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印

　　中国有句俗话：“长兄如父”。日本民歌《北国之春》中也有一句意思类似的著名歌词：“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没有兄弟相依为命的亲身经历，是绝对不会具有这种切肤感受和“孝悌”情怀的。每当听到人们议论起兄弟情缘这个话题时，我自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句意味深长的坊间俚语和那支优美动听的日本民歌，想起我那位情深如父的长兄和发生他与我们家庭那些酸楚而又忧伤的往事……

　　小时候，经常听母亲唠叨说，解放那年（即1949年）冬季，父亲还不到四十岁就因“不治之症”离开了人世。父亲走的时候竟连一张像片也没有留下，因此，我至今连父亲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平生也没有真正享受过父爱的那种感觉和体会。父亲走后，撇下祖父、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那一年，祖父差不多接近“花甲”年纪，母亲年仅26岁，大哥只有5岁，二哥刚过三岁，我还不满八个月。一家祖孙三代，老的老，小的小，生活的窘迫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这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让大哥过早地承担起父亲走后留给我们这个家庭的一切苦难和重负。

　　代父撑家。打我记事起，我们这个家就好像是由大哥一人在支撑的。也许这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缘故罢，大哥虽然只长我四岁，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他始终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不仅是我这个小弟弟的坚强“靠山”，而且还是我们全家人谁也离不开的“顶梁柱”，无论大事小事，里里外外全靠大哥来当家料理。在我看来，大哥无所不能，世上只要男子汉大丈夫们能够办到的事情，我家大哥也一定能够办到。因此，我从小就非常崇拜我的大哥。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同街坊邻居拉家常时说：“我家老三的饭量要比他两个哥哥的饭量大”。我听后将脖子一扬，带着十分骄傲的神气自我炫耀说：“我还很吃咧，我还很吃咧，吃多了，长高了，咱家就没有弟弟了，我也就长成哥哥了……”可见，兄长在我幼年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是多么的崇高！

　　我还依稀记得，那是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老家河南一带闹饥荒，因长期吃不饱肚子而患“浮肿病”乃至饿死人的事屡见不鲜。为了养家糊口和坚持活命，身强力壮的男子汉经常三五成群地结伙到外地去“背粮食”。他们去的时候需要收罗诸如老土布、金银首饰等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沿京广铁路扒上南去的货车，到驻马店附近的明港一带下车，再徒步几个小时的山路，摸到山区老农家，“以物易物”，换些大米、包谷或者黄豆之类的主粮，然后再沿原路返回，将粮食背回新乡老家。我们家本来就穷得“拿着马勺当锣敲——叮叮当当响”，除了母亲纺织的几匹粗布准备作为祖父“百年之后”的“孝布”使用外，就再也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因准备与大哥结伴同行的许云敬老兄曾去背过粮食，他说有一种叫“袁大头”的古钱币（又叫银元或“大洋”）在那里很值钱，一枚“袁大头”能顶一匹老土布换粮食。因为许兄岳父家解放前是个大户，自然不缺这种老古董。我们家一贫如洗，哪有这种值钱的宝物呀？然而，在云敬兄不经意的提醒下，我母亲倒乐了：“还别说，我家还真有几块‘大洋’呢！”说话间，母亲从里间翻箱倒柜取出一个首饰盒，倒在桌子上一数，果然有六块银元。母亲说，外祖父解放前做过小生意，兴许有点儿小积蓄。这六块银元是外祖母临终前悄悄塞给她的“私房钱”，以备危难时急用。母亲从中排出两枚交给大哥，又让大哥带上两卷老土布，跟着云敬兄一块出发了。三天之后的一个深更半夜，大哥累得气喘吁吁，踉踉跄跄地终于跨进了家门，而且还真背回来两斗多黄橙橙的包谷、一挎兜包盈盈的黄豆和一挎兜白生生的大米，合起来足有五六十斤咧，这下可把全家老少乐坏了。别小看这些稀松平常的五谷杂粮，在当时可是我们全家的救命粮呀！为此，母亲逢人就夸：“我家老大真是顶事了，中用了！”可是有谁知道，那一年大哥还是一个不满13岁的孩子呀！说句掏心话，能有这样的兄长在背后作支撑，我家还有什么样的难关闯不过呢？……

