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大的边缘人，以他者的目光，可能会发现北大之大中的小，光环之下的阴影。对手眼通天光华四溢的北大说不，应该说要有一点勇气。这对北大人是不能容忍的狂妄，对于朝圣者，也是破坏心中美好圣洁形象的粗暴。就是作为边缘人的我，身在燕园，虽有感于心，但也不忍立刻对她说三到四，只有和她拉开距离，才可能有一点公正客观，无忌言说的自信。

　　其实，对北大之小，还未进燕园就已有所领教。记得报到那天，我与几个同行者几经辗转，终于找到北大接站车。当时心情有所激动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一来怀着朝圣者的虔诚，二来人生地不熟终于到达目的地，可见到的却是接待人员毫无表情的面孔，听到的是陌生而冷冰的话语：“到后面买票去”。这句话对大多数进修访学者无疑是瓢冷水。我们只能惭愧于自己的自作多情，我们是给人添麻烦的多余人，我们是学业的乞讨者，我们甚至都不是给人家带来经济效益的客户，虽然学费价格不菲。按照常规校际交往礼节，访学、进修者自己掏钱买票，而且票价高于公交车（可能是因为送到目的地的缘故），这无论如何是件匪夷所思的事。乘车者一个最基本的感觉是：北大太小气了。所以，尽管在第二天的开学典礼上，校方官员对大家做了不无真诚地名誉施舍：“既到北大来学习，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就是北大人了”，大家心里仍满不是滋味。有人当即在下面说：“一家人坐车还买票？”

　　当然，北大把北大人界定的如此宽泛也有他的好处，譬如当年毛泽东虽然只当了几个月八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馆员，至今在图书馆仍供奉着他老人家年轻时的塑像，而且每一版校史，都要大写一笔。何其芳当年仅为北大旁听生，但北大每次历数家珍时都忘不了他的名字。鲁迅当年仅为北大兼职讲师，但北大人从来以此为骄傲。

　　访学半年左右，北大中文系按惯例，召开了访问学者、进修教师座谈会。系领导、名教授坐了一大排。其实这些人大多数都认识，因为基本都听过他们的课。几个系领导相继谆谆教导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多出成果。并且欢迎大家，对北大教学各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诸如此类的话。

　　本来甲方领导完毕，乙方轮流表示决心，至多再讲几句感谢话等等，一个座谈会就算很成功地开完了。可我认为，对方都是有大乃容“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的薪火传人，教导自然应该虚心接受，建议也应尽己所能，否则何以对得起人家的殷切期待？于是，在我发言中除照例表决心、话感谢之外，还遵嘱谈了自己的感受。即北大各级学生较普遍地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喜欢口若悬河地复述别人的思想，更喜欢把玩新潮名称术语，善于把明白话讲糊涂了，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资料型的人多于思想型的人。其实，这一点许多与会者都有同感，甚至对面的领导们也应有所觉察。譬如两周一次的孑民学术论坛，每当讲演人结束演讲，请大家提问题，令人哭笑不得的场面就时而发生。例如，著名文学史家罗宗强教授，哲学史家蔡钟翔教授，都遇过类似的提问。提问者不是明确提其所问，而是首先自己阐述，这种阐述，往往很长，也很晦涩，往往需要别人为他翻译、解释、归纳（但目前还没设这种同语翻译的学术编制）。等到他顾自阐述完毕，再威风凛凛地以“我的意思是．．．．”一方面，被提问者早已被他漫长的阐释弄糊涂了，至少很难弄清阐述的是什么意思，和提问的究竟是什么关系，另一方面，提问者所谓的“我的意思是．．．．．其实仍然叫你难以把握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往往难以做出有效的回答。有的比较委婉的，就不管对方什么意思，先按照自己的意思讲一下，而有的比较认真的尤其是老先生，就坦言相告，我没听懂你什么意思，要求对方再说一遍。而大多数第二遍说的，与第一遍说的毫无二致，甚至更令人不知所云。我有时甚至怀疑，提问者讲的是不是汉语。如果是，也似乎是用一种不表义语音链将一些新潮术语随意连缀，提问成为“话在说他，而不是他在说话”，成为一种能指无限膨胀的自虐性话语暴力。这种现象虽然他们自己也深有体会，但一旦被他者提出，而且是来自于边缘院校的学术乞讨者，就会使一些有些狭隘的北大人感到自尊受辱。所以，当我表述了如上意思后，竟有几分钟没有人接话。当然教养使他们没有当即反驳。事后我也很懊悔自己的不识相，误把客套当期待。也初次领教了北大不能容忍别人说不。

　　不能容忍别人说不，最集中体现在一次学生演讲比赛会上。由于北大面子大，请了几个文艺界知名人士当评委。其中有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少将作家李存葆，《中国青年》杂志社副部级总编，原北大毕业生，还有几个作家，节目主持人等。比赛结束时，那位总编评点时借题发挥，大讲了自己爱母校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因此而受冷遇的苦楚。听了半天，大意是在他正待扶正，副主编主持工作时，在自己的刊物上发了篇对北大有些微词的文章，为的是促使母校反思，使其更完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与北大不是恋人关系，而是母子关系，作为儿子不能容忍母亲脸上有污痕，相信母校是宽容的，大气的，能够理解他的一片苦心”。想不到竟引起轩然大波，此事上告到最高层，有两位常委过问此事，结果他副部级令推迟一年才下，等等。不了解内情的学生傻乎乎地为他喝彩，鼓掌，表示理解，表示宽容，当这位副部级主编满面春风地走下台时，上台的是学校某领导（照理，他不是评委），这位领导也是位能言善讲的舌辩之士，当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驳斥了那位副部级总编的巧辩：”我十六岁考入北大，发生那件事时我正当校团委书记，我当时对此事极为愤怒，那位作者也承认有失实的地方嘛，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北大人和我一样对北大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们（此刻他加了“们”）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名义诋毁北大，哪怕他是以爱的名义“。此言一出，掷地有声，当即全场肃然，没有任何人做出反应，那些傻乎乎的学生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鼓错了掌，喝错了彩。评委们面面相觑，大有害怕打起来的担心。冷场半天，才宣布另一个评委点评。

　　通过这件事，我才明白了自己在中文系座谈会上触雷的原因。至少相当一部分北大人已不再宽容，不再大气，不再有容纳百川的大海般的胸怀，不再有兼容并包的主体自信。而且，北大的人才危机也是触目惊心的。以中文系为例，领袖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如王力、游国恩、魏建功等早已驾鹤西去，就是久负盛名的学界前排人士如谢冕、陆敛明、储斌杰、袁行霈、孙玉石等在当时都已经或即将退出教职。当时就有人统计，三年后将有三分之二的博导退休。他们之后，谁来支撑北大巨大盛名的网盖？北大的优势何在？靠近亲繁殖，能否创造一个新北大？北大是否还有当年敢于聘怪人辜鸿鸣，没有学历的沈从文的气魄？这不能不令每个关心北大的人担忧。作为有深厚北大情结的北大人，难道对此能无动于衷？仅仅是不容忍说不就能使北大走向辉煌？北大拥有的仅仅是历史？北大，你应该有容乃大。