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旺

　　 三叔过八十岁的前四天，我正在阔别了两年的老家探亲，他的小女儿和小女婿挽留我，说是等老人过了八十岁再走。叔叔过八十岁，那可是八十年等一回，于我，那也是七百二十天才回去一次的老家。可是还要等两天呢，这总是有很多不便的，于是我只住了两天就告别了家乡，去往我工作生活了二十年的家中。

　　对于三叔的感情，我总有些疙疙瘩瘩，不为别的，就为他这十几年来的自以为是。应该说，他这十几年的生活确实过得很滋润，两个儿子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本科毕业生，他们现在的家产都在七八十万上下，这在我们消费并不高的内地，应该说是早已过上了小康生活。

　　于是，三叔就常常在我面前吹嘘他的儿子如何如何能干，如何如何收入高，他的儿媳妇们如何如何了得。听得多了，我越来越反感他的越老越不知道谦虚的品性，有时甚至当面抢白三叔两句。三叔也不介意，等我下次去老家，他又会故态复萌，吹得比上次还凶呢。我也渐渐适应了他的自我吹嘘的作派，我想：也难怪，一位在解放前吃过很多苦的人，能够有今天的日子，也真的很不容易，面对着大好的生活而不唱几句赞歌也确实很难。

　　想起三叔以前的生活，我深有感触。不要说是解放前吧，就是我记事的时候，他也会在村里弄出一些笑话来。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父亲四兄弟家过年的对联常常是由四叔包下来的，当然贴对联则是各家自己的事。那时三叔的两个儿子都不超过八岁，贴对联只能由没进过学校门的他自己来做，所以三叔家的对联竟然会贴倒了。为这事，有几次过年三叔和三婶大吵大闹，有一次还发展到要动手的地步。自从三叔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堂弟考上了大学的第一年到现在，三叔家每逢过年都是在县城买对联，一直买了二十五年了。

　　人们都说三叔的命大，一辈子竟两次遭遇凶险而又化险为夷。1974年，家乡人民在五百信江的下游修圩堤，下午五点多钟，收工了，三叔挑着一担畚箕到河边去洗脚，打算洗好脚后就直接回到工棚里去住。住在工棚并不说明三叔的条件差，这种工棚在一百多里的圩堤旁随处可见，是政府统一为修圩堤的农民兄弟搭建的，如果做个统计，这一千多个工棚住得下两万多农民。从一千多个工棚可以看出政府修好圩堤的雄心壮志。可是当他刚要把洗好的脚往鞋子里套时，也许一天的强劳动使他全身乏力，身子猛烈地往前倾，一下子掉到了又陡又滑的河里。虽然他长期生活在处处能见到水的鄱阳湖水乡，可是，从小由于生活所困，那一辈人中会游泳的人竟然很少，三叔也不例外。一阵扑打之后，一阵呼救，三叔慢慢体力不支，就在他快要沉下去时候，附近有几个解放军战士从远处跑来，纷纷跳入水中，七手八脚地将三叔给救上来了。当时三叔被救上岸时，几乎不省人事，经过这几个战士的一番很到位的医学动作，三叔奇迹般地生还了。原来，这几个战士是当地驻军军人——————江西省珠湖劳改农场的军人，有一个是总场的医师。三叔呼救时，他们正好出差归来回农场总部，听到三叔的喊声，就做下了这一传为美谈的好事。

　　三叔的另一次遇险也是在水中，１９７６年，三叔眼看两个儿子渐渐都已经上小学了，思谋着以后一人一幢住房，就去往赣闽交界的武夷山买木料。村里买木料的人家共有三十多户，这样一来，这些木料凑在一起就足够组成一排大型木排。三叔和村里另外两个同伴在江河上正放着木排往家里赶，突然遇上超大风浪，木排被打散了，三个放排的人也被掀下水去。好在另两个同伴水性很好，竟然把五十米开外的三叔给救了。

　　１９９５年正月，就在三叔治好青光眼后的第二天，一把大火把三叔做了十五年而又从未住过人的房子给烧了，要是这把火晚烧三天，那又将是另一个局面。因为三叔考虑到两个儿子都已经工作了六、七年了，以后他们不可能再住在农村，所以谈好了以一万八的价格将房子卖给别人，双方正在谈到交割的时候，突发一起大火，三叔准备出卖的房子化为灰烬。

　　自从我的两个堂弟参加了工作，已经六十岁还不会打麻将的三叔用了三天的时间学会了打麻将，从此以后，人们要找三叔只要到打麻将的场面上去，他已经从以前麻将场上的菜鸟一跃而成了麻坛高手。不会打麻将的三叔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打麻将有什么意思？十赌九输，我连看都不愿意看。”而今，在麻将桌边久经考验的三叔又常常会说“今天赢了多少多少”，或“今天输了多少多少”，“不打麻将，这日子怎么过呀？”

　　2000年，三婶因病医治无效，撒手人寰，三叔的日子不如以前好过了。他虽然七十岁了，但人老雄心在，走路一阵风似的。此时此刻，他的两个儿子想：说一千，道一万，不如给爹找老伴。可是，对于儿子们的孝心，三叔却并不领情，他说：“都土埋大半截的人，还找老伴，说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再说你们的娘骂也要把我骂死。”就这样，三叔的婚事就不了了之。

　　我并不是禁欲主义者，三叔的不想再婚，我不好作什么表态，但对于他对已故老伴的尊重，倒确实让我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再说三叔尽管有一些我不喜欢的地方，但他毕竟是我的长辈，我觉得今后对他应该客气一些，也许，我对他客气一些，他就不会有那些小缺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