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旺2011。8。21

　　孙军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所以说老朋友有两个含义，一是我们交往的时间长，而且到现在关系一直较好，二是他比我年长十几岁，自然资格比我老些，经验比我老到些。

　　孙军的老家在上海，六十年代末期，他和许多上海下放知青一样，来到了我们江西。经过十几年的拼搏，他逐渐成为一名正科级的干部，先在江西横峰县政协当秘书长，后来又到科协当了八年多的主席。

　　1992年中秋节后的一天，当时作为县政协秘书长的孙军同志亲临我的办公室，一时间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已经是好几年的正科在职干部，和我们卫生局的局长平级呢，而我不过是个卫生系统普通一员。孙军见我对他又是倒茶又是敬烟，就开玩笑似地说他是慕名而来。我一想我也没有什么名啊。他就提起了我两个月前在上饶地区的一次诗词获的奖情况，我这才恍然大悟。我笑笑说：“原来我们的孙秘书长还是一位伯乐，可惜我不是千里马啊。”孙军说：“是不是千里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全国有全国的千里马，全省有全省的千里马，你充其量是个卫生系统的千里马吧！”说罢他也哈哈大笑起来了。他笑得豪爽开心，我真为有这么一位领路人感到十分高兴甚至荣幸，也为他的乐观和快人快语所感染。

　　身为政协秘书长的孙军同志同时也是县诗词协会的副会长，因为他的社会活动较为频繁，实际上他的工作做得比当时的会长更多，更有力度。1994年，我调入县委党史办，我和他的接触就更多了，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几乎连在一起。我时常就诗词上的问题对他刨根问底，他也乐意提携，有问必答。我们的关系很快十分融洽。

　　在孙军的大力推荐下，我很快成为县诗词协会的理事，1996年，我又成为县诗词协会的秘书长。从当时的全地区来看，三十一岁的县诗词协会秘书长还是没有过的，因为我们这个群众团体里边大多数不光是懂得诗词创作的人，更是一些德高望重者。我绝对没有说我多么能干的意思，因为这个荣誉的得来大部分是孙军同志帮助的结果。在这四年以来，孙军同志对于我的创作花了不少心血，特别是对于我的任职，他是极力举荐的，他甚至力排众议，打破论资排辈的思想。

　　那几年，我们全县的诗词会刊办得红红火火，所刊登的一些诗词深受社会的好评。1999年10月，到了建国五十周年的日子。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孙军同志在协会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上下奔波，为出版建国四十周年诗词专集而大声疾呼，终于筹集了一笔丰厚的出版经费，进而我们那本《岑山清韵》很快和读者见面了。

　　后来，我们又不下十次地出席了全地区各个层次的诗词会议，我们一起探讨问题，一起为县里的诗词增光，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迹象，有的只是逐渐加深的感情。

　　最让我感叹的是，孙军同志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按照他的资历和社会影响，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出任诗词协会会长，可是他竟然几度谦让，长期当他的副会长，这和当今不少人不谋做事专谋做官是有天壤之别的。2002年，江西省委统筹出版一本《上海知青在江西》，通知印发到我们党史办，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他表现得十分兴奋，甚至还说谢谢。结果我们一起努力，完成了对我们县里三位上海知青（包括他自己）的采访和写作小传的任务。由于我们的资料翔实，字数均达到五千字的要求，所以三篇小传全部被《上海知青在江西》编委会采用。一县写三篇，这在全省各县是唯一一个的。

　　孙军同志于2010上半年正式退休，可是由于他的笔杆子强，是个多面手，县里几个单位决定重金返聘他，他最后选择了县委办。有人说，为党做事，他为什么不选择不要返聘金呢？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凡事也得因人而异，对于孙军同志，当年他多少上海老乡返回上海老家，和他同样素质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在各个领域功成名就。所谓的重金也不过是将近两千元的报酬，如果叶落归根的话，这点收入对于他回老家置办房产只能是雪中送炭，更何况他如果回老家，远比早已经回上海的人陌生得多，精神上也会寂寞得多。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孙军同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理解。

　　人只要多一份理解，就会少一些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