　　替父行孝。说到家史，祖父也许是人世间最不幸的人了。少丧爹娘，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人生“三大不幸”都让祖父摊上了。解放前，我们家又没有土地，全靠祖父给大户人家扛长工养家糊口的；解放后，我们家虽然分到了土地，可是祖父的三个儿子又先他相继“远足”，我们娘儿四个只能依靠祖父一人种田来养活。因此，祖父这辈子茹苦含辛，忍辱负重，受了不少罪，没享一点儿福，可对我们母子却情深似海，恩重如山！俗话说“爷亲孙，是正根”。此话不无道理。有我家长兄的孝心陪伴和精心照料，祖父也许又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人。大哥虽非“长房长孙”，但是大哥对祖父的孝顺和赡养却是我们老家三里五村远近闻名的。打我记事起，大哥总是对祖父百依百顺，从不惹他老人家生气。大概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大哥就不许祖父干重体力农活了，为的是让祖父在家“享清福”。及至大哥参加工作之后，更是千方百计地讨祖父欢心。祖父生肖属兔，每逢祖父过生日，大哥总要置办几桌酒席，邀上亲朋好友为祖父祝寿。大哥不仅是个懂得感恩的人，而且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从祖父的“百年后事”考虑，大哥不仅提前很多年就为祖父购置了“寿木”，而且祖父的“寿木”还是一种被称为“水激柳”的木料（一种生长在水边或沼泽地的柳树？不得而知）且尺寸规格很高的“四独货”（棺木上下天地及左右两边的四块木板不用拼接，必须是一整块木料）。“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也许是大哥深受当地传统风俗影响的缘故罢，他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因此，大哥年轻时就把为祖父置办“寿木”当成了自己的一种责任去承担。直到1976年秋季祖父84岁高龄病故时才用上了这副“寿木”，大哥也总算排排场场地将祖父养老送终，替父辈们尽到了孝心，博得了街坊邻居们的高度赞扬。

　　兄如父爱。当今国人中有句很时髦的词语叫“大爱无疆”，经常被人挂嘴上。其实，中国过去就有一句很古老的词语叫“父爱如山”，却被很多人淡忘了。也许这是“大词小用”，我倒觉得将这两个词语用来形容我的大哥以及大哥同我们全家的关系上，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母亲相信命运。自打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年纪轻轻就执意带领我们兄弟三个开始了漫长的守寡生涯，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大哥深知母亲的艰辛，把自己从小到长大成人的全部爱心都献给了慈母。我仿佛记得，大哥参加工作都很多年了，还坚持将每月挣得的工资几乎悉数交给母亲掌管，及至成家立业之后仍然如此。直到后来母亲年纪老了，记忆力衰退了，才主动“退位”，将家庭的“财政大权”移交给了大哥。我猜想，那一定是大哥有意在讨母亲欢心啊！

　　大哥视兄弟为手足，为了我和二哥小弟兄俩，也真可谓操碎了心，尽到了超出兄长的责任和义务。我和二哥的婚姻宴席乃至生儿育女等几乎所有人生大事，都是大哥出钱出力亲手操办的，从来没有让我们作过难。在我们兄弟之间，几乎不分彼此，更没有兄弟分家这种概念。我们老家的住房翻盖了好几遍，也几乎全部是大哥的功劳和贡献。及至他事业有成之后，大哥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趁我现在还能干能挣，我多出点儿，你们少拿点儿，我在老家都给你们盖座房，等到将来我们都退休了，咱都到乡下来安度晚年……”因此，我和二哥虽然都在市里安家，可我们在乡下老家仍然还有一处住房。

　　大哥这一生虽然坎坷，可大哥也风光过。打我记事起，大哥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公社一所农业中学就读，可是不到一年时间，就因这所农中被撤销而辍学了。大哥辍学后先在老家村大队部干了将近两年时间的电工，1964年春季被县里择优选派到公社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刚一结束，大哥就被幸运地转入了国家公职人员，遂后又被派到公社机械厂做企业管理工作，不久就被任命为厂长，一干就是二十年。大哥在机械厂厂长这个岗位上深入实际，作风民主，注重市场调研，坚持技术革新，带领职工艰苦创业，把个乡镇企业办得红红火火。他们开发的“龙门刨”产品曾销往全国许多地区，年实现利税总额曾突破过百万元大关。为此，大哥不仅当过县“先进工作者”，而且还见过省长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哥被调到县乡镇企业局办经济实体。因受到当时郑州房地产界大亨靳野先生的影响和大力支持下，大哥还较早地介入了房地产开发业。因此，大哥被称为当地房地产开发的“先驱者”，也毫不夸张。因为早在20年前，涉足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县里独此一家，全市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20家！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哥在房地产界始终没能站起来。多年之后，靳野先生亲口告诉我，省乡镇企业局的领导相中了大哥的人品和为人，曾动员他到一个处级岗位上去就职，但都被大哥婉言谢绝了。大哥说：“家有老母，两个兄弟都在新乡，个人能力又有限，我还是守家吧……”

　　世事难料，祸不单行。不幸的是，2001年冬季，大哥同我们一道送别了79岁高龄的老母，了却了大哥的又一宗心事。然而，时隔不到一年，即2002年11月13日晚上8点多钟，大哥因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2002年11月29日23时30分，大哥走完了短暂的人生，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58岁。12月2日上午，大哥的遗体在市殡仪馆火化。上至县长书记，下至亲朋好友数百人前去为他送行。吊唁大厅里摆满了鲜花和花圈，灵堂两侧电子屏幕上显示挽联的内容是：“为人处世情义两重，持家立业忠孝兼容，泽被故旧亲朋；高风亮节善行一生，厚德薄财阳报阴功，传承世代子孙”。

　　只要同大哥打过交道的人都夸他：人真好，命真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