，你们也不用来书坊念书了。

　　一直觉得，那时候，我们虽然年龄小，但做得事情却是大人的事情，和理想有关。譬如，经常参加农业劳动，不要任何报酬（也没人给你）。给生产队积肥；给学校的试验田抬圊；大队建舞台担砖等等。不像现在的独生子，娇生惯养，不知劳动为何。最难忘的是在后凹上边的山上摆字，是联区下的政治任务。在波浪起伏紧挨的山脊阳面用石头摆四个大字：大干快上。那天早晨，我们自恃离后凹最近，结果到达山脚，东庄学校和黄坪学校的学生已经开始劳动了。在直陡陡的山上，在荆棘丛生高低不平的圪针间，大家开始拣石头。东庄摆“大干”二字，豆峪是“快”字，黄坪（西庄、窑上）摆“上”。刚开始，黄坪学校的师生很高兴，像沾了多大便宜似的。因为“上”字简单，劳动量小。不一会儿，从石城方向跑来一个捎话的人，说，公社经过重新研究决定，把“上”字改为“变”字。这一变，一下子把黄坪学校的劳动量变得多了两倍以上；但他们人多，完成任务的时间三个村也差不多。站在潞林公路东庄段往西北看，这几个字精神抖擞，苍劲有力，很是气派。尤其是“大干”二字，竟隐隐透出艺术的味道，“快变”则稍逊一筹。这则标语，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站在浊漳河南岸的克昌村还能隐隐看见。伴着时间的流逝，山上的字也随岁月漫漶，春风秋雨，芳草斜阳，了无踪迹。

　　读小学时，政治活动比较多。除了上面所说的摆字，还有就是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批林批孔，批三上桃峰，斗私批修，批克己复礼，批师道尊严，批中庸之道，评水浒批投降派，批四人帮。为什么批，也不大清楚，老师教批什么，我们就批什么。人们坚信报纸上喇叭里宣传的都是对的，紧跟形势走肯定不会错。教室里，街道的墙上都辟有批判栏，有钢笔字写得好的同学誊写的批判文章。那时候，批判文章里经常出现一句话，叫，“掀起了什么什么革命的新高潮”。这是谁第一个写出这么好的句子，我真是太喜欢了。类似的好句子还有很多，像“在到处莺歌燕舞的春天里，我们迎来了战斗的一年。”、“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云云。老师在讲解时，还特别强调，是新高潮，不是旧低潮。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还有很多让阶级敌人不寒而栗闻风丧胆的句子，感觉特别痛快、解气，至今想来，仍豪迈不已。既然形势如此大好，我们的批判形式也掀起了新的高潮。用钢笔写小楷字批判就显得不大过瘾，改用毛笔字写大字报。刚开始还用白粉连纸写，后来因为家里都比较穷，买不起，就改用旧报纸写。村里小街的廊檐下，街道两面的墙上几乎贴满了我们的杰作。

　　四、五年级，我们还带上干粮到邻村学校开过批林批孔批判大会，一般是老师代表、学生干部、学生代表、学生积极分子发言居多。草稿是提前几天早就拟好的，发言的学生，有的走在半路上还在熟练发言稿，嘴里不停地念念有词。作为听众的我，来回的路上无异于游山玩水；尤其我特别愿意去黄坪开会，那里有我的老姑姑，每次去了她都给我做面条汤喝，韭菜烹得锅，特香。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师生们的发言，像真事儿一样，个个精神十足，显得很有派；发言稿中的那些比较狠的句子，我也十分喜欢。譬如，“让阶级敌人和一切反动派在无产阶级革命人民面前嚎叫吧！发抖吧！”、“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克己复礼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遗臭万年。”、“摧毁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还有绝不答应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话语等等。西庄的张联考和我家还沾点远亲，到黄坪大庙看戏还在他家住过宿。他比我大两三岁，看的书多，知识面广，是黄坪学校的学生干部。他的发言很能打动人，甚至有点激动人心。发言中间，由于低头看稿子，前脑门上的头发会顺势落下来遮蔽眼睛，他会很潇洒地用食指和中指夹住那绺头发捋到头顶；结尾一句，他冷不防猛地把苫住眼睛的那绺头发向后一甩，铿锵有力非常肯定地大声念道，我们一定能把林彪孔老二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基本上就把我镇住了。

　　那时，大一点的学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经常把两手插在裤兜里。用现在的话说，很酷，很牛逼。虽然那时每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宽裕，换洗的衣服也就那么几件；但依然挡不住青年人的爱美之心。譬如说，一段时间，时兴穿一种叫劳动呢做的衣裤。可能是这种布料结实耐磨的缘故吧，几年之中流行开来；尤其是经过反复的浆洗，淡青的颜色褪得发白。长时间的磨损，屁股破了的地方被打上圆圆的补丁，也很好看。那些青年男女，穿着发白的劳动呢衣服，脚着由深绿洗刷为白色的球鞋，两手插兜，昂首挺胸，嘴里哼着“小河的水嗯清幽幽，庄稼啊啊栽满了沟欧欧，解放军嗯嗯……”，现在想起隐隐透出一种时代之美。

　　到我该上初中的年龄，“四人帮”已被粉碎，抓纲治国正在继续，中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豆峪刚好办起了七年制学校。学习用的桌椅都是学生自己拼凑的，老师也全是民办。期间，光教室就换了好几个地方，虎生家院、增德家院、生彪家院，最后又回到庙院。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又复习了一年，才勉勉强强达线。和我一同考上石城中学的还有赵联生、张福梅以及两个都叫保明的同学。离开豆峪学校的时候，老师还同我们坐了一个晚上，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心情，大家的情绪都很落寞；按说考上总比考不上好，该高兴才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高兴不起来，我好像还哽咽落了泪，心里五味杂陈，有对母校的恋恋不舍，更多是对过去岁月的惆怅和对未来深深的迷惘。

　　此后，豆峪学校就成了我永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